纱帘的背后

后来，英国公使馆解释说，此事“纯属巧合”，只不过是直隶湾的一次例行巡航，不过这样的巧合实在也太巧了。人们纷纷猜测，英国已经加入了日本的一场的阴谋，这场阴谋和此前伊藤博文的秘密访问密切相关，并且，爱管闲事的传教士、政治激进分子李提摩太在北京的出现，也进一步强化了人们的这一猜测。    
    李提摩太是“伦敦传道会”2一位交游广泛的代表，他来到中国，最初在山西地区传教。无法抵抗乡下饥荒的恐怖，在忍受过神经衰弱的痛苦折磨之后，唯一的收获，是发现了自己的一项天赋，就是与北京、上海的那些半瓶醋名士们打交道的才能。李提摩太以这些人的西学输油管自居。有大量对维新运动产生影响的图书被翻译成中文，李提摩太对此负有责任。他所作的这些事情，没有哪一桩是纯粹出于利他的动机，李提摩太对政治有非常敏锐的眼力，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结交那些持不同政见的翰林学士，而这些人之所以对维新感兴趣，只不过是把它当作一种政治工具而已。李提摩太和他团伙中的其他人冒冒失失地怂恿名士们，让他们相信：在中国，保守的当权派很容易被取代，就像英国的自由党人取代保守党人，一个新世界将由此建立。李提摩太和他的小集团不能理解：欺骗在中国的极端重要性。将近一个世纪之后，在表面上不同的政治体制之下，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事件再一次证明：关于在中国很容易取代现有权威的宏大设想，能够带来悲剧性的结果。但1898年的那些年轻的激进分子同样也被人奉承和误导，通过他们，李提摩太对维新集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力与他的能力并不相称。当他雇佣康有为最紧密的追随者梁启超担任他的中文秘书之后（这一行动在满洲人眼里确凿无疑地表明：大英帝国政府和维新运动的狂人集团已经勾搭在一起），李提摩太也就公开成了康野狐的一丘之“狐”。    
    正在帮着李提摩太忙前忙后的，是美国长老会传教士3李佳白，此人四处推销“基督徒能够和儒教徒结婚”的观念。这两个家伙梦想着把他们的运动命名为“中国上层传教会”。    
    一直密切注视着北京新来者的罗伯特·赫德爵士认为：李提摩太并非是个没有个人野心的家伙。许多外国人都千方百计要把自己置于影响中国的位置上。赫德断定李提摩太不太可能是这样一个人：“人们发现：那些追随李佳白和李提摩太的翰林（学士们）是带着政治目的这么干的，并且，他们在利用二李，而不是二李利用他们……李提摩太是个狂热分子，他更愿意相信自己的梦想，而不是自己的眼睛。这两个人都是值得尊敬的人物，但他们的那些观念：改良中国，重塑其公共机构，简言之，就是要带动它的政府往前跑，这一切实在是太过美妙了。”    
    英国军事冒险家莫蒂默·欧苏利文船长也提到过李提摩太和李佳白，此人秘密来到中国，怀揣着英国政府的大佬们给他写的介绍信。打这以后，他就忙于同那些持不同政见的翰林学士们（这些人和二李正在结交的是同一拨人）勾勾搭搭。由于他的军事背景（布尔战争期间，他曾在南部非洲服役），再加上他和伦敦之间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关系，欧苏利文这家伙很容易被人误认为是个密探。    
    英国战舰出现在大沽炮台外的几天之前，李提摩太从上海抵达北京。据他自己讲，是康有为邀请他去北京的，“充任皇帝的顾问。”像这样上康野狐的老当，倒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三年之前，李提摩太就曾经告诉过《北华捷报》的读者们，康有为是“现代中国的圣人”。    
    李提摩太在北京的突然出现，他和鬼头鬼脑的欧苏利文船长的勾勾搭搭，以及他在英国使馆神神秘秘的进进出出，这一切，使铁帽子们更加确信：一场由英、日两国串通革新家们所策划的阴谋正在进行之中。而一支莫名其妙的英国舰队的出现，似乎印证了他们的担心。    
    在颐和园，人们对于正在显露的这一切还一无所知。9月18日，光绪皇帝和伊藤博文在紫禁城举行了秘密会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提议被拒绝了。伊藤博文的私人日记（事实上是几年之后为了公共消费而写的），小心翼翼地避免提及9月18、19、21或22这几天在北京的任何活动，只是着重强调了他在20日的正式外交会见，当时的参加者有皇帝、太后和其他朝廷大臣。然而，当时英国驻日大使萨道义爵士向伦敦的索尔兹伯里勋爵通报：伊藤博文在18日（也就是正式外交会见的两天之前）秘密会见了光绪皇帝。（萨道义补充说，他敏锐地感觉到，躲在太后裙子后面铁帽子们这会儿正在策划的先发制人的策略，其实是李鸿章所设计的。）    
    假如皇帝真的指望伊藤博文能针对中国问题提出快刀斩乱麻的解决办法，或者自告奋勇地为他打扫奥吉亚斯王最脏的牛棚4，那么，他恐怕只能彻底失望了。对于光绪和伊藤博文之间的秘密商讨，目前还没有任何可靠的记录，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研究一下这位日本政治家几天之前在和《泰晤士报》的莫理循会谈时所表达的强硬观点，也许可以得到某些启发。据莫理循说，伊藤博文表达了对中国维新的绝望：    
    没有哪个政治家，也没有哪个人愿意担负起责任，没有人在自己的同伴面前大胆而傲然地挺身而出。皇帝连篇累牍地发布下令变革的诏书，但他们决不会贯彻执行。一篇教导官员应当诚实、正直、清廉的谕旨，根本不可能改变那些贪吝之徒，他们的腐败已经传承因袭了好几百代。中国必须修订其国家税收——可以通过……缩减或废止那笔如今每年达3,000,000（英镑）的开支，这笔钱是被那些为数甚巨、依靠朝廷供养的满洲侍卫所吞掉的。为了最容易、最有效地做到这些，将朝廷迁出北京城无疑是明智之举。只要皇帝还留在北京（被这些人所环绕），朝廷的改革将完全没有可能。    
    中国必须要有一支军队，专门监视那些不可救药的腐败分子，这支军队必须由外国人训练和指挥，而且这件事必须由来自英国和日本的指挥官来做。事情必定会给英国、日本和中国带来更紧密地合作。俄国的侵略……没人可以预见，它会在哪儿走向终结……    
    都察院必须撤销。都察院是所有腐败和不幸的根源。在检查所有维新的成果时，其所发挥的作用，可以说贻害无穷。没有哪一种制度比这更腐败的了。都察院的御史们没有薪水，他们全都靠敲诈勒索为生。弹劾的恐吓，能够从最铁石心肠的官吏那儿榨出白花花的银子出来。那些没有把御史摆平的家伙，最终遭到弹劾的必定是他。    
    按照他的性格，伊藤博文必定也是这样直来直去地对光绪坦言相告：取消所有对满人的额外津贴，将首都迁出北京，把军队置于洋人的指挥之下，撤销都察院。这些措施中的任何一条，都能轻易促成一次宫廷政变或者干脆就是弑君。不难设想，光绪按照原定的计划，请求伊藤博文作为特别顾问，担负起改良中国政府的重担，看来伊藤博文只是答应了会认真考虑这个提议并在适当的时候给予答复，在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时刻，这样的回答也就等于说“不”了。他有足够的理由怀疑：年轻的皇帝是否能爬上老虎背，就更不要说骑上它了。    
    同一天，就在伊藤博文秘密会晤皇上而铁帽子们正在试图说服万不情愿的太后出面干涉的时候，康野狐声称：他终于收到了皇上请求帮助的密诏，据推测，密诏是4天之前发出的。他说，他和朋友们一起讨论了应该采取怎样的行动，最后决定：可以让皇上年轻的维新秘书谭嗣同去天津的小站，找袁世凯将军，寻求他的帮助。这回是真的，当袁世凯在这天下午晚些时候（出卖了皇上之后）回到他的司令部时，发现谭嗣同正在焦急不安地等着见他。后来发生了什么，有两个不同版本的故事，一个来自很不可靠的康有为，另一个，则来自同样不可靠的袁世凯，但他们所给出的，是本质上相同的故事，只不过修饰加工略有不同而已。    
    康有为声称（写于事件过去仅仅数月之后），谭嗣同之所以拜访袁世凯，完全是皇上密信的结果，据他说，信中有云：“朕位且不保，令与诸同志设法密救。”5康有为说，收到这封密信之后，他们就请谭嗣同去劝说袁世凯帮助皇上。“说袁勤王，率死士数百，扶上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6
第四部分 逃亡第62节 告密(3)
    据康有为说，袁世凯告诉谭嗣同：“杀荣禄乃一狗耳！然吾营官皆旧人，枪弹火药皆在荣禄处，且小站去京二百余里，隔于铁路，虑不达事泄。若天津阅兵时（计划在10月），上驰入吾营，则可以上命诛贼臣（端郡王的铁帽子们）也。”7    
    谭嗣同完全被这个老滑头那副对皇上忠心耿耿的样子给蒙骗了。据康有为说，这个年轻人离开袁世凯的司令部时留下的印象是：将军尽管不会立即出击，但会和他们一起保护皇上。康有为也曾自夸：袁世凯是“站在我们这边的一位军事指挥官，一心向着皇上。”康有为的追随者梁启超也赞扬袁世凯是个勇敢的人，他忠于皇上，而且也深知太后的“苛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