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晚清45年

离开高野山时，佛学院的院长把我送出了好远。他请我给他寄一套《圣经》，放在图书馆里，供学生们n使用。回到上海后，我便给他寄去了一套。  这种新出现的对佛教的友好倾向并不是单方面的。那所佛学院里的一个学生，此前曾翻译并出版了托尔斯泰（）写的一些寓言；几年以后，一个姓岩下的僧侣发现了两种宗教之间的相同性，就这个问题为京都的佛教徒做了一个系列讲座。一开始，当僧侣们发现他对基督教有好感时，对他充满敌意，但逐渐的，他们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每次讲座听众的人数都在增加。后来，为了获取更多关于基督教的知识，他到了上海，在我这儿学习了两个月。  7 基督教和佛教之仪式的相似之处  日本的第一座大乘佛教寺庙建于古都奈良附近的×××。走进其中的一座庙宇，人们会感到困惑而震惊：其中的画像简直就是《启示录》描述的“禽兽围绕着宝座”这一场景的生动体现；在另一座庙宇里，佛陀作为最伟大的医生现身，为群众治疗一切疾病；还有一座庙里的释迦牟尼被十二位全身武装的将军（他的徒弟）护卫着——像耶稣的十二门徒一样，他们都有名有姓，他站在琉璃海中间，太阳和月亮栖止在他的身上；庙里的和尚们在举行仪式时，也在空中划十字符号。  宫崎地处下关和神户之中途，是日本最神圣的海岛。岛上有一座寺庙，据说是著名的改革者最澄大师建立的。  从中国回来后，最澄大师致力于把日本的各种宗教统一起来，并且引进在他看来他在中国所发现的最好的宗教。在宫崎，有一座小山，山顶上的寺庙里有一处圣火，是由最澄点燃的，持续燃烧到了现在。山脚下有一个洗礼的地方。获得允许后，我也进去了。他们给我看了一袭非常漂亮的丝织袈裟，是和尚在举行洗礼仪式时穿的，那种仪式在日本佛教界一直保留着。当我向一个和尚介绍西方的洗礼风俗时，他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在另一个很大的寺庙里，僧侣们正在诵经。他们的那种礼拜习惯和形式给我留下了强烈印象，使我想起了罗马天主教的弥撒。在大殿里，我见到一家人——父亲、母亲、儿子和女儿——恭恭敬敬地跪倒在靠近门的地方。一个和尚走向他们，手里托着一个盘子，里边有一些小饼干和酒。他们吃掉饼干，把酒也喝了，然后那和尚回到祭台边的座位上。在过节的时候，这种仪式——可以称之为日本神道教的弥撒或者圣餐，要持续一整天。看了他们各种各样的仪式之后，人们不可避免地会联想到基督教教堂里举行的仪典，因为尽管外在的形式不一样，灌注其中的精神看起来却是相同的。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参观朝鲜的佛寺
  8 参观朝鲜的佛寺  鉴于大乗佛教是从朝鲜传入日本的，1913年，我专门去了趟南朝鲜，特意对那儿的几个佛寺进行了研究。朝鲜最大、最古老的佛寺是南朝鲜的Tsudoji寺，离釜山不远。寺里的墙上，“灵魂之舟”被描绘的异常清楚；观音和释迦牟尼占据了显要的位置，而“神圣的三位一体” 被画在一个花瓶上。  但朝鲜最值得一提的地方是一座依山洞修建的寺庙。它座落在新罗王国的故都以东相距只有半天行程的地方。他是在一位渡海来到朝鲜的黑和尚的请求下修建的。是他教会了朝鲜人使用棒香礼佛。  相传朝鲜国王的女儿患病了，没有谁能治好。黑和尚声称他能治病。国王庄严地承诺，倘若和尚治好他女儿的病，他将修建一座寺庙，塑造一尊佛像，一尊菩萨像，以示对和尚所信奉的宗教的敬意。公主被治好了。国王派人去中国，请来了最好的艺术家。艺术家们对他们的工作投入了全副身心，经过多年的勤奋劳作才得以完工。直到今天，凡看过他们留下的作品的人，无不体会到一种审美的愉悦。这座山洞寺院是远东地区几座无与伦比的佛寺之一，因为其中有一尊瑰玮壮丽的中央大佛像。来于芝加哥的一位建筑学家认为，卡玛库拉那闻名遐迩的杰作就是由此模仿的。  9 令人震惊的神道教仪式  不仅佛教与基督教有如此之多的相似之处，日本的神道教也是如此。倘若由于某种原因，日本的皇室灭绝了，还有一个被看作同样神圣、同样源于天神的族系，它的首脑人物是神道教的大祭主，住在日本西部的伊斯摩。除了属于天皇的神社外——人们认为那是最神圣的，伊斯摩的神社在帝国中拥有最高地位。  1908年夏天，我参观了伊斯摩的神道教寺庙。由于我完全是个陌生人，而大祭主的地位又是如此崇高，当他答应接见我时，我感到非常高兴。他安排了一位宫司带着我的朋友（也是外国人）和我在神社里转了转。在一间房子里，保存了一个复制的木钻，那是古时侯用来钻木取火的。同一房间里还有一见珍宝，是一个身佩长剑的古代天神的画像，据说首席大祭主的族系即源于这位天神。参观完神社不久，我阅读了莱夫卡狄欧·海耶林（）对伊斯摩神社的描述。他是拜访这一系的首席大祭主的第一个外国人，就在几年之前。  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在举行礼拜仪式时拍手的古老犹太习俗在神道教中随处可见。在一年的某个季节里，会有七八万的进香者来朝拜神社。据那些参加过如此规模巨大的朝会的人说，众人一起拍手的声音就像瀑布轰鸣。在参加拍手礼时，大祭主穿着纯白的法衣。一般来说，神社建在一个两进院落的三排建筑里，中间的门用草帘或布帘隔开。在耶路撒冷的神庙里，也仍然保留着这种帘子。在每一个院子里，都有一个石制或青铜的水槽，也有的是一个漂亮的黄铜盆，在进神社之前朝拜者要先在这里把手洗了。“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那些双手和心灵都洁净无垢的人。”（《旧约·诗篇·第24章》）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出使天国
  10出使天国  在我翻译中国的文学名著《西游记》时，我清楚地意识到这本书具有深奥的基督教哲学基础。1913年，我以《出使天国》为名出版了此书。这次远征的领队――师父，是一个耶稣基督式的人物，一个救苦救难者，是他的远征团队中每个成员转变的关键。经他点化，一只骄傲自负而多才多艺的猴子转变为忏悔者，聪明才智得以充分发挥；一头低级趣味而又自私自利的猪变得高度渴望奉献自我；一个自负的水怪变得谦卑；一只愚蠢的龙也变成有用之才。每个成员都把他们的生命服务于众生的超度，最后被接纳于佛国，获得佛祖赐予的不朽荣耀。我一点都不怀疑，他们所做的与追求传福音于中国的基督徒所从事的是同一种工作。但要让所有读者都理解其中的教义，还需要时间。  11 伊藤公爵对宗教的态度      谈到这个题目，我想，介绍一下两位著名的日本高官的宗教态度，读者是会感兴趣的。  1908年1月，我与伊藤公爵进行了一次会谈，谈的是我拟定的十个强国建立联盟的计划方案。经过一个小时的亲切讨论，我起身准备告辞。这时他对我说：“也许你愿意到另外一间房子里看看”。随即，他打开了一扇门。里边是一个很大的房间，但除了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外，什么也没有。  “日本的宪法就是在这间房子里起草的”，他说，“天皇成立了一个以我为首席大臣的内阁。我们每半个月在这儿聚会一次，设计宪法框架。天皇自始至终参加了所有会议，不过他不是和我们坐在一起，而是坐在连在一起的另一间房子里——在那儿可以清楚地听到我们所说的每一个字”。  “那可不是一件轻松的差事”，我说道，“最棘手的问题是什么？”  “也许，最困难的，是在我们讨论宗教自由这一条款的时候”，他回答。  于是，他告诉我是如何取得一开始反对这一条款的内阁成员的赞同的。在处理这一难题的过程中，他表现出了无懈可击的完美技巧。当他把这一条款的第一稿草案读给大家听时，其中一个成员的脸色变得“像墨水一样黑”，并声称，他永远不会赞同给予宗教信仰以自由。另一位内阁成员对他表示支持。  看到那两个人下定决心持反对意见，伊藤公爵宣布当天不再进行讨论，但他将把主张加入这一条款的理由告诉他们，以便他们在下一次开会之前有充裕的思考时间。宗教自由问题已经困扰了他多年。在参加维也纳会议时，他同某位博士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讨，使他顿感柳暗花明。认识到，一个民族，如果反对宗教自由，势必导致不同宗教之间的持久论争，久而久之，必然发展成政治上的冲突，甚至引起内战；而一旦一个民族的势力因为内战而遭到削弱，强势国家就会乘虚而入，将它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另一方面，如果宗教自由得到保障，各种各样反叛分子的追随者就会忠于政府，就会在从事有益于社会的事务上相互竞争，从各个方面壮大国家的力量。  “今天，摆在内阁面前的真正问题是”，他说，“是采取一种使国家得到稳定、和平与持久繁荣的政策，还是采取一套导致冲突与分裂并可能引起整个国家的毁灭的政策？”  “当内阁再一次碰头时，我问阁员们，是否考虑过关于宗教自由的条款。原来带头表示反对的那位说：‘从我们上一次见面到现在，不论白天还是晚上，除了考虑这件事，我什么都没有做。我得出的结论是，最好还是试试看。其他反对者也同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