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晚清45年

第61章


出席的人员中有一个电学权威,曾跟着端方派出的使团周游全世界。其间,我谈到了七十年来中国所遭受的两次巨大的厄运——太平天国叛乱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它们导致了可怕的苦难和生命损失。在中国,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是根治混乱无序的唯一药方。这对于这个充斥了邪恶的、争战不休的世界也是适用的:只有一个强大的世界中央政府,才能保障人类的和平。在招待会结束时,聂先生的表弟对我的讲话作了一个很好的总结。  在我这次长沙之行中,最不同寻常的经验是,为我的到来致欢迎辞的,是近两百年来最荣耀的两个中国人的孙子;而正是他们,指出我在中国所做过的一切,与耶稣基督的使徒——他们力量源泉——所做的没什么不同。在湖南所发生的这种天翻地覆的变化,是多么美妙、多么令人欣慰呀!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第二次婚姻
  19 第二次婚姻  1914年8月,在过了十一年的鳏居生活之后,我又一次幸福地结婚了。妻子叫艾瑟尔·川博(),是伦敦大学的毕业生,出身于布里斯托一个著名的非国教信仰者家庭,曾经作为一名自费的医生传教士为伦敦会在厦门和上海工作了二十年。  20 爪哇之行  1914年12月,我和妻子离开上海,对爪哇作了为期两个月的访问,目的是了解荷属东印度群岛基督教传教工作的详细情况。  我发现,八种不同的文明在这片岛屿上打下了印记:土著文明、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葡萄牙文明、荷兰文明、法国文明、英国文明和中国文明。  土著文明的遗留在婆罗洲岛和西里伯岛的部分地区仍然可见,如猎头风俗、土地公有制等。任何人都可以在未被占领的土地上定居下来,并在离开之前宣布那土地为自己所有,离开时再把它归还给当地的永久居民。  21 印度文明的影响  爪哇的土地非常肥沃。来自印度东部的殖民者,大约有两万人,定居在那儿。他们带来了种植大米的技艺;也引进了印度教,随带着对婆罗门、毗湿奴、湿婆和种姓制度的信仰,并在他们的殖民中心——靠近现在的日惹()——建立起了寺庙。不久,信仰佛教的印度殖民者渡海而来——他们信奉人类的兄弟之情而不是种姓等级制度,在靠近殖民中心的婆罗浮屠()定居下来。这两部分印度人相安无事地生活在当地,马来人为他们提供服务。他们把著名的印度史诗《摩呵婆罗多》和《罗摩衍那》译成了卡维语,直到今天,他们的文学遗产还被爪哇人吸收进了他们的历史戏剧中。  22 阿拉伯文明的影响  与征服君士坦丁堡同时,在流向东方的阿拉伯人中间,也出现了阿拉伯文明的伟大复兴。结果是,他们以刀剑相威胁,强制当地的马来人改变了信仰。以这种武力方式,他们推倒偶像,确立了穆斯林的信仰。这个运动蔓延到了爪哇。占领者让来自印度的统治者选择,是成为穆斯林、继续做他们的苏丹,还是杀头。大家都选择了前者,他们的后代就是今天当地的统治者。阿拉伯人教会了马来人如何铸剑,而当地居民此前使用的主要武器是一种波状刃的短剑;他们还被教会了使用阿拉伯字母、阅读《古兰经》。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他们走向了极端,毁掉了婆罗门教和佛教的寺庙——因为里边都供奉着偶像。  23葡萄牙文明的影响      当葡萄牙人开始环球航行、绕过好望角后,他们被教皇任命为东方的主人、西方西班牙后裔的统治者。他们拥有一支250艘船组成的巨大船队,这些船组成一只船队从果阿出发,到达摩鹿加群岛,运回香料,获得百分之三百的利润。这条海上航线他们控制了七十年,一直秘而不宣。在这个时期,除了贸易外,葡萄牙人还派出传教士向当地人传播宗教、教授拉丁语,并且引进铁甲衣抵御阿拉伯人的长剑。他们与土著通婚,其后代都成了基督徒。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荷兰文明的影响
  24荷兰文明的影响  1660年,荷兰人发现了到香料群岛的航线,因而成为爪哇的主人。受了西班牙在美洲、还有欧洲其他国家在另外的地方建立殖民地的启发,他们认识到殖民地能够增加宗主国的财富。荷兰总督――凡·登·波士珂()在12年中从爪哇运到荷兰的巨额财富有2,000,000,000弗洛令(折合166,000,000 英镑),他认为自己实施的是一项不起的政策。但是,一些开明的政界人士后来意识到这种政策使他们杀死了能下金蛋的鹅,因而在对待土著居民的问题上,他们采纳了更人性的方式。他们传播清教徒的教义,尽管使用的仍然是拉丁语。结果是,西里伯岛上的米那都和其它地方的民众都成了基督徒。  拿破仑战争期间,不仅荷兰本身而且它的殖民地一度沦入法国人的控制之下。期间丹德尔元帅——爪哇的拿破仑,修建了横贯东西的公路。  而后,印度总督带兵侵入了爪哇——他把爪哇看作法国的属地。1811年,斯坦福·芮佛()成了这个岛子上的总督。他是一个很杰出的人,在爪哇再次沦入荷兰人之手前他所统治的那很短的时间里,他采取了很多对当地人大有益处的改革措施。  25 中国文明的影响  从爪哇被欧洲人占领之日起,就有很多中国人在那儿定居。凭着他们比土著更先进的技能,他们在任何所居住之处,都把当地的主要生意控制在自己手里。在1895年开始酝酿并持续到1911年的中国革命期间,在东印度群岛,掀起了一场新的运动,这就是爪哇的主要城市里的华人学校开始教授官话,目的是加强富裕侨民与新中国之间的联系。目前,在各个不同的城市里,总共开办了一百余所这样的学校,其中有一些我在旅游期间曾去参观过。这些学校的建立者、也是校董会秘书,是一个中国人——李蒙()博士。  在中国人当中迅速发展的这种推广官话运动,一开始引起了荷兰殖民地当局的警觉,他们担心这会在爪哇引起骚乱,像以前他们曾经做过的那样。但跟运动的领导者接触过以后,荷兰人开办了一些荷语、汉语双语学校,将其中最好的学生送到荷兰,完成学业。出于同样的目的,也开办了一些同时教授荷语和爪哇语的学校。现在的荷兰殖民地当局十分注意保护古代的历史遗迹——这些遗迹曾部分地遭到阿拉伯人的毁坏。其中最宏伟的古迹是布隆巴德的寺庙,它那满是雕塑的长廊如果连接起来,长度接近三英里。  荷兰人采取的另一个措施,是尝试为日益增长的人口提供食物。就它的植物园而言——那是世界上最大的植物园,为谋求发展,它试验种植新的作物:除茶叶外,还种植咖啡树、金鸡纳树、橡胶,以及其它引进作物。至于交通和通讯,则在不同的岛屿间建立了固定的服务体系。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早期的主张
  1 早期的主张  很多年以来,我就对各种各样促进和平的方案很感兴趣。甚至最早上推到1879年,我就在自己的一个笔记本里草拟了一个建立世界联合体的方案。但是,直到1895年,我才第一次把这种想法向政府的高官们提出来。在同张荫桓的一次会见时——他当时是派往日本的和谈代表,后来因为同情1898年的变法维新派而被流放,在向他提出的众多意见中,我建议中国寻求与其它大国联合建立一个世界性的仲裁法庭,以求终结国际战争和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  2 王子们的和平联盟  我第二次与和平运动发生联系是在1897年返回中国之前。我写了一本小册子,名字叫《王子们的和平联盟》。我的结论是:现在掌权的统治者义无反顾地推行他们既定的政策路线。我希望这种新的理念能相对容易地在年轻王子们心中扎下根来,为的是在将来他们掌握了权力后,能够对和平事业有所助益。于是,我把小册子寄给了欧洲每一个有继承权的王子。威尔士王子作出了回应,给我寄来了一封他亲笔签名的回信。他登基后,被称为“和平缔造者爱德华”。看到这个结果的人会感到欣慰。  3 人类议会  出席1900年纽约全球基督教大会后,我去了波斯顿,应邀为“二十世纪俱乐部”作了一场报告。随后,又以“人类议会”为题目,在一个小范围内为经过选择的少数听众作了一次演讲。我的一个朋友,哈佛大学的艾黎教授——他同帕特里克·盖兹爵士一起,组织了国际科学促进会美国分会——敦促我和他一起去巴黎,由我自己把这个问题向那些已经对国际组织感兴趣的人提出来。我提醒人们关注,由于政治和工业中存在的危险,所有的国家都不安定,这导致了军备的扩张和劳工问题的增加。因而,我建议成立一个属于全人类的议会,所有的国家都派代表参加,以制定措施,通过法律解决争端而不是诉诸武力;采取主动手段,保障对自然增长的人口的供应;同时制定一个渐进的教育体系。我还把这次讲演的讲稿分别寄给了华盛顿、纽约和波斯顿的各界领袖。  4 对河野公爵的建议  1903年,我对日本作了一次短期访问。期间我拜会了河野公爵。会谈时,我向他提出了由十个先进国家建立联盟的问题。根据我的看法,如果十个强国同意联合起来,保护世界的和平,任何国家,倘若侵犯其它国家,或谋求牺牲弱小国家扩张自己,都会受到抑制,或受到联盟的武装部队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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