纱帘的背后

    
    白利南在给窦纳乐的信中说：濮兰德没有浪费时间。    
    只花了几分钟，（康有为）就离开邮轮，登上了快艇，接着他就（被濮兰德）转移到了半岛及东方轮船公司的“巴拉瑞号”上，当时这艘轮船正停泊在吴淞口外。皇家（军舰）“鄂司克号”作为一种防范措施，也已经被派到吴淞口，而那些在重庆号上的人断然肯定：康有为正在寻求英国炮艇的庇护，因此，当重庆号抵达上海时，一直在此关注着康有为的那些密探和官员们得到报告：康有为已经在鄂司克号的甲板上了。是夜，以及此后几天，我收到了很多来自官方的关于（康有为的）下落的质询，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似乎觉察到了：这位流亡者已经找到了一个安全的庇护所……
第四部分 逃亡第67节 逃亡(2)
    在巴拉瑞号逗留吴淞口期间，我多少有些担心，唯恐某些中国雇员，在一笔巨额赏金的激励下，可能会试图取康有为的性命，所幸的是巴拉瑞号的菲尔德船长所做的防范十分完备，一位全副武装的哨兵日日夜夜守候在他的船舱门外。    
    对于这位脸蛋圆圆的自我拔高者来说，这样的待遇，规格确实是够高的了。他鲁莽轻率的行为使铁帽子们受到了如此大的刺激，给维新派带来了这样的厄运，叫认真的年轻皇帝蒙受了这样的羞辱，也让维新运动成了一个遥远的记忆。    
    在巴拉瑞号还泊在吴淞口的时候，英国领事班德瑞拜访了康有为，满心希望得到一些有价值的情报，但他后来正告英国外交部：康有为对北京正在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只知道一个劲地谎称自己很有来头。他说，康有为对朝廷的运作方式只有一点点很浅薄的了解，“反复强调自己在政治投机方面有很广泛的阅读。”这在西方人所作的观察中，是为数不多的正确认识之一，但却不被人们注意，他们几乎全都狂烈地拔高康有为、谴责“后党”。    
    虽然班德瑞已经敏锐地洞察到了：康有为纯粹是个江湖骗子，但这并没能阻止濮兰德肆意利用康有为那些满世界散布的、由谣言和虚构混合而成的所谓新闻，不过这些倒是和濮兰德的种族主义及政治偏见严丝合缝、浑然天成。他把康有为告诉他的那些东西拿过来，再混合进他自己极端错误的的假想，然后将下面这样的新闻电讯发给了《泰晤士报》：    
    他告诉我，他是遵从皇上的一封密谕才离开北京的，密谕中，皇上对他所处的危险提出了警告。他进一步声称，最近发生的事件完全应归咎于满洲集团所采取的行动，这一集团是由太后和荣禄所领导的，包括所有的高级满族官员，这些人被皇上的亲于维新派所激怒了，决定让太后恢复听政。“后党”里的那些人，是凭着与俄国之间的这样一种默契才被绑到了一起，那就是：俄国考虑到对自身利益的支持，会承诺保护满洲里作为大清王朝的根基以及满洲人在中国的统治……眼下的这场运动完全是满洲人发动的……如今，李鸿章对荣禄的影响已经无足轻重，并且很可能趋向于逐步减少。    
    这正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英格兰很愿意洗耳恭听的那种东西，在19世纪的一多半时间里，他们都在为俄国的领土扩张而焦虑不安。但濮兰德照例混淆了他笔下的那些演员，相信慈禧、荣禄和铁帽子们也会玩那些只有李鸿章才玩得转的魔术戏法。    
    濮兰德继续写道：“康有为极力主张：英国应该借机出面干涉，恢复皇上的权位。……他还评论道：除非给此次政变的受害者提供保护，否则从今往后，要想让本土官员维护大英帝国德利益，将是不可能的。”    
    9月27日，康有为乘坐的轮船在鄂司克号军舰的陪伴下，起锚前往香港。康有为此次航程的旅伴中，有一位是英国驻华使馆的亨利·科伯恩，他取道香港回英国。在从上海到香港的途中，他长时间地会晤过康有为，像白利南总领事一样，对康野狐或者他对朝廷的看法，也没留下什么好的印象。他断定：作为一个信息来源，康有为毫无价值，唯一值得给他的东西，就是奚落。不幸的是，科伯恩的观点被英国外交部扣下了。关于慈禧和他的太监总管李莲英，科伯恩向窦纳乐挖苦地报告道：康有为抛出了隐晦模糊而又遮遮掩掩的线索：“这个姓李的人和太后之间，有着比让离婚法院认为满意的那种关系更为亲密的关系。”    
    在慈禧恢复听政的最初两个星期里，全世界的新闻媒体接二连三地发布皇帝之死的消息。有些报纸甚至说，10月1日恭亲王的一位孙子继承了皇位。《纽约时报》则将一大堆赞美之词堆到这个被称作“滢贝勒”3的年轻人的头上，说他“漂亮、聪明……明显亲善洋人。”报纸上说，见过这位滢贝勒的英国人“断言：他将不会像他的前任那样也是个傀儡。”    
    对于光绪皇帝来说，“傀儡”似乎并不是一个十分客气的墓志铭。而那位满怀希望的改革家，最近倒是成了外交官和新闻记者的宠儿。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头呢。    
    9月29日早晨，康有为乘坐的巴拉瑞号抵达香港，殖民地华人阔买办何东4（也就是后来的罗伯特·何东爵士）前来迎候，陪同他一起来的有殖民地行政官、少将威尔逊·布莱克爵士以及警长梅含理爵士5，全都眼巴巴地就等着瞧一瞧这个怪人。    
    多亏了英国人的先见之明，康有为的妻子、小妾和女儿都一直生活在南方，所以，他们全都能够顺利地逃到澳门，再从那儿去香港，他的母亲被秘密地直接带到了香港，而他弟弟的未亡人和女儿则在三天之后抵达。这的确有些异乎寻常，从而进一步加深了人们的印象：英国人对此事的介入，比此前公认的要深得多。当官府发现康有为一家全都逃之夭夭后，便把他们所有的财产全都藉没了。康野狐抱怨：就连那些疏远的亲戚也被连累，“时风声传播，奸人生心，亲戚多被掳挟者。”6    
    即便是当下的英雄，也会成为烫手的山芋。作为一个华人，康有为给英国政府制造了一个颇为尴尬的难题。总不能想象，可以把他冷藏在政府大楼或他自己的家里吧，这也就是为什么富商何东被牵扯进来的缘故。何老板慷慨地安排康有为搬到他的公馆，还给了他们几千块大洋的零花钱。另一些有钱的华人对这笔资金也有贡献。康有为的“戏剧性逃亡”，以及他和“遇害”的皇上之间那种想当然的友谊，让他一夜成名。他受到了“皇家殖民地”的最有实力的华人大亨的隆重招待。    
    尽管英国人对他是如此的慷慨大方、热情周到，对他的每一个家庭细节都关怀备至，但康有为还是急切地盼望开路，继续流亡。他将日本人视为自己真正的同盟者。他已经和日本驻上海的领事官接触过，领事官电告东京，说康有为希望定居日本。到了10月9日，他收到了独腿外相大隈重信7的正式邀请，并确保中国驻东京的外交机构不会找他的麻烦。    
    好家伙，他所到之处都受到西方人的欢呼喝彩，他们将他视为现代中国的圣人。康有为对他的英国东道主的报答，就是让自己任由新闻记者摆布。他把自己的首次长时间的单独会见给了《华字日报》。他的保护人兼东道主何东，仅仅被视为“一位知名的买办”，担任英文翻译。康有为解释说：得到自己的兄弟被杀的消息和皇上被害的谣传，他感到非常难过。在清理了一会儿喉咙之后，康有为“感谢英国人民为他提供的这些保护，也感谢他们对中国政治和社会进步以及皇帝的解放所给予的关注。”然后，他就发起了对慈禧的恶毒攻击：    
    自从皇帝开始表现出对国家事务的兴趣以来，太后就一直阴谋废黜他。她经常和他一起玩牌，还让他喝烈性酒，为的是阻止他参与国事。最近两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皇上实际上成了一个装饰品，这是违背其本意的。    
    你们都知道，太后没受过教育，她非常保守，又完全不愿意给予皇帝任何管理国事的实权。在1887年，朝廷决定拨出3,000万两白银，用于创建一支水师……太后却将余下的钱用来修（颐和园）……    
    她从来没怎么见过外面的人——只有少数几个能接近她的宫廷太监和国家大臣。    
    为了显得自己是个熟悉内情的权威，康有为开始转向性方面的含沙射影。“宫里有个假太监，比任何大臣都更有权。这个假太监的名字叫李莲英。是直隶本地人。如果不预先向他行贿，任何事情也休想办成。所有总督都是通过向这个人行贿才得到他们的职位的，他因此而富甲天下。李鸿章也没法跟他比。”（这到暗示了一个事实：在北京，任何一个比李鸿章总督更加富有的人都是荒谬可笑的，不过，康有为的听众根本没有条件去核实他的信口雌黄。）    
    为了不断扩大自己的权威，康有为声称：他亲自见过慈禧。“她中等身高，举止威严，多少有点鲁莽急躁。暗黄色的皮肤，长长的杏眼，高高的鼻子，看上去还算聪明，有一双表情丰富的眼睛。”没有证据表明康有为曾经见过太后，哪怕是一次朝会。就连罗伯特·赫德爵士也从未见过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