纱帘的背后

与此同时，铁帽子们的猛烈抵抗不得不要另眼相看了。要防止激进和保守这两者当中任何一方走向极端，唯一的办法就是：再次扮演最初由恭亲王在许多年前为她选定的角色，作为一个政治联盟仪式上的摄政者，去保护光绪，而不是废黜他。    
    铁帽子们会不会夸大了当前的危险呢？如果慈禧对此有任何怀疑的话，那么，就在接见伊藤博文的当天，康野狐的一位同志杨深秀12就公然向皇上呈递了一份奏折，建议中国与英、日两国结盟。御史宋伯鲁13（康有为的另一位朋友）在第二天的另一篇奏折中提出了同样的建议。他还建议让康有为充任皇上的首席侍从官，以处理维新的具体事务，还应该把李鸿章召来和伊藤博文、李提摩太等人一起，商议维新大计。这些奏折非常及时，它们帮了铁帽子们的大忙，使得慈禧终于相信：不能再坐视不管了。
第四部分 逃亡第63节 告密(4)
    在这样的危急时刻，对于任何统治者（或男或女，都无不同）的性格都是一种考验。精力充沛的康熙皇帝和他的残忍刻毒的儿子雍正，年轻的时候都很善于应对危机，迫使所有的敌人落荒而逃。而光绪皇帝，他那些既令人赞美又叫人同情的品性，从未因担当统治者的角色而消减分毫。打从孩提时代起，他就承受了身体、疾病和情感上的困难，对于击溃铁帽子们、争取御前会议的支持这样艰巨的任务，他从来就无力胜任，也没能说服他的姨妈，让她安于退隐，把治理国家的事情交给自己。他最大的缺点是语言障碍，这使得他在关键时刻完全口齿不清。他的姨妈只需解释整个御前会议都反对他独立行动并支持自己继续监督政府的日常运作就行了。御前会议是满清中国的最高权威，皇帝也要依靠它的认可和支持。一个皇帝，只有当他觉得自己拥有足够的个人权威能够把权力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的时候，才可以否决御前会议的决定。这种情况，或许在康熙、雍正甚至乾隆那儿出现过，但对于优柔寡断的光绪来说，则绝无可能。接下来的一系列悲剧，恐怕不能不看作是铁帽子们的无恶不作所造成的，他们充分利用了临时占据的优势地位。    
    对于太后和光绪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虽然并没有任何记录，但可以肯定的是：对双方来说，这都是一个悲伤的时刻。9月21 日的诏书，是由皇帝写的，十分清楚地表明了他的立场（当然也包括太后的立场）。    
    现在国事艰难，庶务待理。朕勤劳宵旰，日综万几。兢业之余，时虞丛脞。恭溯同治年间以来，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两次垂帘听政，办理朝政，宏济时艰，无不尽美尽善。因念宗社为重，再三吁恳慈恩训政，仰蒙俯如所请，此乃天下臣民之福。14    
    正像1895年对日战败的时候一样，光绪又一次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之中。他幽居于瀛台，那是紫禁城边上一个叫“南海”的湖中的一个小岛。他从朝廷上消失已经有三天了，在他不吱声的这些日子里，外国公使馆都相信了关于他已经被废黜并被杀的谣传。这给康野狐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康有为断言：慈禧已经把她的侄子监禁、折磨并杀死了，因为他胆大包天，竟敢有改革政府的想法。一个流传甚久的谣言，说皇帝并没有死，只是打那以后就成了瀛台岛上的一个囚徒。原先有三座桥通向那个小岛。然而到了1898年，只有一座人行桥依然立在那儿，这样一来，要看住皇上就更容易了。另一个谣言（是美国公使夫人莎拉·康格听来的），说的是：皇帝曾经试图从小岛上的监狱逃跑。康有为声称，几个维新派在谭嗣同的带领下，曾计划由日本人协助（由一个名叫“大刀王五”的人出面）攀过南苑宫墙去营救皇上，但没能成功15。令人惊讶的是，皇帝被监禁的神话故事得到了20世纪几乎所有中国杰出学者的支持。毫无疑问，皇帝既没有死，也没有被监禁，而且已经回到工作岗位有好些日子了。瀛台中的便殿一直是他和慈禧一起工作时共用的办公室。有案可查的事情是：他的日常公务确实中断过，但仅仅只有三天。很显然是因为惊恐和幻灭，而不是因为拷问和监禁。不过话说回来，他一直以来就是王朝体制的一名囚犯。巴克斯和濮兰德对这三天的静养极尽夸大之能事，声称皇上在此后的余生里就一直是慈禧的囚犯。那些支持巴克斯这个虚构故事的学者毫不顾及压倒性的反面证据。    
    慈禧回了颐和园，显然，对于这次经历，她和她的侄子一样沮丧，留下铁帽子们自由地迫害他们的死对头们。对于铁帽子们来说，到底有哪些人卷进了这场维新派阴谋，他们也是稀里糊涂，这种混乱导致了一连串的逮捕。9月21日，也就是皇帝宣布太后重新训政的同一天，还发布了一篇谕旨，斥责康有为“结党营私”、“惑乱朝议”。和袁世凯的指控（康有为及其同伙密谋杀掉荣禄并筹划军事接管）比起来，这些措辞真是不胜温柔敦厚之至。追捕康有为的命令已经下达，他的弟弟同样也要给逮起来。    
    因为康有为在头一天就已经乘火车去了天津，这会儿正在去上海的路上，因此在他从前惯于出没的那些地方怕是已经找不到他的影子了。他的兄弟倒是在南海会馆给逮着了，当时他正坐在一个马桶上。康有为写道：“是时幼博（即康广仁）如厕，本可避矣。馆长班恨幼博尝责之，带兵往搜，遂及难。”16    
    一封发自荣禄总督的急件9月23日送达北京，说他的探子们获得了一批能证实维新派密谋的详细资料，将在他下次进京时带上这些材料。一方面是这一消息的威力起了作用，一方面迫于庆亲王和军机大臣刚毅的强大压力，太后下令逮捕谭嗣同等六人。康有为的同伙、新闻记者梁启超也正在搜捕之中。    
    光绪皇帝终于在9月24日的清晨时分重新振作了起来，并且和往常一样，重又开时阅读、批注大臣们的奏章，陪着他的姨妈一起在瀛台的便殿中工作，遇到更敏感的条陈就递给她。正式朝见的时候，他还会照从前的样子，坐到她的旁边，这一习惯持续了他的整个余生。不管有怎样煽动性的谣言在外国使馆中风传，他既没有受到身体上的虐待，也没有被收回权力。他只是被迫再一次在姨妈的监督下扮演他已经演了多年的角色而已。当然，这既令人遗憾又叫人悲伤，但似乎还算不上凶险。其间，铁帽子们一直在外边追猎异教徒。    
    皇上恢复工作的那一天，也就是9月24日，更多的逮捕随之而来。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前大使张荫桓的被捕，他曾经保举康有为并经常设宴款待他，另有两个涉嫌和康有为串通帮他递条陈给皇上的不那么显要的官员。士兵们逮捕张荫桓的时候，还在他的房子里翻箱倒柜，显然是在找康野狐。皇上的4位维新顾问，杨锐、林旭、谭嗣同和刘光第，也都被逮住了。当警察来的时候，杨锐还在床上，被枷走的时候还穿着内衣裤。懵然不知的林旭就在一如平日去入值的时候被逮起来了。当捉拿自己的风声传到刘光第那儿的时候，他慷慨自投。谭嗣同则根本就没打算逃走。    
    此时，对这四个维新顾问的指控还仅仅是和康野狐有“联络”。以这些温和的指控对他们进行的审判，开始于三天之后的9月27日。然而，到了审判开始的时候，迫于铁帽子们的极端压力，指控被上升为煽动。    
    铁帽子们正在兴头上，他们弯起胳臂，鼓起肌肉，享受着权力的刺激。他们已经占据了制高点，并把这视为不可浪费天赐良机。凭什么让这些激进分子轻松过关呢？给他们点厉害瞧瞧，以儆效尤，不是更好么。    
    这次审判是在刑部大堂进行的。仅仅一天之后，9月28日，诉讼程序被终止了。一篇来自宫里的谕旨送到了，下令将这6个囚犯立即处决。这篇谕旨是由光绪签署的。    
    下午4点钟，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他的朋友杨深秀，以及4个维新秘书——谭嗣同、杨锐、林旭和刘光第，被带到菜市口，斩了首。他们成了举世闻名的“戊戌六君子”。    
    根据康有为的说法：“观者如堵。幼博先就义，欲有所语，而左右顾盼无一人。五君子以次从容赴义。”康广仁就义时，仅着短衣。据康有为说，一个家仆找了些合适的衣服，把他的头缝在身体上，买了口棺材，将他葬在一座观音庙旁。但所有发表的这些，都是康有为的又一创作。据《北华捷报》说，没有哪个胆大包天的家伙敢去要康广仁的尸首，它在第二天被刽子手拖走，扔到一个敞口坑里，那儿被当作是乞丐和罪犯的公墓。    
    康广仁曾经跟美国外科医生嘉约翰18学过三年医，在全身心地投入他哥哥的政治组织之前，很郁闷地在浙江做过一年小官吏。据康有为的一个传记作者讲，1896年，康广仁曾在香港的品芳酒楼会晤过革命党人孙逸仙，以撮合康、孙两党联手合作。从满清朝廷的观点看，孙党显然是颠覆分子，任何和他们扯到一起的人，格杀勿论。    
    事后，又发布了一篇谕旨，解释朝廷为什么突然处死这六个人，他们如今被贴上了造反和叛逆的标签：“旋有人奏，若稽时日，恐有中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