争夺台湾：1949－1979国共对话秘录

1958年大放农业生产“卫星”的一大后果，是使中共党的领导人相信，中国的粮食问题已经解决，中国的粮食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于是，领导人认为，用不着那么多的耕地来耕种粮食，在制定1959年农业生产计划时出现了重大失误，决定全国减少总播种面积，于是1959年的播种面积比1957年减少了10%，其中粮食播种面积减少13%。一面是播种面积的减少，一面是由于灾害导致1959年单产的减少。这两个减少导致1959年的粮食产量仅3400亿斤，比当时公布的5401亿斤少2000亿斤，跌到1954年3390亿斤的水平。1960年和1961年的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虽有所增加，但我国却遭受了比1959年更严重的自然灾害，导致农作物大面积减产。据1960年12月28日新华社报道，1960年全国有9亿亩农田遭到重灾，甚至一部分农田因灾害严重而没有收成。粮食的极度匮乏，营养的不足，加之劳累过度，全国农村出现了严重人口外逃、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1959年至1961年三年全国共有多少人因饥荒而浮肿自然无法统计，非正常死亡也一直缺少准确的统计数字，据推测，这三年因非正常死亡和出生率的下降而减少的人口数，总共在4000万左右。
  此时内忧重重又添外患，中苏两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严重分歧，由大论战导致公开决裂，印度趁机挑起中印边界争端，终于爆发了中印边界反击战。自金门炮战后一直不敢对大陆轻举妄动而一直念念不忘“复国梦”的蒋介石，误以为“大陆的危机，就是台湾的机运”，瞒着美国政府秘密制订庞大而完备的“反攻计划”，准备铤而走险，妄图与中共决一死战。蒋介石在准备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同时，别出心裁地向大陆发起了所谓“心战”，训示台湾“救总”拟定救济办法，“关怀大陆饥民”，呼吁各国敦促北京开放港口，声称台湾将提供10万吨粮食救济大陆饥民，号召台胞每人节约一元钱救助大陆同胞。台湾当局利用空飘、海飘向大陆放送各类物质……此时的美国肯尼迪政府早就得到台湾当局可能反攻的情报，见到事态愈发严重，有害于因中苏破裂而形成的新的世界政治格局，美国总统肯尼迪亲自出面警告蒋介石：“台湾如对大陆采取行动，无异于自杀”，“台湾如出兵大陆，将违背《台美防御条约》”。蒋介石心虚了，在台湾凤山又一次召开军事会议，以美国不赞同和信守《台美防御条约》作为借口，不得不宣布暂缓军事反攻，改由情报机构派遣特工人员偷袭大陆，妄图以“游击活动”与“渗透工作”建立组织，配合大陆的所谓“抗暴”运动，扰乱社会，颠覆人民政权。虽然大陆发生饥荒是事实，有些人有些怨气也能够使人理解。但决没有蒋介石所说的出现了“反饥饿、反控制、反镇压的大潮大浪”，也没有人民解放军不忠的现象，更没有深受旧中国苦难的大多数中国人热切盼望蒋介石“反攻大陆”的事实。有的只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同心同德，改正前进道路上的错误，战胜困难，建设新中国的雄心壮志与实际行动。蚍蜉撼树谈何易，可笑不自量，到头来落得个被彻底粉碎的下场。1963年11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发表公报，公报指出自1962年10月1日至1963年10月24日共歼灭武装特务24股324人。公报指出从1963年7月29日至10月23日台湾还派出6股武装特务从越南北方登陆，妄图潜入广西山区，被越南民主共和国歼灭。蒋介石的“反攻大陆”的梦想终成泡影！ 
                  
历史留下了遗憾(2)
  如果说那几年，中国大陆是“雪压冬云白絮飞”的话，那么，由于中国共产党人适时采取一系列安邦治国的措施，从1963年起，中国大陆已是“莺歌燕舞”，又一派生机盎然了，令人振奋的喜事接踵而来！
  1964年1月27日，夏尔·戴高乐将军领导的法兰西共和国政府，断绝了同台湾国民党政权的外交关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并且在两国之间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这件事，不仅使台湾国民党政权受到了一次严重的冲击，同时，也在外交领域，引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震动。在此背景下，美国政府宣布对台湾的援助由赠款转为贷款，且数额不断减少；后又通知台湾当局预定1965年停止对台贷款。一旦美国停止对台援助，台湾经济建设的资金又将遭到很大困难。
  紧接着，1964年10月16日14时59分40秒，在中国大陆寂静的罗布泊上空，突然出现了耀眼的闪光。一团巨大的火球腾空而起，冲击波像飓风般地向周围卷去，紧接着便是震耳欲聋的鸣响，犹如串串惊雷，雷鸣声消失后，雪白的浓雾在空中翻卷，浓烟挟着尘柱滚滚上升形成一朵美丽的蘑菇状烟云，在茫茫大漠中冉冉升起。在这一声震撼世界的惊雷中，全中国沸腾了……
  住在大洋彼岸已经把自己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二号人物、前国民党政府的代总统李宗仁先生，对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打破了世界上美、苏两大国的核垄断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他认为不能再像断了线的风筝似的，浮萍浪迹，飘泊西东，毅然决定回归祖国。
  1965年7月12日下午两点钟，瑞士航空公司的一架巨大的道格拉斯客机将从苏黎世起飞，经过日内瓦、雅典、贝鲁特和卡拉奇，一直飞往香港。
  当驾驶舱里，驾驶员已经把飞行帽戴上了头顶；指挥塔上已经发出了准备起飞的信号；地勤人员已经准备撤掉舷梯……从检票口匆匆走来三位中国旅客。这三个，两男一女。两个男人都穿着同一颜色的藏青西服，雪白的衬衣，结着深色的领带。走在前面的稍微矮一点儿的，年龄在七十开外。他高颧骨，宽额头，两只大眼睛闪着兴奋的光采。后面的一位五十多岁，身材修长，浓眉，目光炯炯有神，显得精明而又潇洒。他们两个人，步履矫健而有力。女的五十多岁，脸上的轮廓清俊，虽然眼角上的鱼尾纹已经明显地伸展开来，面色也显得有些苍白，但依然可以看出当年的丰采。她穿着一套银灰色的西装套裙，体态丰盈，步履却有些艰难。
  这三位旅客的惟一送行者，一个身穿咖啡色西服的中国青年，替他们提着沉重的行李。
  青年一直把他们送到一等座舱的舷梯旁。他和三位年长的握手告别的时候，又郑重地嘱咐了一句：“请注意！在日内瓦和贝鲁特两个机场，千万不要走下飞机！”——日内瓦和贝鲁特这两个城市，是世界上著名的特务和情报活动的中心。许多神秘的失踪，意外的“”，残暴的绑架，都曾在这里发生过。
  个子稍高的那位中国人点点头说：“记住了，请放心！”
  青年向着上了舷梯的老人招了招手，大声地说：“一路平安！”
  三位旅客回过头来向青年招手，连声说：“谢谢！谢谢！”
  他们转身刚刚跨进客舱，地勤人员便撤掉了舷梯。道格拉斯客机便带着使大地为之颤栗的吼声，挟风而起，飞上了蓝天……
  这三位旅客，那老者正是李宗仁，女的是他的夫人郭德洁女士；另一位是专程前来迎接他们的前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常委，李宗仁的亲信和智囊人物程思远。
  九年前，程思远抱着豁出去的心情，要亲身试一试中国共产党所宣称的来去自由的许诺到底是真是假，他要亲眼看一看，在共产党掌握政权之后，那片给过他生命，哺育过他成长的多苦多难的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他作为港澳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活动代表团的成员到达北京。不几天，日理万机的周总理特意在金碧辉煌的紫金阁设宴款待他。参加这次宴会的还有程思远先生早就熟悉的李济深、张治中、邵力子、蔡廷锴等爱国民主人士。 
                  
历史留下了遗憾(3)
  大家在宴会桌边落座之后，周恩来总理对程思远说：“今天，你应该多喝点。因为这是解放之后我们第三次同国民党人接触，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第一次，是叶剑英元帅在广州同张公权见面。第二次，是我找龙绳武。龙绳武你熟吧？”
  程思远回道：“龙云的儿子。”
  “对。他后来跑到了台湾，还在广播中骂我们。”周恩来总理把两臂在胸前抱了起来，身子向椅背上一靠，爽朗地笑了起来。他的笑声是感染人的。这笑声中，包含着对事物矛盾着的诸多因素的透彻理解。
  宴会在亲切的气氛中进行。在宴会行将结束的时候，周恩来总理一字一句地对程思远说：“请程思远先生向李宗仁先生和所有在海外的人士转达我们的这样几句话：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我们赞成中国的一句古话：和为贵。大家应该相见以诚，团结对外。欢迎他们回来看看，保证来去自由。”
  几天之后，程思远所到之处都受到热情的欢迎和友好的礼遇，怀着一颗难以平静的心，回到了香港他的那座位于荃湾、面向维多利亚海的海滨。他花了好几个晚上，把他回国的经历、感受和周恩来总理要他转达给李宗仁和海外国民党进步人士的话，写在信纸上。因篇幅太长，分装了几个信封，寄给了远在美国新泽西州盎格鲁林镇的李宗仁……
  李宗仁花六万多美元购置的一处房产，坐落在盎格鲁林镇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