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晚清45年

使烟台各教派——英国的和美国的——的传教士协会无比伤心的是，1874年4月，他去了新西兰的丹尼丁（）。在那儿，他既是大学里的教授，也是开业医生，成了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很多年后，在他退休时，市长代表整个城市，向他颁发了一张充满谢意的褒扬状，表彰他在居留三十年间所做出的诸多奉献。  这样，我又一次成了孤家寡人，独自承担着英国浸礼会在中国传教工作的责任。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鬼魅附体
  七十年代早期，在冬天没有从上海驶往烟台的轮船，因为烟台港结冰，无法通航。因为没生意可做，烟台的外国人小社会便成立了一个俱乐部和协会，由此高高兴兴而又不无益处地一起消磨时光。  因为参与了一个文学社，一年冬天，我被要求宣读一篇论文，题目是《中国的鬼魅附体现象》。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很吸引人的题目：传教士和商人、犹太人与非犹太人、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信教者和怀疑论者，都来了，曾来没有这么多外国人聚集在一起。一开始，我的房东做了一个鬼魅附体的演示；接着，我列举了中国存在的一些类似案例。被附体的人完全受制于那邪恶的精灵，会因此彻底变成另外一个人。某个不幸的牺牲者会在某一天突然声称自己姓李，来于很远的地方，并讲述他经历过的事情，而实际上他可能姓张。当他清醒时，他会说自己家在什么地方，他们张家的情况怎么样，声音清晰，语调自然；而被附体时，说话的声音变得完全不一样，讲的都是李的事情。另外一些时候，有一些房子会被鬼怪占据，居住者会因为害怕而离开他们的家。我们就了解到，有一些房子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无人过问，因为人们认为那儿被鬼魅占据了。  这类事情可以作这样的哲学解释：意志薄弱的男人和女人就像微风所摇动的芦苇；关于鬼魅、关于房子闹鬼的任何一个谣传都会支配他们的心志，时时处处控制着他们。当基督徒来到他们面前，告诉他们有一个万能的上帝，在他面前任何魔鬼都不能不慑服，而他的圣灵将前来居住在哪些愿意听从他召唤的人的心中。对他们来说，这是令人欢喜的福音。他们的心志得到滋养，获得了力量，缘此得以抵拒种种公众谣传。这样，脆弱的人变得强大，失去理智的人会恢复正常的心志。  我宣读论文后进行的讨论非常有趣。威廉姆逊博士描述了中国人为病人求处方而扶乩的情形，特别是发生在鲁村庙里的情况。扶乩的用具包括一根绳，拴在一枚铜钱上，下端系一支笔，悬在一个盛着沙子的盘子上面。  考比特先生讲的是有关一所闹鬼的宅子的故事。据说那宅子闹鬼已很多年了，没有人敢租住。最后，他在当地的一个信徒住了进去，结果那想象中的鬼魂挪到了另一家，使那家住户不得安宁。于是他们请求他过去驱鬼。他随身带着《新约圣经》，请他的邻居一起祈祷，求上帝保佑他们免于恶鬼的伤害，于是乎他们的家居重又获得了安宁。接着考比特先生发言的是一个犹太人，他指出，关于鬼魅附体的思想是从波斯传播到巴勒斯坦的。一个从医的人随后站起来，他驳斥了所有关于鬼魅附体的思想，说，鬼魅附体的受害者患的是歇斯底里症，所以应当从生理的角度做出解释。他讲完后，佛格森先生接着发言。福格森先生是福格森联合有限责任公司的首席负责人，原先是耶稣会的神父，是出席当晚讨论会的学问最大的人。尽管已经结婚，罗马天主教的进入内陆的所有主教，都曾受到过他的招待。并且他的虔诚一如既往。他强调说，他相信鬼魅附体的观念，并且有足够的证据来支持他的信仰，正如那位从医的先生为支持自己的观点所做的一样。他列举了许多很有说服力的例子——这些例子已为许多不同的主教所证实——说明，即使一般的基督徒，也有能力使那些遭受鬼魅附体折磨的人恢复正常心志。  我在那天晚上宣读的论文发表在了《天国》上，英国领事克里斯托弗•加登纳（）在一篇很有趣的文章中，从中摘录了大部分；文章被寄回国内的一家报纸，在“中国的鬼魅”栏目上发表。在这个值得回忆的晚上之后，倪文思先生开始在中国的各个地方收集鬼魅附体和驱鬼术的证据，收进了一部包罗宏富的著作《鬼魅附体》中。该书在他去世后出版。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黑羊和白羊
  中国有句格言：“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但人性中一个最不可思议的现象是，一视同仁地对待两个人，却几乎总是导致不同的结果。  在与烟台相邻的登州，有一位霍尔姆斯（）夫人。她是一位美国浸礼会传教士的遗孀，丈夫在六十年代被太平天国叛军所杀。她有一个小儿子，没有送到学校，而是自己教育。出于善良的本性，她想，如果能把两个与儿子一般大小的中国贫儿一起抚养，教给他们同样的知识，那就是做了有益于传教事业的善事。这两个中国男孩分别叫山子（）和杰。他们的英语学得非常棒。当时，懂英文的店员在外国人的商店里非常抢手，一个月可以挣到二十块钱的薪水。而一个洋助理的薪水至少是这个数的四倍。  杰，年龄较小的那个孩子，在他十六岁的时候，一家俄国人在烟台的店提出月薪二十元的条件。霍尔姆斯夫人对此一无所知。对他那贫困的父母而言，这是一笔不少的收入。在他们看来每月五元的收入已是他们的平均水平了。他们强迫自己的儿子接受聘用，于是，有一天，他不辞而别了。  这使霍尔姆斯夫人非常伤心。为了防止另一个孩子离开她，她决定把他送到美国一所学校读书，她儿子正在那儿求学，并且快毕业了。在美国待了几年之后，山子又回到了中国，在罗伯特•赫德先生掌管的海关谋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在他路过烟台时，霍尔姆斯夫人请我把他作为我的客人，好好招待。我发现他非同寻常的聪明，但是，唉！在进入海关的三个月内，他就认定通过领导一场叛乱，他就可以提升自己的地位，可以做皇帝。凭着在海关中的地位，他得以把一批部队和军火运进（）。但阴谋泄漏了，政府悬赏求他的人头。霍尔姆斯夫人的一位牧师朋友帮他逃到了美国。到美国后，把从传教士那儿得到的种种好处——包括救了他的性命——忘得一干二净，他在美国各地旅行，向中国人发表演讲，极力去证明孔子学说对基督教的优越性。  另一方面，杰在天津谋到了一个职位，在贾丹－马西森公司旗下，负责招聘和监管装卸货船的劳工。在困难面前，他是个很有办法的人。同事们遇到难题，经常向他请教。  大约二十年以后，霍尔姆斯夫人因为时运不济而陷于困境。她从医的儿子也很不成气。霍尔姆斯夫人穷困潦倒，身体多病，为了谋生，她不得不到一所学校教书，为此每天都要走一段长长的路。沮丧之中，她写信给杰，把自己的困境告诉了杰。他立即到贾丹－马西森公司在天津的代理人那儿，把霍尔姆斯夫人那封伤心的信的内容告诉了他。“在我的信用账户里，你存入了有一千美元了吧，”末了，他说：“请替我提出来，我要把它寄给霍尔姆斯夫人”。那代理人答应了。过了大约一个礼拜，因为没有收到这笔钱，杰又去找代理人，提醒他兑现他的诺言。代理人说，他并没有忘记这事，只是他担心杰没有意识到，这笔钱是用了好多年的时间才积攒起来的，他推迟了一下，是为了让杰再仔细考虑一下。杰回答说他的主意早就拿定了，“霍尔姆斯夫人为我做的事比我母亲做的还多。如果不是她，我也许就跟我管理下的任何一个苦力一样，每天挣三两百文工钱。把钱提出来吧，不要耽误了，因为想到当我有能力提供帮助时，霍尔姆斯夫人却在经受贫困之苦，我心里就很难受”。听到这个故事后，银行里的一位职员评论说：“这样美好的故事结局，会使听到的人受到教益。我将在我权力范围之内，给他最优惠的汇率”。  1891年，在我从天津去上海时，杰负责把我的物品和家具运送的船上。一队民工来到我的大门口外，悄然而迅速地穿过院子，每个人背后都背着一些东西，就连“一根草都没有留下”。当我们登上客轮后，检查了一下，发现没有任何东西丢失。杰拒绝接受任何服务费。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重访济南府
  我非常希望在天气适合时尽可能早地再回济南去。眼下，正是七、八月间，山东地区进入了雨季。雨下得很大，乡间的大多数地方地势又非常平坦，因而交通非常困难，道路全都成了一片泥泞。在雨季结束以前，各种生意都停顿了。  然而，九月份还不到，我就启程了。雇了一辆很平常的马车，由两头骡子拉着。车上，我放了一个书箱，还有一些中国式的衣物，而在车棚里面，则铺了厚厚的一层被褥——在中国，旅行者不论走到哪里，往往都随身带着这些东西，好像旅馆里不提供这些东西。那时，一辆车一天的租金是三十六文。同我们一起出发的还有大概十到十二辆车，因为路还没有干，会有许多泥坑，有时候需要人们一起努力，把车从泥坑里推出来。每天，我们至少有三次因为马车遇到问题而烦恼。有时眼前的路看上去只是一片积水和泥浆，马车夫们禁不住诱惑，离开主道，从地里绕行——那儿往往地势较高，因而比较干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