纱帘的背后

他接着去了伦敦，在那里，自由派领袖查尔斯·迪尔克爵士3在英国下院就英国因为慈禧“腐败而愚蠢”而应该干涉中国的观点提出辩论。保守派（他们对自己的外交报告心知肚明）反驳说：康有为本身有“误导”之嫌。    
    习惯于靠别人的钞票过优裕生活的康有为，很快就将他的小金库挥霍一空，不得不搬到新加坡，在那儿，有一位受过良好教育、具备跨文化背景的阔人林文庆为他买单。康有为不得不做点什么，要不然很快就要被人们忘得一干二净。林文庆在新加坡的合伙人很乐意支持一次武装起义。凭借着如此激动人心的前景，康有为又从海外华人那里弄到了30万美元的进项，条件是他必须保证新政权的善意。他选择湖北省的汉口作为一个靶子，因为天佑侠团已经在那儿开设了他们的连锁药店的分店，可以用作军事行动的前哨站。从此以后，汉口的许多乡绅和富商都被策反了，于是康有为便设想：有了他们的支持，要发动一次起义大概不是什么难事。
第四部分 逃亡第72节 毒笔(2)
    从一开始这场阴谋就失败了。补给和军事物品必须通过香港一家挂羊头卖狗肉的五金公司，从日本偷运进中国，不过货物从未到达过。武汉的先遣队在约定的时间还没到的时候就提前动了手，密谋败露。这次很不光彩的失败花去了康有为大量的财政资助。他仍然呆在新加坡，不过开始相信那个孙逸仙派了一个刺客跟着自己。他决定带着年轻的女儿和姨太太去大吉岭4度假。那是喜马拉雅山脉一处度假胜地，他租了一幢房子，靠着华侨们为汉口起义捐赠的美元在那儿一住就是好几年。    
    这其间，在日本，那只骑在康有为背上的小“狈”干得还不错。这两个人当中，更狡猾也更小心的梁启超，能够尽量避免使他的日本主人产生不愉快，并继续在他们的帮助下从事他的宣传活动。他煞费苦心地维护与大隈侯爵的良好关系，经常设宴款待他。    
    到这时，梁启超和康有为已经发展了一大群铁杆国际读者，这些家伙对关于邪恶的满清太后的那些新材料有着永不餍足的好胃口。在1898年之前，还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她的存在，现如今，她已经成了中国历史上最险恶的形象之一。在美国，因为对“黄祸”的旧话重提而使得这些排满宣传更加汹涌澎湃，也因为那些白人政治家、劳工组织、宗教狂热分子和土地掠夺者的煽风点火而更加乌烟瘴气。混合着关于东方帝国一个女性统治者的男性白日梦，从而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本能反应。这样一种观念惹弄得美国男人心急火燎：腐败中国被一个有着奇异性需求的卑劣女人所控制着。    
    梁启超和康有为为了寻找灵感，便一头扎进京城文人学士的历史闲谈中深入挖掘，这些人很喜欢将慈禧和他们熟悉的魔鬼化身武则天相比照。对于康梁不断发布的那些个关于慈禧的黑材料，不熟悉中国秘史传统的西方人自然不晓得：其中有很多从前就已经流传过，不过说的是武则天。这些故事当中最受欢迎的话题之一，就是：曾经谋害过那么多竞争对手的慈禧，到底是如何给光绪皇帝下毒的呢。这个主题又被康有为在新加坡的东道主林文庆专门针对英国听众进行了重新包装，“满洲人的刀叉伸得很长。”不过好像长得还不够。    
    曾经在1901年有幸和林文庆共进午餐的莫理循说，此人“多少有点自吹自擂。”濮兰德也认识林文庆，并且对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庄士敦（后来成了溥仪皇帝的英国师傅）对此人也有过描写，说他是个“出类拔萃”的华人。在1890年代，他是马来亚半岛最有影响的人之一，他父亲是一位新加坡富商，祖籍福建。早年在新加坡声名卓著的莱佛士书院受教育，他是第一位获得女王奖学金的殖民地华人，利用这笔奖学金，他到爱丁堡大学攻读医学（和莫理循是校友）。在英国呆了5年之后（其中一年在剑桥），1893年回到新加坡，开始行医并进入政界，他的语言天才使得他能熟练使用这个岛国5种主要语言——闽南话、粤语、马来语、英语和泰米尔语。1895年，在他26岁的时候被任命为新加坡立法院议员。第二年，当他娶了自己的一位合作者孙逸仙的女儿之后，林文庆就开始不断发表排满宣传。    
    林文庆用他的本名和“文庆”这个中文名为《新加坡自由报》写了一系列关于百日维新惨剧与慈禧邪恶本性的文章，对康梁的原始材料加以详述引申。后来结集在伦敦出版，题目叫《中国的内部危机》。在书的序言中，林文庆否认它的任何独创性。他感激朋友们，“他们当中有些人可以很方便地获取准确信息。”然而，他却不得不让这些消息灵通的朋友一直保持匿名状态。为了让他的英国读者身心放松，林文庆向他们保证：他写这些文章，不过是“聊以自娱”而已。    
    他先从康有为的一篇小传开始，称他为“维新运动的涅斯托尔5”。他说：“直到今日中国受到关注，康有为的历史著作标志着他们的知识历史中一个新纪元的开始。”    
    转入他的主要话题，林文庆告诉英国人：慈禧“活泼炽烈，热情洋溢”。作为一个年轻女人，她将咸丰皇帝的精力完全从他作为君主的职责上转移过来了。“就在他爱抚任性的（叶赫那拉）的同时，太平军正在攻城略地，‘红发鬼子’正在京城的街头阔步行军。”林文庆声称，在同治皇帝死之前，他实际上已经选择了一位继承人，是一位年轻的满洲小王子，但慈禧却选择了光绪来取代他。林文庆宣称，同治的这位“庶子”仍然活着，而且是“北京城里少数几个具有自由、进步思想的王子之一。”    
    接下来谈到慈安之死是不是肮脏游戏的结果这个问题，林文庆说，“中国人的传闻是：她吃了一些自己特别爱吃的（美味佳肴），那是（叶赫那拉的）亲戚为她特意准备的。片刻之后，她就被剧烈的疼痛攫住了，没等到御医赶到，她就断了气。”为什么这些传闻此前从未得到报道呢，林文庆没有解释。    
    然后，他又把话题转到颐和园里的性方面。他说，一个假太监，对慈禧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就像梅莎莉娜和凯瑟琳大帝一样，她的需要也是车载斗量。“年轻的（叶赫那拉）向一大群太监展示她的魅力。”他接着说，她精心穿着的真实理由，是要讨好她的那些性爱奴隶。“她为自己的魅力感到自豪，不惜代价地要让这些魅力发扬光大。……在她的丈夫死后，她不得不把自己的美丽展示给宫里那些粗俗的眼睛。”    
    为了要搔到维多利亚时代听众的痒处，他透露：和一个去势的太监之间，在平常情况下，不会有什么太冒险的性爱游戏，但慈禧的太监总管李莲英是个冒牌货。李总管“逃过了那种野蛮惯例，最后成了（叶赫那拉）特别宠幸的侍从。”    
    林文庆透露：李莲英从上海定购了一些古怪的巴黎时装，这样，他和慈禧就能穿着这些装束，表演游戏。“一位太后扮演奴仆，而一位侍从却是这个奴仆的情人，这一切多么有趣。”（在所有这些有杀伤力的宣传中，倒是有一点真实的元素：慈禧的确常常作为“票友”而登台演出，这时候，她和她的宫女们穿着戏装粉墨登场，有时候太监们也被迫参加她们的演出。一张摄于1903年的照片显示了这样一次舞台场景，她的太监总管看上去好像很不舒服。）    
    为了不断给自己的话题加温，林文庆又说：“人们注意到：这些太监大多是年轻的男人，体形优美，相貌清秀。……北京城里那些头脑简单的家伙也能认出，西宫太监当中那些年轻人的面孔，就在不久之前他们还是正在准备科举考试的生员。”他接着说，在提供短时期的服务之后，这些年轻人就会突然消失不见，成为“皇城的高墙之内意外死亡”的受害者。    
    林文庆希望留给读者慈禧这样一幅永恒的图像：一个道德败坏、恶意刻毒的统治者：“她……毫不犹豫地重复凯瑟琳·美第奇那些罪恶和阴谋勾当的几乎每一个细枝末节。”    
    林文庆的攻击也是一种种族主义。许多高层汉人都把满洲人视为不可救药的腐败堕落的种族，正如他在一些评论中所暗示的：“你能指望一个年轻的满族女性在放荡成性的咸丰皇帝那污秽淫乱的后宫里会受到什么训练呢？”    
    对于那些身处一个假正经时代的西方读者来说，这样一些性淫荡的指控的确很有趣，也很刺激。但对于汉人和满洲人来说，一位寡妇的贞节问题一点也不可笑。在太后这样的情形中，贞节是一条底线。如果她自丈夫去世以后表现出有什么风流韵事的话，那么接下来，她就会失去她尊贵的地位所拥有的所有权利。在以前的朝代中，如果这样的行为被证实，那么她就会被立即处死。没有理由相信，这样的情况已经有所改变。    
    慈禧是在26岁的时候成为寡妇的。从那时起，她一直这样活到了73岁，她真的能保持绝对的清心寡欲长达47年么？就目前足资征信材料证据看，没一个人能回答这个问题。上述指控纯属虚构。比起其他的皇室成员，对于外在的形象，她不得不更加小心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