纱帘的背后

直到过了很久之后，野狐禅才慢慢明白：袁世凯这个老滑头把他们全当傻瓜给耍了。    
    在袁世凯自己的版本里（出版于10年之后的1908年），他说，谭嗣同告诉他，有一封皇上的密旨，命令袁世凯逮捕并杀掉荣禄，包围颐和园。    
    袁世凯沉吟半晌，结结巴巴地说，他不能只凭这个年轻人的口说之词就相信这些。谭嗣同逼着要他给一个答复，说自己回去就请圣上发一道亲笔朱谕，袁世凯表示反对：“一经纸笔，便不慎密，切不可先交朱谕。你先回，容我熟思，布置半月二十日方可复告你如何办法。”8（袁世凯自然知道，到那时铁帽子们早就动手了。）    
    谭嗣同说：“上意甚急，我有朱谕在手，必须即刻定准一个办法，方可复命。”9袁世凯称，谭嗣同向他出示的只不过是一份墨笔书写的所谓“朱谕”，内容含糊曲折，也没有要求谭嗣同所提议的宫廷政变。他说上面的内容是：“朕锐意变法，诸老臣均不顺手，如操之太急，又恐慈圣不悦，饬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另议良法。”10    
    这和康有为的版本（“朕位且不保，令与诸同志设法密救。”）大为不同。    
    袁将军为了打消谭嗣同的疑虑，以免对自己不利，便对他信誓旦旦：“但能有益于君国，必当死生以之。”11这位年轻的改革家就这样回了北京，满心相信将军是他们这一边的。    
    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围绕这些信息有大量的争论。整个事情的关键是皇上的密信是不是可信？如果确有此信，那么真实的内容又是什么？那些仔细研究过康有为手抄的“密诏”副本的学者断然肯定：它是伪造的。    
    假如这份密诏是件假货，那么它很可能是在李鸿章的授意下伪造的，追溯9月14日密诏发出和18日早晨送达康有为，到在改革家们的棺材钉上决定性的一颗钉子，再到迫使铁帽子们刻不容缓地采取行动，也许可以看出蛛丝马迹。在中国，伪造是一门古老而神圣的手艺，许多翰林学者都受过模仿皇帝书法的专门训练，为的是替皇上准备新年的祝词和恩赏。李鸿章开始猛烈反击所需要的就是“证据”，用以证明革新家们确实在阴谋筹划一场军事政变，至于有没有日本人、英国人帮忙，倒无关宏旨。圣人孙子最著名的诡计就是用伪造的信息激怒敌人贸然行动。就这份光绪求助密诏来说，假的也罢，真的也罢，效果其实是一样的。    
    在维新派当中，有李鸿章的密探，他们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来传递这份伪造的求助密诏。谭嗣同已经好几天没见着光绪了，因为光绪到颐和园去看望他的姨妈去了，回紫禁城不过是为了秘密会晤伊藤博文。因此，谭嗣同没有办法验证密信的真伪，除非他准备等待时机。容易上当受骗的改革家们或许从来就没有怀疑过它是件假货，因为他们早就已经相信：皇上正处在危险之中，而且，很久以来他们就梦想着通过一场武装摊排将“后党”监禁、斩首，或者迫使他们仓皇出逃。    
    无论是袁世凯的版本，还是康有为的版本，他们在提到太后的时候，都没有把她作为一个靶子，充作靶子只是“后党”：那些老顽固们。康野狐的朋友们都喜欢把慈禧描绘成维新运动的主要障碍，并且暗示光绪也急于要摆脱她。事实上，在光绪写给他的维新秘书杨锐的一封信（此信被证明是真的）里面，他本人就清楚地表明：希望以一种温和的态度对待他的姨妈，这样，维新运动才能够继续，人事改革才可以顺利开展而不至于触怒她。    
    袁世凯将军仍然按原定的时间表行事。他被派到天津调查英国舰队神秘露面的事，而且要在这天晚上赶回北京向皇上报告。19日下午5点钟的时候，他登上了开往北京的夜班火车，20日凌晨，赶在皇上正式接见伊藤博文之前，他走进了紫禁城，这是一周之内他第三次秘密觐见皇上。袁世凯后来声称，在报告完英国舰队并无恶意之后，他试图提醒皇上他所面临的来自铁帽子们的危险，劝他小心行事，不可操之过急。对于他们之间的这次会谈，尚没有其他报告。康野狐后来宣称，此次召见，皇上给了袁世凯一份密诏，但他不清楚其内容。在欺骗和谎言如此浓厚的空气里，如果能知道故事中光绪这方面的情况无疑是件很有趣的事，但这些至今仍然是个秘密。    
    袁世凯匆匆忙忙的北京之行，使他有机会再次和李鸿章密商。之后，将军回到天津，径直去了荣禄那儿，又一次出卖了皇帝。他把谭嗣同的造访、维新派密谋以皇上的名义攫取权力的计划，全都一股脑地告诉了荣禄。袁世凯谈及这些的时候轻松自如，让整个事情看上去滑稽而幼稚，就好像维新派完全没有必为皇上的被黜而忧心忡忡。他告诉荣禄，这些人请求他保护皇上、处置荣禄、逮捕铁帽子们。    
    据总督府里的一位幕僚说，荣禄匆匆忙忙地去了北京，但当他赶到颐和园的时候已经是深夜，这个时候见太后实在太晚了，因为她已经睡了，只好转而去报告了庆亲王，庆王第二天一早就转告太后。总督然后就会了天津。    
    在谭嗣同所提议的那些事情中，并没有什么大逆不道的勾当。皇帝的权力正当合法，谭嗣同的权力也正当合法，而且，谭嗣同是他的一位官员。对于光绪的维新政策以及他牵扯到伊藤博文的那些计划，保守的满族亲王赞同也好，不赞同也罢，它总归还是中国统治者的合法举动。任何族人试图进行干涉都是罪恶阴谋，除非皇帝被成功地弹劾了。面对这样的罪恶阴谋，皇上和他的忠臣们即使采取激烈的应对措施，也是完全合法的。    
    不过另一方面，全体族人都一致深信：他们之所以把权力托付给光绪，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他会维持事情的现状，以部族的一致意见进行统治，在没有获得一致同意的情况下，不会仅凭自己个人的意愿进行变革。不管是对是错，他们全都深信不疑：他正打算将中国出卖给日本人。他们相信：他们有足够的理由将他从权力的宝座上搬走，恢复事情先前的状态，把老太后重新放回原先的位置上，让她和过去一样，扮演一个装饰品的角色，然后再安置一个更可靠傀儡——溥 ，端郡王的儿子。在他们看来，这并不是一次政变，而是一场营救行动。说到底，只要他们能拉来太后给他们披上合法的外衣，他们的行动就不会是犯罪。人们认为她的地位要高于皇帝，而且，她不必真的废黜他，只需要恢复她作为好政府中的一个监护人的角色就行了，这意味着他所有的决定必须得到她的批准。    
    慈禧至今还没打定主意。没有明显的迹象表明她和铁帽子们一样激动不安。她从来就没有完全放弃权力，理论上，她仍然有权否决皇帝的任何决定。在她退隐期间，她坚持让自己的这种特权逐步减少，直到她彻底停止行使否决权。出于自愿，皇帝可以继续将他大多数决定提交给太后，作为一种谦恭的表示。虽然在后来的许多年里，她的批评者声称：她渴望收复权利。但这到底会给她的处境带来多大的改善呢？实在难以想象。到此刻为止，她的统治时间之长，已经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女人（除了武则天），也超过了大多数男性皇帝（不管是满族的还是别的什么族的）。她在半退休的状态中，能够继续享受权利带来的种种好处，无论是在颐和园，还是在紫禁城。她真正已经放弃的，全都是行政上的琐事，任何一个处在她的位置上的人，恐怕都不会谋求恢复。    
    然而，9月19日，她从颐和园微服进了北京城，取消了惯常的豪华卫队，这一次是为了出席第二天和伊藤博文的外交会见。皇帝向他请了安，据宫廷档案记载，只有少数几个大臣知道她在紫禁城。她在过去的寝宫里安歇了下来，但一直没露面。在第二天接见伊藤博文时，人们依然看不见她，这是规矩，她躲在一面纱帘的后面。参加会见的观众有庆亲王和一大群满洲权贵和高层官员，再加上更大的一群太监。互致问候之后，伊藤博文被邀请入座，接下来是一场简短的会谈。    
    光绪：“我中国近日正当维新之时，贵侯曾手创大业，必知其中利弊，请为朕详晰言之，并祈与总署王大臣会晤时，将何者当兴，何者当革，笔之于书，以备观览。”    
    伊藤博文：“敬遵宠命，他日猥承总署王大臣下问，外臣当竭其所知以告。”11    
    伊藤博文于是计划再在日本使馆逗留一两个礼拜，以备中国政府大臣去那儿征询他的高见。不过此事最后虎头蛇尾，不了了之。也没有什么值得关注的谈话发表。    
    会见之后，皇上赐宴。一套繁文缛节操练完毕，皇上便祝愿伊藤博文一路平安。慈禧并没有马上回颐和园，而是留在了她在紫禁城的住处，显然是要继续亲自调查铁帽子们的警告。刚刚接见完伊藤博文，慈禧就把袁世凯召到她的寝宫，想听听他关于维新派密谋先发制人的情况报告。听完袁世凯关于此事的说法之后，她叫来庆亲王和军机大臣刚毅，进行讨论。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她决定恢复听政。很显然，她终于被说服了。庆亲王他们是对的，至少，光绪显示了极其糟糕的判断力，竟然依靠那些怂恿他铤而走险的家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