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战

对于全面情况的了解，莫德尔比集团军群内最下级的尉官也多知道不了多少。他的闭塞，是由于有1940年1月13日的“元首一号命令”。这道命令规定，“任何官长不得多知份外的事情。”莫德尔不了解，政治谈判是否已在进行。他十分关心的是西线军队是否能够作战到底，以便保障我东线战友的后方，而这些战友们正在进行殊死斗争，以掩护千百万德国的妇女和儿童逃脱开俄军。
    四月十五日傍晚，上级命令组织起一些不大的战斗群，由经过挑选的军官来指挥，以便向东突围。凡是没有武器和弹药的士兵可以自行逃走。四月十七日，“B”集团军群指挥部下令，老、弱的士兵可自行脱离军队，并要求属下停止抵抗。十八日，莫德尔元帅自杀身死。
    终于，21个师的余部在鲁尔区被俘。美军声称，生俘我官兵31万7千人，其中将军24人，海军上将1人。除了一九四一年九月在基辅附近布琼尼元帅的方面军曾经大批投降以外，这次投降要算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了。
    我很怕被扎在“口袋”里，于是我在一些军官的伴随下一直向东走，我们夜行晓宿，跑了250英里，但与东线军队会合的希望终成泡影。五月三日，我们走到胡克斯特维塞尔时，被美军所俘。
    我不愿回想我一生中这段十分悲惨的遭遇，我所为之斗争和战斗的一切均化为乌有。瞻望前途是阴郁而无望的，但现在我已经认识到，埃尔兹伯格在贡比涅的火车车厢里对福煦说的一段话是真切的：“一个7千万人的国家虽灾难深重，但并没有灭亡。”
第二十三章 回顾
    德军总部的军官被监禁了两年半，但是，铁丝网中的生活并不是完全无聊的。在俘虏营期间，我结识了一些人，象凯特尔在最高统帅部的代表瓦利蒙特将军，财政部长施威林勋爵，粮食供应国务秘书巴克以及重工业部门的代表和海、空军高级军官等。我曾和滑翔机驾驶员安娜・雷西进行了长谈。她曾驾驶“斯图卡”飞机把格雷姆将军送进柏林，当时柏林的大部已被俄军占领，她对希特勒在德国元首府地下室渡过的最后几天作了戏剧性的描述。我还和希特勒的私人医务顾问哈塞巴赫教授进行了谈话，也得知许多关于元首的私人生活情况。我在这些谈话之后，当即把所有的要点都记录了下来。
    我们直到被关在铁丝网里，才听说最高元首的罪行。这种罪行使我们深为震惊，也正是这期间，我听到了关于隆美尔惨死的真相。
    由于我同希特勒身边的人和在军事、工业和经济部门占有重要职位的人多次接触和交谈，我对斗争的全过程有了清晰的了解。我获释以后，又读了一些英、美的资料，使我的认识就更加深刻、更加全面了。
    在监禁期间，总有人提出并反复谈论一个问题，那就是德国失败的原因。许多人的看法是，德国所以失败是由于高层人物的叛变行为，我们为了已经死去的战友和那些浴血奋战到底的人们，应当把这个问题认真加以澄清。我们必须弄清楚，德国是否真有打赢这场战争的可能，叛变行为是否破坏了这种可能性。
    有人在回答这个问题时要把希特勒个人性格的因素考虑进去，因为他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要负主要责任，他在军事方面常常亲自调动一个师、团甚至是一个营。
    无论是把希特勒美化成一贯正确的天才，说他的宏伟计划是被叛变行为给葬送了，或者是把希特勒谴责为罪魁祸首，都是不负责任和粗率的。
    不可否认，希特勒是一个机敏异常的人，有超人的记忆力，而且具有非常的意志力和冷酷无情的性格。他是一个卓越的演说家，他的话对他身边的人能产生一种迷人的影响。在政治和外交方面，他对敌手的弱点有非凡的鉴别力，并善于充分利用对方的疏漏之处。他素来身体健康，喜素食，不抽烟，不喝酒，但是他却常用安眠药和兴奋剂来毁坏他的身体，特别是战争的最后几年更是如此。虽然他的身体越来越坏，他的精神状态一直到死都很机警而活跃。(注：详见《希特勒指挥战争》一书“他的军事会议”部分。)本书不想详述他战前在政治上取得胜利的原因，他的成功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盟国实行了错误的政策。盟国从凡尔赛和约和占领鲁尔区起直到莫名其妙和缺乏远见的慕尼黑，犯了一系列的大错误。重大的政治上的胜利完全冲昏了希特勒的头脑，使他失去了判断力。他不曾想起俾斯麦的格言：“历史告诉人们，谨慎从事会取得更多的成果。”
    1939年，希特勒决定同波兰打仗，因为他认为，这场战争是局部性的。这里低估了英国对波兰的保证，诚然，这件事从来没有被重视。鲍尔・施密特博士曾描述了英国宣战时希特勒的反映：“希特勒目瞪口呆、不知所措，过一会儿他向里宾特洛普问道，‘现在该怎么办呢？’”在宣战以前，同我们唯一的盟国――意大利，没有进行过认真的会谈。施密特博士援引墨索里尼1939年八月二十五日写给希特勒的一封信的内容说，墨索里尼指出，意大利没有作好战争准备，意大利空军只有三个月的燃料。
    战争就这样根据一时的决心爆发了。希特勒被初战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而且他的那些非职业外交家们又对国际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从各方面看，德国无论在陆军、海军和经济方面，远远没有作好全面战争的准备(注：1939年九月三日，海军总司令雷德尔海军上将在备忘录里写道：“今天，对法、英的战争已经爆发。根据元首先前的主张，这场战争不应在1944年以前开始”。(《元首海军会议文件》))。
    虽然德国陆军能够应付1939和1940年的任务，但德国空军的准备情况是不能令人放心的。1939年，德国空军只有供前线作战的飞机，各种飞机都没有储备，甚至各种配件供应也不足。在空军只执行有限任务的时候，这些缺点还不算明显，虽然遭到一些损失，补充也困难，但工厂还可以给补充起来。在对英作战开始以后，德国空军不得不进行两线作战，形势的严重性就突出了。
    1939年末，德国政治地位是稳固的。同意大利结盟，同俄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保障了我们翼侧和后方的安全。然而，英、法很可能要求援于美国。另外，绝大多数国家都已不大愿意听命于希特勒。德国的经济形势也显著恶化。
    1940年末，德国在军事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这对政治前景并没带来什么好处。德、意、日三国条约确实表明具有世界范围联盟的性质，但是我们从两个盟友这里得到的实际援助是很小的。意大利的参战对我们是不幸的。从战略上看，它是牵制了美国；但从经济上看，它却提出许多要求，这是德国所不能满足的。不属于三国条约国的俄国，自从吞并了波兰东部、比萨拉比亚、布科维纳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以来，越来越强盛了，它的势力范围在危险地扩大。1940年7月，希特勒向英国提出的和平建议遭到了拒绝，因为他的诺言和保障，西方国家已不再相信。相反地，英国抵抗到底的决心却由于不列颠战役的胜利和德国入侵的惨败而无限增强。美国的援助已经成了欧战中非常重要的因素，并且这还预示着美国的参战。
    从纯军事观点看，1940年是德国的胜利年。我们占领了丹麦和挪威，这对英国来说，我们是捷足先登，从而使我们的北翼获得充分的保障。而且德国经济上急需的生铁和镍也有了保障，向法国大举进攻又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使我最高统帅部头脑发胀起来。但是，五月二十四日，希特勒却干扰了勃劳希契的命令，使德军装甲部队在敦刻尔克当面停止下来，纵使英军21万5千人，法军12万人得以逃脱。维尔莫特说得很对；“德国的失败是从敦刻尔克开始的”。(注：见《为欧洲而战》第18页。 ]
    入侵英国，先是定了下来，作了准备，又推迟了，再定下来，最后取消了。放弃“海狮”行动的原因是英国海军的绝对优势和不列颠战役的失利。在该战役中，1940年7月10日至10月31日，德国飞机就损失1733架。德国空军再也不能从这次巨大的损失中恢复元气。使人焦虑的是，我们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英国在雷达方面占有技术上的优势。在这方面，我们赶不上他们。1943年潜艇作战的失败，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
    但是，甚至在1940年以后，如果希特勒准备作出一些牺牲，或有真诚的和平愿望，结束战争还是可能的。哪知，希特勒却在拟定“巴巴罗萨”计划，开始准备进攻俄国。如果，当时不进攻俄国，而全力以赴地对付地中海地域，即对付马耳他和非洲，事态的发展会是完全两样的。然而，希特勒征服大陆的观点是与此格格不入的。
    从1941年的政治形势来看，德国的处境是很不利的。当俄国和南斯拉夫签订不利于德国的友好条约以后，事情已经很清楚，德俄友好关系的建立，已无任何基础可言。西班牙拒绝站到德国一边来，向直布罗陀的进攻计划破产了。大西洋公约的公布，表明美英在进行紧密合作。日本和美国参战以后，战争即扩大到了世界范围，一切把战争局限在欧洲的希望都破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