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晚清45年

1891年，在他帮助下，我完成了该书的翻译，但一直没有出版发行，直到由铃木大拙翻译的另一个译本面世。这本书的作者Ashvagosha是大乘佛教学派的创立者。大乗佛教是公元1世纪末出现于印度北方的一个新的佛教派别，是作为小乘佛教即原始佛教的反对者兴起的。这个新教派的主要信条有：三世十方有佛无数、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普度众生、对佛的信仰在修证正果中的重要性、建立佛国净土、舍己救人等。  2 洛宜德教授  这部佛教典籍的教义中包涵的那种基督教性质深深地打动了我。发现其中相似之处的不光我一个人。在1907年上海召开的基督教入华百年纪念大会上，一位朋友送我一本关于日本佛教的书。书中，佛陀（佛教的神）被描述为像上帝一样的神明。作者是一位剑桥大学的毕业生，叫亚瑟·洛宜德（），曾经是教会差会的传教士。对佛教相似的兴趣使我们通信不断的朋友。第二年，即1908年，我去东京拜访了他。  一天，他邀请了一些都很有意思的人共进午餐。一名罗马天主教的主教因故未能出席，其他参加者有希腊正教的大主教尼考莱（）、圣公会的主教奥德瑞（）、美国圣公会的主教麦肯（）、美以美会的主教哈利斯（）、驻横滨的英国总领事卡雷·豪尔（）、东京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斯布雷格（）、还有驻横滨英国领事馆的工作人员。大主教尼考莱一来到便坐到挨着我的沙发上，对我说：“八十年代，你到我这里来的时候，我只有一份报纸。现在，我有两份了。”我问他，他的工作对象都是些什么样的人。他非常谦虚地答道：“与我的同事们相比，截然不同。他们在政府官员、领袖和学生中间展开工作，而我实在无知的穷人之间。”然而，我了解到经他一人引导而转变信仰的人，等于另外大多数传教士所转化的人数的总和。午饭过后，洛宜德教授带我们去了他的研究室。在研究室，他请我就我所感兴趣的日本问题提问。我告诉这位朋友，当我发现基督教在远东取得的进展相比之下太过缓慢时，感到非常震惊，很想知道他们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总领事是个实证主义者，他发表高论说，作为外行，他发现了一个使他感到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传教士和商人对日本人的态度极为不同，前者是肯定的，后者则持否定态度。但在他看来，如果传教士们更少一点神学色彩，更切合实际，对社会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他们的影响力会更大、更广泛。斯布雷格博士于是说道，他认为传教士继续留在日本是个错误；他们应当开路，像圣保罗那样，不断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他们离开后，日本人在他们自己人中间传播基督教的真理，基督教在日本就会发展得更快。洛宜德教授的观点是，基督教之所以发展缓慢，从传教士这方面来说，完全缘于他们对当地宗教和教派状况的无知。其他大多数朋友还不准备承认基督教在日本发展缓慢，他们的讲话或多或少都有自我辩解的成份，也不是很有个性。然而，在聚会结束时，奥德瑞主教说，以前参加这样的谈话，他从来没有学到这么多的东西。  过了不几天，应亚洲问题研究会的邀请，我以儒教为题作了一次演讲。结束时，洛宜德教授特意请我向听众呼吁，要大家热心于各种宗教的比较研究。他认为，那会使传教工作更富成效。当时，洛宜德教授正在阅读两本很有意思的佛教书籍：《莠草中的麦子》和《半个日本的信条》。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日本对佛教的引进
  3 日本对佛教的引进  为了更好地理解洛宜德教授有关大乗佛教的另外一些研究工作的重要性，有几条历史材料应当提一提。大乗佛教或者说高级佛教一开始是从朝鲜传入日本的，传入后对日本产生的影响非同寻常。九世纪时，得知佛教是从中国经由朝鲜传入的，日本天皇派遣最澄大师和弘法大师空海出使中国，进一步研究佛教。最澄大师可以看作是日本的路德。使团分乘三条平底帆船，要穿越波涛汹涌的中国海。其中的一只因途中遭遇台风沉没，另外两只也失掉了联系，都担心对方已经遇难。然而，在经过令人难以置信的苦苦挣扎后，两只船上的使者都到达了中国海岸，踏上了前往中国首都的行程。在那儿，他们发现住着不少于三万人的基督徒、佛教徒、婆罗门教徒和伊斯兰教徒的传教士。  随同最澄大师一同出使中国的弘法大师空海听说在杭州附近的天台山有一部佛学圣典，就去了那儿，把这本非同寻常的经书弄到手。它的名字是《莲华经》，人们认为，这本神圣经典的功效要超过所有其它经书。与其它经书不同，它不是从陆路而是由海路传入中国的，或许是从埃及传入的。这条海路的存在一点也不使人感到吃惊。根据布鲁克斯·亚当斯（）在他的著作《新帝国》中的记载，早在基督时代之前三个世纪，中国人就已经开辟了通往波斯湾的航路。而到了十八世纪，从埃及到印度的海路交通十分频繁。  弘法大师将《莲华经》带到日本后，它成了“真言宗”最重要的经典，今天在日本，是流行最广的一部。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远东宗教的发展史并不仅仅是土生土长的当地宗教和教派的壮大，而是一种在整个远东——即使不是整个亚洲——不断衍生的宗教的成长。  4 早期基督教与《莲华经》之间的关联  在《莠草中的麦子》一书中，洛宜德教授充分思考了内涵在“真言宗”中的思想与亚历山大城的诺斯替教派的沉思的相同之处。他们的教义取自《莲华经》。洛宜德教授证明，《莲华经》是一本源于塞西亚（）的古籍的翻译。二至三世纪的“希腊之父”们曾见过原本，二世纪时一位居住在亚历山大城的佛教徒根据翻译写成。在1911年他去世后出版的《半个日本的信条》中，洛宜德教授指出了基督教和大乗佛教之间极为显著的相似性，呼吁基督教的传教者们“对佛教徒要表现出同情和耐心。希望他们……能对佛教徒说：‘我将与你同行，我们将一起走近上帝。你会明白，释迦牟尼自己就是上帝的证人’”。  5 戈登夫人的研究  这个时期，E·A·戈登夫人住在东京。她曾协助阿奇博尔德·利特尔夫人和珀西·邦婷爵士搜集最优秀的英语文学类图书，以应我们豪侠的联盟 所需。戈登夫人把这批藏书带到了东京，献给了当地的统治者。对方非常高兴，专门修造了一座建筑收藏它们。戈登夫人最大的愿望是研究日本的宗教。在她家里，我遇见了真言宗的方丈。他送给我一部日文的《莲华经》。其中包括一个中文的教义概要。读了以后，我为它关于生命、光明和爱的信念以及它与《圣约翰福音》的相似性所震惊。  接下来的夏天，我去了宫崎，又碰到了戈登夫人。在那儿，我开始翻译《莲华经》，戈登夫人在上面做了许多注释。在一次由洛宜德教授召集的午餐会上，我提到见一见当地比较重要的牧师们，了解一下基督教发展缓慢的原因，将会有所收获。戈登夫人因此邀请了大约十二个人。与会者众口一辞，都说原因在于传教士不理解日本人的哲学、宗教和风俗习惯。相应地，就没能赢得那些优秀的日本人——他们本来应该很高兴地欢迎基督教的——的信任，而是与他们越来越疏远。听到这里，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强烈的感到，要使基督教信仰赢得远东，研究当地人的宗教是十分重要的。  戈登夫人全心全意地投身于她对不同的宗教信仰和宗教社团的研究之中，出版了《说话的石头》、《<莲华经>解》等书。第一本书提到了西安的景教碑，指出了日本的宗教习惯和基督教的相似点，认为可能是由最澄和空海大师传入日本的，因为在公元九世纪，他们曾作为使者出使中国。戈登夫人的书由著名的梵文学者高楠顺次朗（Takakusu）译成了日文，并发表在一家佛学杂志上，在日本佛教界引起了很大反响。过去，佛教徒与基督徒一直不遗余力地相互攻击，造成过严重冲突；但戈登夫人以史实为依据的、善意的叙述出现后，佛教徒被基督徒这种公允的态度所感动。他们从西安弄来了景教碑的复制件，把它树立在高野山，那是空海大师的安眠之处——他在那里等待着佛教救世主的到来。他的坟墓很质朴。两排高耸云天的柳杉树形成了一条趋向坟墓的长长通道。通道两边埋葬着成千上万有名望的和虔诚向佛的日本人。他们埋葬在那里，期望当空海大师复活时，能跟着一起醒来。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访问高野山
  6 访问高野山  在访问高野山时，人们都知道我翻译了两本佛教经典——《大乘起信录》和《莲华经奥义》。佛学院的院长和教员拜访了我，请我在我打算停留的四天里，每天为学生们做一个讲座。  我选择的演讲题目是：  ⑴世界各国的宗教；  ⑵世界上的文明；  ⑶当今世界物质主义的增长；  ⑷佛教徒和基督徒在复兴世界精神宗教中的义务。  讲座做完后，学校师生一致决议向我表示感谢。离开高野山之前，我拜访了那位大方丈，问他在真正的宗教的复兴中，是否愿意合作；他非常高兴、非常诚恳地给予了肯定的答复。原因有两个：第一，佛教追求的是精神上的解脱而不是物质上的快乐；第二，日本人信奉的大乘佛教不仅追求个人的超度，而且主张普渡众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