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历史在民间

哈尔滨市后来建起了“北方大厦”和“友谊宫”，我想与这一心理刺激肯定是分不开的。然而新中国的人口，却已由一九四九年的四点五亿激增到了六十年后的十三亿。城市中三代同室、四代同室甚至同床的现象比比皆是。某些老人们睡觉的地方，往往是厨房里锅台后，比公共浴池里的床塌还狭窄的几条木板拼搭的所谓“床位”。老人半夜掉在地上摔折了胳膊、摔断了腿，被炉盖子烫伤了，煤气中毒身亡了……诸如此类的事我小时候真是听了一起又一起。在许许多多的城市里，到处是比欧洲贫民窟更贫民窟的城市居民区，一片，一片，又一片！每一座城市其实都是一个极为随意的概念，它往往只意味着市中心的一小片区域和周边几条主要的马路。我是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的儿子，我少年时期经常做的一个梦是终于在哪儿偷到了一盆水泥。因为我多么想把自己家的窗台和锅台抹上薄薄一层光滑的水泥啊！可是一直到我三十岁了，已经离开我下乡七年的北大荒了，已经从复旦大学毕业了，已经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两年了——我首次从北京回哈尔滨市探家时，那个梦想都没有实现。那时已经是一九八一年了。后来我写了一篇散文《关于水泥》，以祭我那少年梦。我的父亲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曾是建筑业的群英会代表，他的一项发明就是用西北的某种黏土再掺上煤灰、骨胶粉以替代水泥。在我上小学时，一位老师曾将一块砖带进教室，放在课桌上，兴奋地指着它告诉我们：“看，我们新中国也造出了耐火砖！”而我和我的同学望着那一块砖，像望着一块金砖。一九八五年我又回到哈尔滨一次，那时我少年时的家已沉入地下二尺多了。二十六年来的所谓的家，前接一点儿，后接一点儿，住着三个新婚的三口之家，再加上父母和一个生精神病的哥哥，总计十二口人。因为我回家了，弟弟只能在单位借宿。我们全院一共九户，都是居住情况相差无几的城市人家。整条街都那样，前街后街也那样。全哈尔滨市有八九处少则数万人口多则近十万人口的、居住状况令人潸然泪下的如此这般的居民区！占全市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
  而情况不是这样的中国城市，当年又有几座呢？
  诸位，我想指出的是——中国的城市建筑，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悄然兴起的。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初，无论是国家建筑行为，还是民营企业的建筑行为，除了被列为重点工程重点要求的建筑物，仅就居民而言，标准都是不高的。有的可以说是很低的。但即使那样，住进八十年代的楼房里的城市人家，却又都是多么的备觉幸运啊！以北京为例，前门西大街邻马路的几排楼房，都是八十年代中期的建筑。我们耳熟能详的许多文艺界、文化界先辈，当年都曾在那里住过。所分到的也只不过两室一厅、三室一厅而已。现在看来，它们又是那么的寻常，寻常得没有任何建筑风格或建筑美学可言。
  由最初的建材业兴起，牵拉了最初的建材业的热势，因此造成过最初的行业污染，以及今天看来显然形成城市规划后遗症的不争事实。
  然而作为我个人，却宁肯多一些宽厚的态度，不忍过于苛责。当年那情形用“雪中送炭”来形容毫不夸张。对于在寒冷中渴求温暖的人，只要是炭，不管用什么东西盛装着，那都是他们所感激的东西。
  （三）
  据我所知，民间房地产业之兴起，在长江以北，当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前后的事情。它们中一半左右的前身是民间施工队伍；另一半，大抵是有这样或那样权力背景的人士在操盘。国营单位实行股份制改造以后，也从国营建筑行业分化出一些人士，形成以民间股份资本运营的房地产公司。
  最初，它们只不过活动在大城市的边缘，悄然进行，并不太引起社会关注。动作也都不是很大，对城市规划不构成直接的影响——无论可喜的还是可忧的。
  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它们开始深入城市腹地；而对城市规划形成凶猛影响，则是近几年的事。
  客观地说，这一时期的城市建筑，较之八九十年代，质量有了多方面的提高。城市的容貌，由于民间房地产业加盟建筑而迅速改观，受益匪浅。中国第一批有经济能力购置私人房产的人士，对民间房地产公司的涌现亦多持肯定和欢迎的态度。至二千年前后，民间房地产业便如雨后春笋，遂成为利润回报最为丰厚的民间行业。
  我个人认为，倘论及建筑风格、建筑艺术、建筑美学，仅就商品住宅楼盘而言，既不可要求甚高，亦不可评估太低。要求甚高，其价格将更加使一般城市居民望而生畏；评估太低，将有矫情之嫌。中式风格也罢，欧式风格也罢，二者结合的风格也罢，归根结底，一分钱一分货，风格和艺术是要作价买卖的，当由市场供求关系来调节。依我的眼看来，某些极其高档的商品住宅，不是还不够怎样，而是里里外外已经太过奢华了。在一个发展中国家，在一个贫困人口极多的国家，在一个贫富差距极大并且越来越大的国家，豪宅的不断推出而且当然都是隆重推出，显然具有超现实主义的意味。其品质无论多么人性化，也只不过是极少数人才配享受的人性化，与绝大多数的、一般的人没什么关系。北京的天通苑和回龙观大社区，那里的楼房是没什么建筑风格、艺术和美学的特别处可谈的，离市区远，交通不便，生活配套服务设施很不完善，但是巴望入住那里的楼房的北京人家，目前仍成千上万，而且要经过有关部门的资格审批。不是对富有程度的认定，而是对贫困程度的认定。
  种种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的不良现象、堪忧现象，我的眼当然也看到了那些，我当然也承认那些现象对于城市自身容貌的气质的破坏。
  但是我认为，在设计和规划二者之间，以上现象的责任，当主要归于后者，即主要归于负责城市规划的官员。没有权力的批准，任何房地产商决然不可能在城市的任何地方动土开工。只有权力的批准，没有权力的要求，获得批准的房地产商在设计方面必然乐得自行其是。希望房地产商在考虑商品设计的同时，也将商品设计与整体城市规划的和谐与否一起考虑，我以为这样的一种寄托是过于天真的。房地产商在设计方面，通常只为定位的买方市场考虑。有时他们很为自己的设计得意。事实上，孤立地看待他们的某些设计，也许还确有值得自鸣得意的地方，但摆放在城市规划的全局来看，则可能是不和谐的，甚至可能是破坏和谐的。或者，暂时看来与城市整体规划没有冲突，但在以后却会阻碍城市总体规划朝更美好的方面去拓展。是的，正是这种责任，我认为主要当由有权的官员来承担。
  比如一位对家园极有责任感的成员，当他拥有出售家园土地的权利的时候，他一定会对买方有要求，甚至限制买方只允许盖成什么样式的房舍，不允许盖成什么样式的房舍。他一定不会表示这样的意思——“现在，我家园中的这片土地面积归你了，你想怎么盖就怎么盖吧，我一概不管了！”而且，究竟出售家园的哪一片土地，他一定是三思而后行的。他一定特别珍惜每一平方米的土地。他一定会每每这么想——这一块土地还要留一留，爷爷每天要在那儿锻练身体；那一块也要留一留，可供小儿女在那儿荡秋千；还有另外一块，更要留一留，家园须有一块绿地啊！……
  我们的城市太缺少有如此责任感的、总体的、具有长期考虑的规划者了。即使有，他们的责任感，他们的长期考虑，也往往是一厢情愿。因为事情往往也是这样——批售土地的是一些官员，负责城市规划的是另一些官员。前者是有实权的大官，后者是有虚权的小官。对于一座城市，建设规划局局长又究竟能有多大权力？通常只不过是检查违章建筑和按照指示绘制蓝图而已。
  一座城市，它的总体的、将来的、长远的规划究竟构思在什么人心里呢？它二十年后会是怎样的？五十年后会是怎样的？半个世纪后会是怎样的？——我们的城市，其实缺少如此为它鞠躬尽瘁的人，更缺少这样的固定的实权机构。
  某些城市的大规划、大城市建设举措，即使造福一方，也往往是现任一、二把手们极具个人拍板色彩的公仆行为。于是往往又引出了负面现象——城市建筑方面劳民伤财、好大喜功的政绩工程。
  最后我想说，我们的每一座城市，有必要产生某种固定的，规划水平很高的，由官员、专家、学者以及民众代表组成的规划权力机构。它所拥有的应是至高权力，超越于任何个人权力之上。正如司法部门应超越于任何个人权力之上。它将只对人民负责。为人民大众珍惜城市里的每一块土地。它将替人民大众构思城市总体的、长远的蓝图。那种个人以特权批售城市土地的现象，早就应该被视为非法了。它将更有效地鼓励房地产商加盟城市建设的能动性，同时也更有效地限制他们资本的无孔不入以及见缝插针的牟利行为。
  而我们的城市公民，应提升起这样的一种正当意识——归根结底，城市乃是人民的城市。城市的土地面积是极为有限的。作为特殊资源，是尤其宝贵的。每一个城市公民都有权睁大双眼，监督每一处城市土地的出售情况，要求过程的透明度。并且，每一个城市公民，都有权对自己认为不当的城市土地的出售和使用提出质疑和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