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晚清45年

我曾经作为他的助手帮助进行示范操作。有人曾说，如果美国长老会只派出这三个人——倪维思、考比特和狄考文——那么，说他们工作的价值十倍于在他们身上的投入，决非过誉之辞。  J·B·郝维尔（）牧师来于美国浸礼会，是一个极富人格魅力的人，很早就赢得了中国人的喜爱和信任。当太平天国叛军进攻滕州府时——那时他正生活在那里，城门关闭了，好多士绅被关在了城外。除了郝维尔先生，没有谁能够说服守城的官员打开城门，把他们放进去。  罗伯特·利磊（）先生是苏格兰圣经会的韦廉臣先生的助手。在阿瑟·史密斯（）牧师到来之前，他是在中国的最诙谐有趣的外国人。几年以后，他回到纽约，参与了《世纪大辞典》的编纂工作。路过纽约时，我访问过他在那里的办公室，希望能见上一面。一位爽朗的、满头银发的妇人告诉我说，他已经离开了，去协助完成一本由阿普尔顿（）主编的百科全书。“他在这里时，我们费尽心思想把他转化成一个共和主义者”，她说，“可是他坚持认为，有限的专制更好一些”。他去世于1914年。  6天津惨案  为劳顿先生举行葬礼的那天，在公墓进行的仪式尚未结束，我们都被一声突然的炮响吓了一跳，那是从一艘刚刚到达的轮船上发射的。我们赶紧返回住处，想弄清楚是怎么回事。船长带回了有关天津惨案的可怕消息，法国领事和她的妻子以及二十一名修女惨遭杀戮 。谣言迅速传开，说在每个商埠，都将出现一次排外仇外的浪潮。于是，在烟台的外国人立即组织了一只志愿保安队，我也参加了。连着许多天，我们密切关注着当地中国人的动向，以防止他们进攻我们的驻地。   我的同事去世后，我开始以前所未有的精力和毅力学习中文，以便尽快掌握它。因为，作为浸礼会在中国北方的唯一代表，它的传教事业的所有职责都落在我的肩上了。四顾苍茫，丰富的人生阅历是我唯一的依靠了，而正是凭了它，在未来的岁月里我学会了决定走怎样的路，学会了如何避免各种各样的错误。  7第一个皈依者，1870年  在允许他进入教堂之前，我对第一个在我手里皈依上帝的人进行了考核。我问：“在上帝的眼里，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是罪人”？  那人伤心地回答：“别人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自己是个大大的罪人”。  我的心被震了一下，为回答者的坦白，也为自己所提问题的愚蠢，并意识到那人在精神上是个真正的基督徒。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提这样的问题了。这个人的经历很有趣。多年以后，罗伯斯顿（）先生在黑龙江附近新开了一个基地，属于他所在的长老会。一天，一个男子从附近地区来到教堂，告诉牧师说他是一个基督徒。  “你属于那个教派？”  “浸礼会”  “谁是你的引导者?”  “烟台的李提摩太”，他提的是我的中文名字。  “你在这儿住了多长时间了？”  “十九年”  “你住的村里还有其他基督徒吗？”  “没了。只有我和我的家人是基督徒”  罗伯斯顿先生有点怀疑他的基督徒身份，他认为，像这个人那样，处在不信教的邻居之间，没有牧师也没有旅行传道者去访问他、帮助他，是不可能坚守基督徒的本分的。当地的牧师建议让他做一次祈祷，据此可以很容易地判断他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这人一祈祷，所有对他的怀疑便烟消云散了：他的祈祷是那样娴熟，那样投入，说明他每天在都跟主进行交流。  我很幸运，从当地人中找到了一个非常优秀的助手。他姓程（），是前太平天国的一个文职官员，从劳顿先生那里接受的神学训练。在我早年活动于烟台期间，他在曼彻斯特的克劳斯文纳（）教堂的资助下进行工作。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布朗博士的到来
  1870年十二月，医生传教士布朗博士从爱丁堡来到烟台，参与到了我的工作中来。有这么一个既有能力又有奉献精神的人做同事，我高兴极了。直到现在，我还栩栩如生地记得我们一起经历的一次事件。那还是他刚来不久的时候，我们两人骑马去离烟台港约二十英里的一个内地城市访查。途中停下来小憩时，布朗博士的马带着鞍子和笼头跑开了。我催马疾驰，向它追去。一靠近，我便探出身去，想抓住它的缰绳，一下子失去了平衡，双脚挂在自己的马背上，而两手却抓在了另一匹马的脖子上。两匹马一齐向前飞奔，情况十分危险。幸运的是，一条宽阔的运河挡住了去路，两匹马停下来了，我得以调整好姿势，将那逃逸的马安全地控制住。  9在山东半岛推销福音  因为渴望自己到周围的乡村看一看，这年十二月，在苏格兰国际圣经会的罗伯特·利磊先生陪同下，我进行了一次旅游。我们一路上散发圣经小册子，参观了山东半岛上的各个主要城市和商贸中心，行程大约一百五十英里。回来后，我把这样一个事实摆在了烟台小教堂主持人的面前：在山东半岛，没有人从事传教工作。我建议他们从信徒中选择一人，作为传教士派出去。他们真诚地接受了我的建议，确定了人选，并承诺支持他的工作。他是我们当地教堂派出的第一个传教士。  10满洲之行  1871年，我共出游了五次，其中四次是短途的，只是在烟台附近的地区转悠，但第五次的里程却达六百英里，穿越满洲到了朝鲜。同伴还是罗伯特·利磊先生。那时，外国人对朝鲜知之甚少，只知道任何偷渡的企图都会招致杀身之祸。我们进行的是一次冒险之旅，并且确确实实，在朝鲜差一点没能逃脱对方的追捕。  （1）海上惊魂  我们遭遇的第一次危险是令人惊恐的渡船失事。那时，我们乘坐一艘德国帆船，借着强劲的南风由烟台驶往牛庄——满洲唯一对外开放的港口。第二天清晨，我们突然被一阵剧烈的震动从床铺上掀了下来。船搁浅了，我们发现自己处在一片浅水里，高高的浪头一个接一个打过来，猛烈地撞击着船底。船厅里的大镜子摔在甲板上，成了千百块碎片。船长把航海图放在驾驶台上，哆哆嗦嗦的手里拿着罗盘，说：“去年我损失了她的两条桅杆，现在她要整个地离去了。我们现在在这儿”——他指着海图上河口南边的一个地方。我们猜测，他可能是没能算准风速，被强大的南风吹过了头，导致搁浅在河口外边的浅水里。因而，只要我们抢风向西南方转向，很快就会进入深水区。他照做了，我们安全到达了牛庄，只是船底的铜包板略有损伤。  （2）途中中暑  第二次危险是由于对气候的疏忽造成的。六到八月份是当地的雨季，洪水和泥泞使我们寸步难行。在被迫等了两个礼拜之后，我们终于可以租到愿意冒险去奉天（）的马车了，尽管我们走的是通往这个满洲首府城市的主要道路。最后我们租到了三辆马车，每辆车由两头骡子驾驶。车上除了我们和两个中国仆人坐的地方外，满载着《福音书》和宣传教义的小册子。出发的那一天，我的头疼得厉害。沃森（）博士——在牛庄的六个外国人之一——极力劝我等一天再启程，因为他担心我有点轻度中暑，但是，因为为了等车就耽误了两个礼拜，我坚决主张立即动身。路上，头疼得越来越厉害了，在颠簸起伏的车里坐不住，眼睛也睁不开，太阳的光线照射在上面，感觉像针刺一样。我的朋友利磊先生让我抓着他的胳膊，两人靠在一起，一天时间往前蹭了大约三十里（一里约三分之一英里），天黑时到达牛庄城——牛庄港就是由此得名的。折腾了一天之后，我得头疼得更厉害了，大家决定让我服用一些鸦片酊，以便入睡。我们带着一个小药箱，但不幸得很，药品的使用说明书却忘记带了。到底应服多大剂量，我们凭自己的记忆各执己见。利磊建议我服的剂量大一些，因为当时只有他懂一些医术，这事就交给他了。很快，我就进入了沉沉梦乡；一觉醒来，头一点都不疼了。多年以后，我在翻阅《柳叶刀》杂志时读到，治疗中暑的最好药物是“一剂高效的鸦片酊”。这就是说，我们瞎猫碰着死老鼠，发现了最好的处方。  为避免再度中暑，我把一个枕头绑在了头上，因为它具有很好的隔热功能。这样一路走过去。对欧洲人来说，我的形象算得上稀奇古怪了，然而，中国人对我的“帽子”一点都不在意，却反而把注意力转到了利磊带的头盔上。“看啊，那家火头上戴着一个洗手盆！”他们喊道。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遭遇劫匪
  在满洲里，我们接下来遭遇的危险与乡野间糟糕的治安状况有关。离开奉天后，我们继续向东走。人们告诉我们，满洲里乡野间的劫匪成群结队，横行不法。一个午夜，我们住宿的旅馆的大门被敲得砰砰响，一伙赶马车的人喊着要老板开门，放他们进去。一伙匪徒突袭了在我们前面路上的那家他们所住宿的旅馆，他们吓得赶紧牵着骡子逃了出来，把车和货物扔在那里，任凭劫匪们处置。  第二天，听到这个故事后，我们的中国仆人害怕了，要求返回烟台，然而，看到我们下定决心继续前进后，自尊心又使他们不好意思离开，尽管我们打算给他们提供返程的费用。于是我们决定把钱分开来携带，以便在有人遭到抢劫时，其他人那里还会剩下一些。分钱的过程可不轻松，因为中国的银子是按“锭”流通的，每锭大概有一个拳头那么大，论重量大约是五十中国两或者六十六英国盎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