纱帘的背后

    
    9月20日，他出席完最后一轮午夜告别晚会，离开北京，登上了前往天津的早班火车。作为一个自我放纵者，他为自己订了头等车厢，这天下午的早些时候就到了天津，找了家旅馆，第二天，登上重庆号蒸汽邮轮。由于太拥挤了，他没能得到好一点的铺位，只好将就着在下等舱凑合，和那些呕吐不止的伙计们挤在一起。经过三天的航行，邮轮驶过宽阔的扬子江口，进入狭窄的黄埔江，向上海港靠近。邮轮缓慢驶向吴淞口凋敝破败的市郊，人类排泄物所发出的恶臭扑面而来，正在这时，一艘快艇靠了过来。几分钟之后，《泰晤士报》驻上海记者濮兰德走到康有为的面前。濮兰德，皮肤红润黝黑，头发用薰衣草润发油抹得光溜溜的，手里拿着一张照片，他一会儿看看照片，一会儿又看看康有为，问，“这是你的照片吗？你在北京杀人了么？”    
    濮兰德是奉英国驻上海署理总领事白利南1之命，前来拦截康有为的。    
    在北京，李提摩太急匆匆地赶到了英国公使馆，近乎歇斯底里地敦促窦纳乐爵士设法营救康有为，使其免受中国人的审判。指令很快就通过电报发到了沿海各大城市的英国领事馆，指示他们密切注意康有为的行踪，争取赶在满清当局逮捕他之前将他营救出来。然而没等这些信息传到上海领事馆，白利南就已经在地方当局的鼓动下开始自作主张地采取行动了。在1898年9月26日写给窦纳乐的信中，白利南描述了当时古怪的情形：    
    23日早晨，我收到道台大人（也就是上海市长）给我的一封信，通知我说，他收到了要求在康有为到达上海时将他逮捕的秘密指令。与此同时，道台大人还派他的秘书向我通报：皇帝已经死了，康有为被指控给了皇上一些药，这些药后来被证明是有毒的。道台大人请求我对从天津来的所有英国船只进行搜查，并且让我指示（租界）巡捕密切监视到达上海港的不同的蒸汽船。为了便于识别，他还给了我一张康有为的照片，他又补充说，捉拿康有为的赏金是2,000块大洋。这天上午，英国轮船“埃尔多拉多”号到了，正当她进入泊靠地的时候，一艘中国官方汽艇截住了她，一位中国沿江巡捕身着（英国）制服登上了船，在舱内搜查康有为。他们所做的这一切，并没有我的授权，也没有以任何方式获得我的许可，对于这种非法行为，我已向道台提出了抗议。    
    也就在这一天（9月23日），我收到了来自道台和其他衙门的各种各样的消息，大意是：现已确知康有为将于24日乘“重庆”号轮船抵达上海。中国的密探和衙役都为那唾手可得的2,000块大洋而兴奋不已，我担心，当轮船到达时，这帮衙门（市长办公室）差役会急不可耐地冲进船舱。    
    事实上，重庆号停靠的码头在法租界内，这使得我要采取措施对这艘轮船实施保护就不免有些困难。经历了头一天的“埃尔多拉多”号事件，我还担心：中国当局有可能会在船只进入海港保护区之前就采取行动，所以我决定，最好的方案是在吴淞口外截住这艘轮船。我并不希望领事馆的任何官员公开牵扯到将康有为转送他船的事情中来，所以，我同意了让濮兰德先生来办理此事的提议。他的中国话说得很好，是用来完成这一任务的非常合适的人选。    
    24日一大早，濮兰德先生就乘坐一艘快艇去了吴淞口外几英里的地方，拦截重庆号。凭着道台大人给我的照片，查找此人应该没什么困难。此人对正在迫近的危险竟然一无所知，直到向他出示……要求逮捕他的申请，他才认识到自己所处的危险境地。    
    濮兰德向康有为出示了上海道台所发布的告示，上面指控他“通过给皇上服用红色药丸而把他毒死了，”并命令将他“秘密逮捕，就地正法。”濮兰德告诉他，那些维新派全给逮起来了，包括他的弟弟。康有为不禁眼泪夺眶而出。等到平静下来之后，他给了濮兰德5份密诏副本，声称是皇上给他的。濮兰德解释：是英国领事派他来的，领事先生“知道您是皇上的忠臣，根本不可能犯下这样的罪行。所以他特别指示我带来一艘军舰营救您。您必须马上跟我一起登上这艘快艇。没有时间可浪费了，因为上海巡捕官马上就要来搜查这艘船。”    
    一直以来，人们都想当然地认为，是上海道台为了确保人们能够自动告发康有为而编造了弑君的指控，虽说那笔赏金也算是足够的激励。人们没有注意到的是：道台也是李鸿章的人，此人是一位来自宁波的富商，他的事业生涯曾经得到李鸿章的提携，他的政府职位也是通过李鸿章的保护弄来的。他是盛宣怀2的亲信，而盛宣怀是李鸿章在上海的最重要的门生，西方人都称他为“电报盛”，因为他是皇家电报电话网的头儿，那是李鸿章创设的一家私人公司。电报盛是西方新闻记者的一个主要消息来源，专门提供关于北京事件的虚假而骇人的故事。通过散布皇帝已被毒死的消息，道台大人和电报盛为上海、香港及整个外部世界贡献了这样一种流传甚广的观念：满清政府正处于崩溃的边缘——这正是李鸿章在利用一切机会进行宣传推销的一种观念，目的就是要创造出这样一种危机气氛，让他的对头们惊慌失措，而他自己也就有可能被重新召起，再度出山。    
    由于没有来自北京的可靠消息，发自上海的报道就被传播到世界各地：光绪皇帝被满洲亲王所发动的一场政变推翻了。各地报纸争相发表一些疯狂的报道，包括《纽约时报》上一个愚蠢可笑的错误，说的是：慈禧太后和前总督李鸿章已于9月22日早晨结婚了，并且坐火车逃到了天津，为了防止追击，还炸毁了身后的铁轨。    
    这些恶意煽动的报道，大部分都是由上海的蚊蝇小报首先发表的，或者是在外滩沿岸颇受欢迎的长廊酒吧（或西方人常去喝酒的其他场所）的闲谈中散布的。外滩是一处维多利亚风格的河畔散步场所，人流如织、干净整洁，那儿标识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仅仅只有几十年，上海就从一个东倒西歪、住着海盗和养猪农户的海边渔村，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国际化都市，扼守着长江入海口，控制着沿江的所有贸易，由此上溯一千英里，直至寂静而神秘的中国内陆。如今，白色的殖民建筑沿着外滩一字排开，那都是一些主要贸易商行的总部，像怡和洋行、旗昌洋行和宝顺洋行。在这里，那些来自爱丁宝或波士顿的精明商人与波斯人和西班牙犹太人竞相抬价，醉生梦死，夜夜笙歌，常常到“青帮”开的大妓院里带走那些小脚妓女。他们的罪恶所遗留的残渣琐屑堆积在大街上，然后又被雨水冲进（或被苦力扫进）河里，在那儿（如果你一不留神离得太近去观察的话），你每天早晨都能从中辨认出死婴的臂和腿与一大群野狗和巨大的狸鼠纠结在一起，涨潮的时候，远处漂浮着腐烂的水果和墨迹斑斑的账单。在挤挤嚷嚷的水边码头区那些轮船、快帆船和破旧的舢板中间，有5艘废弃的断桅货船盖着波纹形的铁皮屋顶，里面是那些大商行的鸦片储藏。如今，外滩已经铺了路面，河岸边阔叶枫树排列成行，树荫下三色堇含苞绽放，远处安静的街道上，精瘦结实的黄包车夫一路小跑着超过身穿浆硬的卡其布短裤、头戴穆斯林头巾的印度巡捕。不管城市发展到多大，有些事情绝对不会改变，从江对岸被称作“浦东”的那些糟糕透顶的贫民窟，到亘古常在、令人掩鼻的发酵猪粪的臭气，这是一种永恒不变的提示，叫人想起大上海在骨子里总归还是一个养猪农民的小镇。    
    那些由李鸿章的代理人所原创的、关于皇帝的种种煽动性流言，因为一份发自北京的电报而被传得更凶了。电报是康有为的追随者梁启超发来的，向他在上海的支持者们通报：他还活着，而且活得还不错，并断然声称：皇帝被杀了。英国总领事白利南相信了这个传言，并将谋杀的消息电告了索尔兹伯里勋爵。第二天，这个故事就被刊登在上海的《北华捷报》上，这增加了这个消息在白人中的可信度，他们当中大多数人都像这家报纸一样，毫不掩饰地憎恶中国的所有事情。    
    打从这一刻起（正如李鸿章所精明预见的那样），这个故事就有了自己的生命。    
    《纽约时报》排出了这样一条悲伤的大字标题：中国皇帝被杀——可能遭受过拷打——有人认为是被阴谋家毒死的。伴随着这个故事的，是这样的说法：虽然皇帝的死已经被“证实”，但对于“致其死命”的手段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某一个版本中，他是被折磨死的，“他遭受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拷打，一块烧红的烙铁刺穿了他的肠子。”满洲人的材料来源（李鸿章在上海的代理人所掌握的）也“证实”：皇上是被几粒小小的红色药丸毒死的，那是维新派给他的，而维新派则反驳说：小小的红色药丸是紫禁城里的某人给皇上的。    
    没有人把光绪的死讯报告给他本人。不过，等到康有为抵达上海并被那个容易上当的濮兰德截住的时候，一种对康野狐和“已故”的可怜皇上的巨大同情的氛围，已经在西方人中间弥漫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