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历史在民间

古代的中国，一名文化人士，一辈子为官的情况是不多的。脱下官袍乃是经常的事。即使买官的人花了大把的银子，通常也只能买到一届而已。即使做官做到老的人，一旦卸却官职，十有七八并不留居京都，而是举家还乡。若他们文化人的本性并没有因做官而彻底改变，仍愿老有所为，通常所做第一件第一等有意义的事，那便是兴教办学。而对仕途丧失志向的人，则更甘于一辈子“坐馆”，或办私塾。所谓中国文化人士传统的“乡土情结”，其实并不意味着对农村的迷恋，而是在离农村较近的地方固守一段也还算有益于他人、有益于国家民族的人生，即授业育人的人生。上下五千年，至少有三千年的历史中，每朝每代，对文化人的这一退路，还是明白地给留着的。到了近代，大清土崩瓦解，民国时乖运戾，军阀割据，战乱不息，强寇逞凶，疆土沦丧——纵然在时局这么恶劣的情况下，中国之文化人士，稍得机遇，也还是要力争在最后的一条退路上孜孜以求地做他们愿做的事情的。
  然而，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们连一心想要做的都做不成了。他们配不配做，政治上的资格成了问题。一方面，从大都市到小城，到古镇，到农村，中国一切地方，空前需要知识和文化的讲授者、传播者；另一方面，许许多多文化人士和知识分子在运动中被无情地打入另册，从大都市发配甚至押遣原籍——亦即他们少年时期曾接受过良好文化启蒙的小城和古镇。更不幸者，被时代如扫垃圾一般扫回到了他们出生的农村。然后是“反右”，再然后是“文革”，文化人士和知识分子魂牵梦绕的故乡，成了他们的人生厄运开始的地方。而农村、古镇、小城、大都市之间，禁律条条，人不得越雷池半步。
  一条由文化人士和知识分子们的自然流动所形成的文化的循环往复的链条，便如此这般地被钳断了。受到文化伤害最深重的是小城和古镇。从前给它们带来文化荣耀感的成囚，一经彻底破坏，在人心里似乎就全没了意义和价值。
  碎玉虽难复原，断链却是可以重新接上的。
  今天，我以我的眼看到，某些以文化气息著称的小城和古镇，正在努力做着织结文化经纬的事情。总有一天，某些当代的文化人士和知识分子，厌倦了大都市的浮躁和喧嚣，也许还会像半个多世纪以前那样退居故里。并且，在故里，尽力以他们的存在氲氤一道道文化的风景。
  是啊，那时，中国的一些小城和古镇，大概又会成为中国文化的摇篮吧？
三、寻找城市最优良的气质
  （一）
  任何一座城市都是它所属于的那一个国家的立体说明书。
  城市建筑和城市规划的背面，书写的是它的文化。
  一座城市也像一个人一样，乃是有气质的。而所谓城市的气质，归根到底是由它的文化成因决定的。正如一个人的气质，肯定与之接受的先天的文化遗传和后天的文化教养关系密切。城市文化作用于城市的各个方面，也必然作用于城市建筑和城市规划；城市建筑和城市规划怎样，是城市人居家有感，凭窗可望，出门面临，终日身在其中的事情。谁都承认环境对人的心理影响和生理影响，于是必须承认，城市建筑和城市规划的优劣，往往也从正面或负面决定着生活在一座城市里的普遍之人们的趋同心性，以及愉悦指数。而后一点，是在城市里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前提。
  既然由城市建筑和城市规划谈到了文化，那么我愿在此坦言我的当代中国文化观。
  中国是世界上文化发展史源远流长的国家之一。而此点，每使我们的某些同胞，对于中国近当代文化状况，持有特别自以为是的心态。
  我们承认我们在经济实力方面仍属于发展中国家，我们承认我们在科技方面显然落后于发达国家，我们承认我们在全民文明素质方面亟待提高……我们常言要缩短这样的差距，要缩短那样的差距，需补上这样的一课，要补上那样的一课；但是，一论及文化，我们又似乎很感到安慰了。
  仿佛我们唯独没有什么差距可言的便是文化，仿佛我们唯独没什么课应该补上的也是文化，仿佛我们在文化方面，决然有理由一如既往地优越着。
  而我以为实际情况不是这样。
  对西方文化史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从十八世纪末起，贯穿整个十九世纪，对二十世纪的方方面面产生重要影响的，史称启蒙文化。启蒙文化所要弘扬的，乃是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既是一种文化思想，进而影响了人类方方面面的社会学思想。因而它是一种进步的思想、文明的思想、有益于人类的思想。没有每一个公民特别觉悟和能动的公民权利意识和实际获得，“以人为本”只不过是一句空话。
  正是在此点上，中国近当代文化分明缺乏了宝贵的一课、基础性质的一课。西方人文主义文化的鼎盛时期，我们还处在晚清没落腐朽的朝代，人文思想是被视为大逆不道的。西方人文主义文化的历史使命已经基本完成的时期，我们刚刚开始人文主义文化的初级的“五四”启蒙。此后中国沦为一个灾难深重的国家，“五四”启蒙近乎夭折。一九四九年以后，所谓社会主义的文化，由当时的政治理念所决定，不可能成为一种包容性的文化，不可能不成为一种排他主义的、抵制性的文化。正如西方诸国，当时对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亦取同样不屑的立场和态度。在中国，一九四九年以后直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的文化，基本上是阶级斗争的文化。到了“文革”时期，连水杯和枕巾上也体现着阶级斗争文化的强烈特征了。“文革”结束，新中国的文化史已然与它的政治史重叠在一起整整二十七年了。中国当代文化，曾经本能地试图进行第二次人文主义的初级启蒙，然而同样是功亏一篑。当四十年左右的时间过去了的时候，中国始终没能较成功地补上人文主义文化的初级的一课。而斯时的西方文化，早已进入了后人文主义时期。而斯时距离人文主义文化的初级时期过去了将近二百年。当中国文化准备抓住机遇实行第二次人文主义文化启蒙时，先是文化的商业时代席卷而至，后是文化的娱乐时代轰然到来……
  诸位，我并不是一个西方文化的盲目的崇拜者。在文化上我并没有过什么崇洋媚外的可鄙行径。我只不过以我的眼看到了中国当代文化的巨大黑洞。我认为应该有人指出它的客观存在，应该有更多的人正视它，应该有更多的人齐心协力，来为我们中国的当代文化补上那宝贵的一课。
  前任文化部部长刘忠德先生，我们曾有非常友好的接触。他是一位我所尊敬的文化部部长。时任文化部部长孙家正先生，曾是我作为影视工作从业者的最高领导，也是我们极为尊敬的人。中国文化部在近二十年内，为中国做了许许多多难能可贵的文化发展工作。但怎样尽快补上人文主义文化的重要一课，不仅是文化部的使命，也当是中国一切文化知识分子的责任。我要进一步指出那宝贵的一课。
  如若不以虔诚之心来热忱地补上，则我们必然总会在政治、经济、科技、商业、教育、文化、全民公德等方面看出先天素养不良的种种缺失。同样，在城市建筑和城市规划两方面，每见急功近利的种种现象，也实不足怪了。一座城市的最优良的气质，乃是人文主义的气质。它衬托在城市建筑和城市规划的背面，也必然体现在建筑和规划之中。
  （二）
  言说中国之一切事情，一切问题，往往无法摆脱一个大前提的困扰，即中国是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国家，是全世界人口第一众多的国家。十九世纪初，全世界的总人口也不过才十六亿多一点点。这么一对比，我们所面临的人口压力，往往会使人不禁倒吸一口凉气，中国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往往被巨大的“分母”除得微乎其微了。
  一九四九年以后直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二十年里，依我的眼看来，中国根本不曾有什么城市建筑、城市规划的总体性业绩可言，而只不过仅仅有过一些个别的、具有时代标志意味的城市建筑物罢了。它们矗立在极少数的大城市里。如北京早年的十大建筑。以我的家乡哈尔滨市为例，上个六十年代初建起了一座“北方大厦”，高八层或十二层，当年它是天津以北地区最高的建筑物。同时还在沿江路建了一座“友谊宫”，它是市里官员接待中央首长和会晤尊贵外宾的场所。以现今的星级标准来评定，当年它们大约勉强够得上“三级”。一个国家的普遍的城市三十年间没有更换过城市建筑，这在欧洲某些国家司空见惯。因为他们的城市里的一幢幢或大或小的建筑物几乎一律是坚固的砖石结构的；而且，他们的人口，往往可以在几十年内保持在一个不飙升的平衡上。但中国不同，从南到北，居民社区基本上是土木结构的。有些是“大跃进”时代的“突击成果”。解放前遗留下来的触目皆是的危旧房，解放后，大部分根本不曾获得任何改造和维修。每一座城市里，砖石结构的建筑物十之七八要么是解放前大官僚、大军阀的豪宅，要么是殖民主义和列强侵略的佐证。细分析起来，我们某些同胞崇洋心理的形成，实在也是情有所原。想想吧，我们土木结构的、经得起百年以上风雨的建筑其实是不多的，而某些殖民主义和列强侵略的佐证性建筑物，却在我们的城市里坚如磐石；想想吧，毛泽东同志解放后仅到过哈尔滨市一次，仅住了一夜，而他的下塌处，却是沙俄时期驻哈铁路官员的俱乐部改成的“中央首长招待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