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晚清45年

于是这一条款一致通过’”。  宪法令人满意地起草完毕后，天皇把原来开会用的房子送给了伊藤公爵，作为他的私宅。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大隈重信伯爵
  12 大隈重信伯爵  另一个值得一提的是大隈重信伯爵，新日本的卓越的开创者之一。他是一个眼界远大的人，比他所处的时代整整先进了一个时代，并且心胸开阔，富有生气。他不但希望日本富强——那是他的那些爱国同胞的崇高目标，而且希望所有的国家都繁荣昌盛。  在改革初期，同事们意识到了他的才能，推举他为外务大臣。早期，他倡导推动整个国家的贸易开放和对外交流的政策，而不是仅仅开放几个港口。在保守派看来，他的政策激进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因此非把他除掉不可。于是，一天早上，当他去外务省上班时，一枚炸弹被扔在了他乘坐的马车中。他奇迹般地生还，但一条腿被炸掉了。从此以后，他用一只假腿行走。  后来，由于内阁动作缓慢，让他失望，他辞去了公职，投身于在东京建立一所私人大学 。他用自己的方针路线来教导学生，以期将来他们能把他坚持的政策付诸实施。他的学校的学生数量比公办大学的还多，曾经达到过7，000人。  1908年1月访问日本时，我发现在大隈重信的学校里总共有700名中国留学生。他邀请我给他们做一个讲座。从讲座过程中频繁的热情鼓掌看来，我讲到点子上了。我告诫学生们，在完成学业之前，在将早稻田大学所能教给他们的一切都学到手之前，不要回国参加政治活动，否则对国家有害无益。  讲座结束后，他邀请我和几位教授到相邻不远的他的住处，作进一步交谈。因为了解到他已把比较宗教学引进了大学课堂，谈话间我问他，政府会不会在国立中学中引进类似的学科；在教育领域，不论日本做什么，中国都会跟在后面模仿。如果宗教比较研究进入中国大学的课程表，将会在基督教差会和中国政府之间达成更好的相互理解。他的回答未置可否，然后对日本人的宗教态度作了一些说明。他说，当儒家学者渡海而来，天皇对他们的教义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各地的大名们因此信奉了儒教；当佛教被引进日本时，天皇又对佛教产生了兴趣，并为这种新的宗教修建庙宇，大名们也跟着在各自的领地内大兴土木。  “因此可以说”，他总结道，“在宗教事务上，我们这个国家大体上是追随着统治者的态度的”——他让我自己得出结论。  13 在北京的日本银行里举行的晚会      1910年，我出席爱丁堡大会，路经北京。横滨银行的经理邀请“老兵”丁韪良博士和我出席在他家里举行的晚宴。参加者还有日本公使馆的工作人员、两或三名记者、北京的日本人的教堂里的牧师等。用过晚饭后，我们转移到画室里，有几位日本女士参加了进来。那位牧师唱了一首圣诗，其中的一位女士以手风琴伴奏；唱完后又开始祈祷。丁韪良博士谈了他在中国生活了六十年的经验。稍后，我将了基督教和大乗佛教的关系——大乗佛教是佛教后出的派别，在日本是占主导地位的宗教。记者们对我们的发言表示了赞赏。在赞美诗和祝福声中，晚会结束。这是一个使人特别快乐又深得教益的夜晚，在北京的任何其它银行都不可能举办这样的晚会。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访问朝鲜
  1 访问朝鲜  1908年冬，我访问了朝鲜。基督教青年会在汉城建了一座漂亮的楼房，很多政府高官和公务人员，既有日本人也有朝鲜人，都答应出席该建筑的剪彩典礼。日朝双方都对我发出了邀请——请我去为他们平息争端。庆祝会共开了三天。第一天的庆祝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专门以基督徒为邀请对象；第二天招待的主要是教会和公立学校的学生；第三天以政府高级官员为主。每天都有我的发言。第三天，在伊藤公爵讲完后，本该由我讲话，椅子却被聪明的朝鲜基督徒郧肃和（音译）抢去了。这对我是一种无礼的怠慢。  在讲话中，我首先对最近二百年来他们所遭受的深重苦难表示同情。然后告诉他们说，我想起在中国北方，有一大片土地，除了盐碱以外什么也不能出产。这块地的拥有者负担不起为它支付的税款，就把它放弃了。可是有一年，黄河决堤了，一大片国土成了汪洋，淹死的人多得难以数计。当洪水退去后，人们发现原来那片贫瘠的土地上淤积了一层厚厚的沃土：原来一钱不值的现在变得价值连城。  “在我看来”，我说，“在现在这种情势下，当你们显然认为自己遭受着苦难、失掉了自己的国家的时候，你们实际上被赋予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只要处在日本的保护之下，任何外国势力都不敢侵犯你们。伊藤公爵，中国的皇帝都希望聘他为顾问，现在是你们的顾问。现在你们得到的是中国所得不到的。如果你们好好利用下一个二十年，你们就会成为一个全新的群体，一个全新的国家，就能够承担伟大的机遇。那时，你们会发现，上帝已经把你们的不幸变成了祝福”。  2 伊藤公爵的晚会致辞  在我离开汉城的前一天晚上，伊藤博文公爵邀请了日朝双方的政府要员以及为数不多的几个外国人，参加他举办的招待晚宴。宴会结束时，他做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传教士式的发言，我一生中从未听到过其它类似的讲话。其大意是：天皇曾派他周游世界，去访问各个不同的国家，为的是考察什么东西对日本有用。周游海外期间，他学到了三条伟大的教训。第一条是，如果一个民族不力图改进其社会大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就不能够被看作是繁荣昌盛的；第二条是，没有一种伦理支柱，任何物质上的繁荣都不可能持久；第三条是，对那些拥有伦理支柱的民族而言，背后拥有宗教支持的国家才是最强大的。因而，他希望传教士把他看作是一个同情者，一个同事。  这是我最后一次听这位亚洲最优秀的政治家讲话。此后不久，他就倒在了刺客的手下。  3 孙逸仙（中山）的早期经历  孙逸仙博士，中国革命的主要煽动者，是一位信教者的儿子——他的父亲经伦敦会传教士的转化皈依了基督。他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医学专业，一开始在澳门行医，后来在广州成为一个积极的革命家。由于密谋泄漏，被迫逃亡日本、美国。1896年，他在英国被捕并被关在中国公使馆里好几天，在肯特礼（）博士帮助下方得以获释。  此后不久，他到伦敦我所住的旅店来拜访，对我在救荒和文字工作方面为中国所做的一切表示了感谢之意。他夸大其辞地大谈满族人的专横和腐败，声称他们一无是处。在他看来，必须由一个汉族人的政府取而代之，那样的话一切都会好起来。我指出，他的观点是错误的，通过研究中国的历史，他就会发现，满族官吏有坏的也有非常杰出的。仅仅简单地把最高权力从满族人转移到汉族人手中，而不在政府权力的中心进根本性变革，就像把一枚残破的硬币翻过来一样：那仍然是一枚残破的硬币。在我看来，中国需要的是改革，而不是革命。但孙是不可能被从革命的路上劝阻回来的，他把自己的全部心思都用在了散发宣传革命的文字材料中。  回到中国不久，我访问了南方各港口，就文字工作的必要性问题给各地传教士做讲座。在香港，我碰到了改革派霍凯（音译）。他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与康有为很熟，曾看过康有为的手稿，并提出了很多自己观点，那些观点后来被收在了康有为的变法上书中。他曾经劝说过孙中山不要倡导叛乱，而是去“宣讲自由的福音”。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孙中山的革命计划
  4 孙中山的革命计划  1900年，在去美国途经日本时，得知孙中山住在横滨，就去拜访了他。发现他正埋头制定推翻清政府的计划。他宣称，满洲人是永远不会改变他们的做法的，只能靠恐怖的暴力驱除。他已经下定决心倡导革命，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我回答说，看来我们只能分道扬镳了，因为我相信通过文字对政府的启蒙。我看得出，对曾经被囚禁在伦敦中国公使馆的经历，他是永远不能忘怀的，因此永远不会宽恕满族统治者。  从那时起，孙博士在美国、新加坡和爪哇拜访当地的中国人，为革命筹集资金。他也访问了巴黎，请求法国政府帮助他在华南建立一个汉人的独立王国。但是法国人没有接受他的方案。  于是，他在日本设立了自己的总部，那儿有一万名左右的中国学生在研究日本成功地超过他们的秘密。当他们对此有个一知半解之时，就回到各自的省份鼓动同乡反对满洲人的统治，把对满族人的仇恨煽动到白热化的程度。1908年11月，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后去世。皇帝的哥哥醇亲王的小儿子成为新皇帝，他被任命为摄政王。除了在日本积极筹备外，孙博士还与在欧洲和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保持联系。欧美的一些留学生，尽管在政府管理艺术方面，他们的知识同孙博士对汉族和满族统治者的价值的相对性的认识一样不如人意，却相信共和政府能够使中国富强，像美国伟大的共和政体一样。于是，这样的呼声高了起来：“我们要建立共和国！”所有海外的中国学生和他们在国内的朋友都做好了采取行动的准备。在芝加哥，他们制作了共和国的旗帜。对那些渴望着攻击任何政府官员、或者打算劝诱他们接受共和的学生，孙博士都许以高官厚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