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晚清45年

《莲华经》除外，它比较受人们关注.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泰清宫
  12 泰清宫  第二天，我踏着粗糙不平的、布满石块的小径，我来到泰清宫。道长没有外出，他热情地接待了我。我告诉他我翻译了《西游记》，希望在出版之前，看一看崂山的道观。他把我领进一所很静谧的院子，给我看一间装满了道教书籍的小研究室，我发现那对我非常有参考价值。关于革命、关于宗教和教育，我们谈了很长时间，在所有的题目上，他的观点都是非常有启发性的。他相信，和尚和道士实行的独身生活（道家教规要求道士独身）是不应该继续坚持的，并且他们应该被授以关于世界各种宗教的知识。  这所道观包括大约十二个院子，每一个院子里都有道士们住的房子。全观里大约有一百多名道士和劳工。后者负责道观所属土地的耕种。大概五、六里之外贫瘠的山地里，有一个村子。很难说清楚村民们是如何谋生的，因为他们看起来没有一点可耕种的土地。每天再落潮时，就会有很多妇女和儿童经过道观的大门到海边去拣拾鸟蛤、海螺和其它贝类。也有一些人会到道观里去，弄一碗小米粥填充饥肠。当我称赞道长的仁慈时，他说：“与你在差不多四十年以前的大饥荒期间所做的相比，这实在是微不足道的。我们这里有一位老道士，那时他就在青州府，把你在青州赈灾的情况都告诉我们了。与我们的邻居相比，我们观富裕一些，如果不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那我们的心肠就未免太硬了”。  13 乘木排返回青岛  在获得了需要的所有信息后，我打听回青岛的最快的路线，因为我不想在如此炎热的天气里再来一次艰难跋涉。道长告诉我，经常有一些运载山草和原木的木排穿越海湾去青岛。一天早上，我们一起去了港口，发现当天下午两点正好有一只木排要趁潮到青岛去。道长替我安排，让他们捎上我。吃过午饭后，厨师又给我准备了一些新蒸的馒头，让我路上吃，然后我们便动身去港口。六七位老道长陪同我走下山，热情友好地与我道别。木排上装载着一大堆原木和山草，有二十到三十英尺高。先用梯子爬了一段，然后拽着一根绳子，我爬到了顶上。坐在上面柔软的“床上”，天空和大海的美景尽收眼底。晚上十点左右，船工们停下来吃晚饭。整个晚上，我躺在草堆顶上，满天繁星近在咫尺。在我一生中，从来没有睡过那么厚的草垫子。一路平安无事，我美美地睡了一夜。第二天黎明时分，就到达了青岛。这样轻松又舒服地回来，我心情很好，给他们的报酬比他们所要的还高。对此他们也很满意。  在青岛，我拜访了我的一个老朋友奥尔摩（）先生。他是德国的海关专员，对我们广学会在帮助中国、努力为中国人提供合适的文学作品方面所做的工作，非常感兴趣。他曾参观过我的同事怀特赖特（）先生在济南开办的那个极为出色的博物馆，已着手在青岛建一个类似的，并收集了一些山东省的重要文物。他请我为他的图书馆搜集一些最好的中文书籍。  14 湖南首府长沙  好多年以来，湖南是中国最排外的省份。对基督徒和外国人最恶毒的诽谤出现在这个省，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一个叫周翰的政府官员写的作品。他的诽谤之辞被收进了政府的文件——《经世文编》里，广为流传。在他写的小册子里，他威胁说，胆敢踏进湖南省一步的那个外国人将被处死，尸体被切成碎片，分而食之。十九世纪，长江流域爆发了多起排外的暴乱，他的作品对此是大有干系的。然而，由于广学会的作品在官员之间的传播，这种敌意逐渐消除了。1896年，广学会最著名的作者被长沙一所由改革者开办的学院邀去给学生做讲座。在戊戌变法运动中，湖南起到了一个带头作用。1898年被处死的维新派中，就有一个是湖南人；其余四个改革领袖是由湖南巡抚推荐给皇帝的。由于这次过错，他被革职，终身不得起用。另一位改革者——湖南学政——也被降职，终生不得升迁。对改革派的同情唤起了对外国人的好感，传教工作在1897年得以展开。1901年，有了第一所由传教士开办的学校、教堂和医院；同时，一些著名的中国家族，比如曾家和聂家，近二百五十年来一直保持着安富尊荣的地位，他们的某些成员转化成了基督徒，并在当地的基督教教务工作中发挥着带头作用。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1914年长沙之行
  15 1914年长沙之行  这次去长沙的主要目的是为联合福音会的杜波斯（）博士开办的新教堂捧场。我是在1914年的6月到达的。当时长沙和湖南的其它一些城市正遭受了可怕的水灾，而在我登陆的那一带，受灾的严重程度是我以前曾未遇到过的：通向城门的街道被淹在了三英尺深的水下；男人们在水里跋涉，沿着街道推着小船前行；商行和店铺的底层都被淹没了，人们都生活在较高的楼层上——妇女和儿童从那儿向下张望，看下面的苦力和行人扛着或背着包裹，艰难地行走。第一个五十码，我们坐在船里，随后乘了一辆人力车，水把车轮子都漫过了。后来到城里时，我乘了一顶轿子。当我离开长沙时，水涨得更高了，以至于乘船从城门里经过时，能用手摸到城门洞的顶部。这是一次五十年一遇的大洪水。  那天晚上，在邀请来同我见面的人中，有几个有意思的人物。其中有聂先生，是著名将军曾国藩的外孙；还有卫斯理会的华伦（）先生。聂先生的父亲曾经做过上海道台，后又升为浙江巡抚（见第九章）。  湖南都督姓谭，统治着大约200万人口。他的哥哥是北京政府的学部大臣（教育总长）。在长沙的第二天，我拜访了都督、内务部长和教育部长，也拜访了不同差会——如卫理斯会、耶鲁大学会、中国内地会和美国教会差会——的传教士领袖，他们都很诚恳、热情。  16 会见佛教徒  有一天，长沙最大的寺庙里的方丈、另外还有几个和尚及俗家人，拜访了我。我提醒他们注意以前大家所犯的错误：基督徒诋毁虔诚的非基督徒，反过来，非基督徒又诋毁基督徒。但那些对双方的经典都熟悉的人认识到了，双方所信持的理念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同的。我说完后，一位中国律师以佛教徒的名义，感谢我把他们的两部经典译成了英语从而有助于消除双方的误解。他的滔滔雄辩富有说服力。  在我离开长沙之前，那位方丈邀请我去他的寺院里看看。会见时在座的有一位姓吴的先生。他是一位翰林，曾是1895－98年间的强学会的成员，因而对我有所了解。革命期间，他做了贵州省的都督。他精通佛教经典。在讨论《金刚经》时，我问他们如何看待第六章里的预言（见本书第十章），他和另外几位和尚都确认我的解释是可以接受的。我向方丈及和尚们呼吁，要重新理解这个预言的意义，为了宗教在中国的复兴相互协作。  17 教育工作者会议  6月17日，教育部长、各个国立学院的校长、还有几位编辑，都来到了教堂里。与会的有五百多人，都是高智商的。看到眼前这么多的面孔，我感到非常高兴。聂先生也出席了。他张贴出了一首赞美诗，并主持祈祷。赞美诗和《主祷文》字体很大，以便听众能看清楚，跟上祈祷的节奏。我以赞美诗和《主祷文》的主旨作为发言的题目：你的天国将降临。  在演讲中，我不失时机地指出，十六年前的维新变法派所追求的目标，同现在那些最优秀的人物所持有的理想，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尽管他们学习世界上进步国家的优秀文化的愿望是高尚的。当今的有志之士追求的不是增加军备相互争战，而是促成先进民族的联合，建立一个全世界的中央政府。接着，我对这五百个教育工作者指出，只有在所有国家的所有学校和学院开展这方面的教育，这个理想才有可能实现。我号召他们，如果相信这是为人类的大多数的利益所做的最好的一件事，作为教育者应当站出来，为了这个目标而努力。令我异常高兴的是，听到这里，大家全都站了起来，这表明，对于成立一个世界中央政府的重要性，他们一致表示赞赏。两个月后，世界大战在欧洲宣布开战。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其它会议
   18 其它会议  另一天，教堂里挤满了各个阶层的妇女和儿童，自都督夫人以下有一千多人。演讲中，我谈到阿奇博尔德·利特尔夫人所作的伟大工作，那就是帮助亿万中国妇女从缠足的残忍习俗中解放出来。我请求他们，要发誓制止这种风俗。我告诉他们有一本《妇女杂志》，怀特女士主编，广学会出版，为的是中国妇女的启蒙。  在另一个演讲会上，我的听众有牧师、福音传播者、妇女读经班成员、学校的校长等，共六百多人。我讲到了完美的教育的四个要素，即横、竖、博、专（横向比较研究，了解东西方各国的宗教的教义；竖向历史考察，既了解过去也了解现在；知识面广阔，对宇宙人生能有一些基本的了解；专门研究，作为专家能掌握某些课题）。  大会结束时，曾国藩的一个孙子，聂先生的表弟，大约三十岁左右年纪，走进了会客室。会客室里有五十多人。他跟大家聊了起来，对我讲话中的观点作了详细阐发。他是一个诚实的基督徒，也是独立教会的负责人。  还有一次值得一提的经历是长沙教育协会为我举行的招待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