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晚清45年

我催马走到街中央的一块大石头旁边，从马上跳下来，坐在石头上，手里握着马的缰绳。一会儿，四周就聚了一大群人。  “你打算喂喂你的马吗？”有一个人问我。  “当然！”我回答，“但是，在哪里喂呢？”  “把它交给我吧！让我来照料它好了。”他将马牵进了我曾去预定房间的第一家旅馆。我自己仍然坐在那块大石头上。  在十分钟之内，小镇上所有的人都知道了我的存在，和我的意图——找一个住宿的地方。  没多久，一个系着一条油腻腻的围裙的厨师走向前来，说：“我们老爷听说旅馆怕出事，拒绝你住宿。他有一所空房子，如果你愿意的话，他欢迎你住在那里。”  我跟他去了。到了以后发现，那所空房子住起来比任何一家旅馆都更舒适。我的主人是当地的领袖人物。他的曾祖曾是某个省的最高长官。因为庙会要等到两个礼拜后才开始，他让我这段时间一直住在他家里。他有两个儿子，与我的年龄不相上下。他们正在攻读，准备秀才（一般说来，相当于我们的学士学位）考试。他们都非常有才气，都如饥似渴地想了解外面世界的情况，那些知识是他们从书本里学不到的。附近村里的校长们都来看望我，就外国的文明和宗教，我们进行了多次长谈。从我这方面来说，我也尽可能多地了解了一些关于他们的宗教和文明的知识。在没有访问者“围困”的时候，我自己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学。  在庙会开始前的一两天，我提出去参观一下山上的寺庙。主人的一个儿子陪我前往。那是一座香火非常旺盛的寺庙，由一些和尚主持。我问在庙会期间可不可以向群众发表演讲。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那位年轻人问我打算站在什么地方演讲。我环顾了一下四周，发现在两个院子之间有一座塔，向两边的视野都不错，于是就选中它作为届时向群众布道的讲台。那年轻人告诉和尚在塔旁边放一架梯子，以便到时候我能轻松地爬上去。  庙会那天，我起身向山上走去，看到人山人海，没有一个空闲的地方。各色各样的农产农需品都有人销售。我的身边围了一大群人，他们从不同的方向挤过来，要看看外国人长得什么样子，因为以前从来没有见到过。我简直寸步难行，左冲右突向山上的寺庙移动，最后按时到达了那里。梯子早已准备好了，我登上塔去。处在居高临下的有利位置，对四周发生的一切我都一览无余。整个上午，都在进行一系列的参拜仪式：伴着音乐、彩旗和锣鼓，来于周围各个村庄的代表队轮流进入庙里，在神像面前焚香、鞠躬。乐器有鼓、锣、铙钹等，敲起来无休无止，既杂乱又热闹。到中午时分，最后一个村庄向神明表达了他们的敬意，噪音终于平息了下来。  我抓住这个机会，竭尽所能地向两个院子里的群众发表了一个长长的演讲。听着一个外国人用半生不熟的汉语对他们喋喋不休，他们表现了极大的耐心。看到他们那么专注地听自己演讲，我差一点脱口说出其他传教士曾经说的那句话：“三寸簧舌倾天下”（英文原意：两唇之间吊千人）。然而，考虑到其中好多人的兴趣只是出于好奇，我又禁不住想，他们只是热衷于了解一些关于西方国家和西方宗教的事情。在演讲结束时，有好几个人走到我面前来，邀请我去他们村参观访问。  这是我面向大群听众所做的最有纪念意义的布道尝试。那时我还没有意识到，这还不是最有效的传道方式。我同宋村那位士绅领袖和他的儿子建立的交情一直持续了很多年，他们每一次去烟台都忘不了去看望我。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尝试定居宁海
  来烟台工作之初，我就感到在内地没有占领的情况下，那么多传教士大可不必都挤在这个偏处一角港口城市里。因而，我多次去内地旅行，对农村的情况进行考察，看是不是有开展传教工作的适宜环境。  引起我注意的第一个地方是宁海城 。它离烟台只有二十英里路。我觉得应该租一所房子，在那里住下来进行传教。但注定了我得到的只是失望。我委托租房的人一开始很成功，但一个外国人将要住在那里的消息一传开，麻烦就来了。房东被逮起来，拷问，投进了监狱。身处困境的他给我写了一封信，讲述了他遭遇的麻烦，请求我想法搭救。  我去拜访烟台的英国领事。领事认为，我们必须善始善终。他交给我一封写给宁海行政长官的信。但是，中国政府及其民众对外国人到底是什么态度，那时无论是领事还是我本人都心中无数。带着领事的信作为敲门砖，我到了城里，去拜会当地的长官。他立即穿上官服，以很高的规格接见了我，表现得异乎寻常的友好。这是我第一次会见中国政府的官员。我返回了旅馆，期待这件事情能得到妥善处理。  半个小时之内，那位官员到我住宿的旅馆回访了我。他同我正谈话间，有十多位当地的长者走了进来，对那官员行跪拜礼，请求不要租给外国人任何房子。那位地方官回答说，他没有禁止租房的权力，但租不租房子取决于我。于是他们转向我，跪在地上请求我不要坚持租房子。因为那时我对如何与中国人打交道没有经验，只好说这件事是领事决定的，我没有权力改变领事的决定。因为我的行动没有任何违犯中英合约的有关规定的地方，我要求他们释放房东，并免与惩罚。但这次会见没取得什么成果。  考虑到我拥有对房子的使用权，我便住进去了。那些在烟台取得过与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的中国人，用这样一些歪诗表达他们的愤恨之情：  谁想把自己毁掉  去给洋鬼子抬轿  这首诗，在宁海的大街小巷传唱，将民众的排外情绪煽动成仇视的火焰，而我的行动又招致了更多的羞辱。当我散步时，会有一大群孩子和一些成年的地痞恶棍跟在后面，高喊：“洋鬼子！洋鬼子！”所有形容魔鬼的字眼都加到了我身上。他们向我投掷碎石和土块，晚上则借夜色掩护，溜到我的大门口，在门上涂上各种污秽肮脏之物。我的中国仆人竭力督促我就遭受的恶劣待遇向政府官员提出申诉。然而，即便如此，就像这年我在向浸礼会传教协会提交的工作报告中声明的，我的原则是，除非万不得已，决不诉求政府官员的帮助。  因此，我所做的是，去寻求主的启示，按照他的告诫行动。我的心中出现了这样两个想法：一是，如果确实是上帝召唤我，让我做了一个传教士，他会在同时安排了某些中国人来聆听我传布的福音。看来在宁海没有上帝预备的来接受福音的人。二是——进一步说，我们的主的教言是：“如果在一个地方有人迫害你，就躲开他们，到另一个地方去”。于是我决定离开，感到似乎有人在这样安慰我：上帝已经安排好了另外的地方，那儿的人们会发自内心地倾听我的声音。我离开了这座城市，没有向地方官和士绅长老们说一句告别的话。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拜访一位虔诚的真理追求者
  在我所有访问过的城市中，下一个就是在烟台以南八十英里的莱阳了。在那里我停留了两个礼拜。有一次，在街头布道完之后，我同两个佛教的高僧谈了起来。他们自由地讨论佛教和基督教的优越性。一位姓王的学者跟着我到了旅馆，向我提了两个富有挑战性的问题：“如果一个人被上帝接纳了，什么是他必须做的？”以及：“为什么说基督徒有必要为人类牺牲自己？”  另一位姓刘的男子拥有求道者的美誉，对他的访问使我受益非浅。任何一个有志于传教的人在出来之前，掌握一些我从这位学者那里得到的知识都会大有好处。下面是我当时写的一封信的节录：  我进入了一个长而窄的房间，或者更恰当地说，是一个库房，因为两边都铺着麦秸，中间只留出一条狭窄的过道，过道的尽头摆着一张桌子。刘面向我们坐在那儿，在他的右面墙上，有这所房子唯一的一个窗子。在他的面前有三本书，一本是孔子学派的著作，一本是道家的（《道德经》），第三本是基督教的。我问哪一本书揭示的是真理，他回答说它们揭示的都是真理，每一本书都来于上天的启示。这不是他的即兴随意之论，而是他的坚定信念。我拿起放在他面前的《新约》，提了几个问题，想确定他的理解达到了什么程度。另外一些人走了进来，其中两人对我们的问答表现出了极大兴趣，一个躺到了麦秸上，不时地发表一下自己的论点；另一个在整个谈话过程中，一直像一尊雕像一样静静地站在过道之间。在门口，另外有些人在聊天，说笑话，对外国人的到访漠不关心。在我离开这座城市之前，刘到我那儿去，同我进行了另一次交谈。  尽管我后来再也没有见到这些人，但与他们的会见影响了我的未来，后来发生的事情正说明了这一点。  在莱阳拜访了这位姓刘的先生后，我意识到，发明一些手段将中国的哲学家们从迷信的链锁下解放出来，是很必要的。迷信使他们的心智被阴阳和五行观念禁锢着——他们用阴阳五行模式解释天上地下的所有奇迹。驱除他们的无知的办法之一就是做一些讲座，通过物理和化学实验把关于自然规律的真实的概念灌输给他们。回烟台后，我通过直观演示法给我的中国助手做过这类实验。  16一个非基督徒关于耶稣基督绝妙好辞  1872年春天，我试行了一种新的传教方式，从此以后，这种方法我屡试不爽，因为在同有头脑的中国人建立密切关系方面，它表现出了极大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