纱帘的背后

她比大多数女人更容易受到品格方面的攻击，不管有多么曲折含蓄。她在朝廷上的权力，主要是建立在不断履行她作为最终调停人的仪式性角色的基础之上，这正需要完美德行的外表。她一直处在数千太监持续不断的观察之下，这些家伙就像停在紫禁城和颐和园的宫墙之上的苍蝇：任何对美德的悖离，将马上被报告给真实或潜在的敌人。仅仅是性放纵的传言，也足以威胁到她的地位的合法性。环绕在她身边的，是不停地搞阴谋诡计的王公大臣，还有那些时刻准备着为贿赂或榨取而谴责任何人的无所不在的御史。这就是为什么在只身自卫的时候，她在恪守礼仪方面要求是如此严格，任何轻微的冒犯也会使她龙颜大怒。所以，利用性方面的诽谤对她进行诋毁，也不过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证据则是另外一回事。比如说吧，假如她真的发生过什么风流韵事并且怀了孕（就像康野狐那帮人所说的），那么她的许多仆从就会知道，因为她每天的沐浴更衣之事也是由这些人伺候的。在紫禁城这样一个地方，在腐败堕落被当作数千年的遗产代代传承而形成的深远绵长的大气氛围中，要让数量如此庞大的太监宫女保守这样一个秘密，真是难以想象。    
    就凭它的夸大其词，我们也可以知道：康有为及其同伙的诽谤，亦不过是名士们轻佻酒会上人格诋毁的典型把戏，和都铎王朝某位野心勃勃的朝臣为了击倒某位女王而采用的那种致命的严肃指控比较起来，完全不是一码事。不过西方人没有办法来了解它们之间的不同。    
    另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是：如果八大臣或铁帽子们曾经能够将她在性方面行为不端的确凿证据提供给“宗人府”的话，那么，他们也就能够将慈禧打扫出宫，从而将自己选择的继承人扶上皇位。所以，那种认为她曾经和数以百计的假太监玩闹嬉戏、这儿那儿到处生小孩的观点是荒唐可笑的。    
    康有为在1898年的诽谤，是任何对慈禧此类指控中最早的一次。9年之前（1889年），美国公使田贝完成了一次对她的声誉的近距离研究，写信给华盛顿：“她表现得仁慈而节俭。她的个人品格无懈可击。”    
    那么，为什么这幅由康梁所描绘（并被林文庆塞给了那些假正经的英国人）的虚饰浮艳的政治漫画，竟然从那时起就成了慈禧每一部主要传记的基础材料呢？一言以蔽之，因为它是如此赏心悦目。林文庆顽固地持有这样一种观点：谴责中国所有的灾难（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就能够攻击这个妖怪的脚踵。没有太可怕的犯罪，没有太奇怪的阴谋，没有太骇人谋杀。人们普遍同意：占据中国龙椅的女人确实是一条爬虫。不是一条荣耀显赫的中国龙——沉静、慈善、仁厚的水族，而是一条居于幽穴、吞吐火焰的西方龙，就连它的呼吸也有毒。是一位恶毒的龙女。这足以解释一切，也足以证明一切。    
    直到如今，那些专业人员（莫理循、濮兰德和巴克斯之流）为了把这些中文抹黑材料变成更文雅也更有害的“信”史，而不断添加进许多他们自己天才的新闻创造，为大清王朝的倾覆而推波助澜。    
    【译注】    
    1詹姆斯·博斯韦尔（James Boswell 1740-1795），英国杰出的传记作家，他为约翰逊博士所写的传记《约翰逊的一生》已经成了西方传记文学的经典，博斯韦尔的名字在英语中甚至演变成了“为密友写传记的人”的代称。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 1709-1784），英国作家，辞书编纂者，是英国18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文学界人物。    
    2此处引文均出自梁启超《论保全中国非赖皇帝不可》一文（1899年3月22日）。    
    3查尔斯·迪尔克（Charles Dilke 1843-1911），英国自由主义政治家、作家，曾帮助格莱斯顿连任首相，从而成为格莱斯顿第二届内阁成员。    
    4大吉岭，印度东北部一座城镇，位于喜马拉雅山脉低处、锡金边界，处在2,287.5米的海拔高度，由于可以眺望干城章嘉峰和珠穆朗玛峰而成为著名的旅游胜地。    
    5涅斯托尔，希腊神话中的人物，特洛伊的英雄，对希腊人来说是一位年高德勋的智慧老人。
第四部分 逃亡第73节 狡猾的春宫作家(1)
    百日维新突然失败的时候，莫理循已经在北京呆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即便是老资格的北京居民，对这样突如其来的强烈镇压也毫无防备，一直试图搞懂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及康有为到底在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罗伯特·赫德几乎是唯一保持沉着冷静、不慌不忙的人。    
    夏天的大部分时间，以及在9月的流血牺牲期间，莫理循一直在黄河三角洲猎鸟，或者在西山僻静的度假疗养院猎艳。当他回来的时候，对于那些导致六君子被捕和就戮的事件，几乎一无所知，只好想方设法补课，不断询问他的消息内线，而所有的消息全都充斥着阴谋理论。作为《泰晤士报》驻北京的通讯记者，莫理循不得不踢掉他的长统雨靴上的泥巴，表演千里眼的动作，为的是能够在一夜之间摇身一变以预言家的身份出现，能够像个饱学之士那样慷慨陈词，并且最后对假想中的政变及其参与者的方方面面都了如指掌。    
    关于康有为，莫理循一无所知。这个藉藉无名之辈也不知是从哪个角落冒出来的，如今被人们谈及，俨然是维新党的领袖，新中国杰出的知识分子，年轻皇帝的私人朋友，六君子的亲密伙伴，太后的头号死对头，香港的名人，日本的朋友，中国的弥赛亚。至少，北京的那些更容易上当的洋人正是这么说的。    
    人们都在设想：濮兰德所知道的可能比他说出来的要更多，莫理循写信给他在上海的同僚，询问康有为的价值，他的问题暴露了他有多么无知。“康有为煽动了这样一场针对太后的痛苦反叛以及随后的流血，只不过因为他是一个和平的、学院式的非暴力改革家么？您真的认为这是可信的么？”    
    濮兰德几乎没工夫去搭理莫理循，他正忙着用他在《泰晤士报》上的那些充满偏见和错误的文章把康有为炒成国际名人。康有为那些谣言和虚构的混合物严丝合缝地契合了濮兰德的排满偏见。濮兰德非但没有像科伯恩和班德瑞那样产生怀疑，反而对康有为告诉他的那些东西照单全收，并把自己关于太后的错误假想添油加醋地补充了进去。所以，濮兰德对莫理循的启蒙努力，其结果却适得其反，他将那些虚假的前提再加上自己对慈禧的先天偏见，一股脑地塞进了这位高级记者的头脑里。莫理循马上就得出结论，这一结论暴露了他思想中的基本缺陷。他的推论是对的：镇压维新运动，光绪出局，太后复出，选择溥 为继承人，这一切都是一个完整阴谋的组成部分。但是，他把这一阴谋和慈禧联系了起来，而不是端君王和铁帽子们。不管这是因为对这些晦暗不明的皇室成员的一无所知，还是因为没能认识到满洲王爷干涉朝政已经有很长的一段历史，莫理循总归是认为他们只不过是慈禧的“后党”，并且相信：是慈禧一个人在幕后操纵了光绪的废黜并使他变成一个呆滞木讷的人。莫理循在一封信中写道：“如今……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慈禧的死，这也绝非不可能。”他对这样的观点一定感到满意：慈禧是所有这些不幸的起因，她的被杀将是一种解放。莫理循坚持自己武断的观点，也不管多德福医生的证词，这些证词证明：没有人做过任何损害光绪的事，也没有人折磨或囚禁他，他的问题完全是身体上的（其次也有心理上的影响）。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他的姨妈也可能（像维多利亚女王一样）是一个威慑性的形象，但那位法国医生已经观察到：她真心诚意地为自己的侄子担忧，并且在医生看来也没有明显恐吓他的迹象。虽然莫理循自己也是一位医生，并且亲自报道过多德福的分析报告，但他毫无道理地憎恶慈禧，因而也憎恶这个法国人。所以，他的病态偏执使得自己完全曲解了正在真实发生的事情。他没能认清端郡王和他的盟军是些什么样的家伙，这是一支分散而危险的政治力量，正在迅速进入阵地，并将因为那个时代一个巨大的错误步骤而给中国造成可怕的损害。莫理循对于正在酝酿中的事情毫无准备，他看错了所有信号，却跌跌撞撞地退回到了“伟大”。    
    这样一成不变的观念，成了莫理循在接下来的十年中报道中国和慈禧的基本原则。虽然他将会把自己个人的政治支持从李鸿章总督转到袁世凯将军，以和英国的政策相协调，却从未重估过他对慈禧的谴责。在莫理循的头脑里，唯一的好太后，就是一位死了的太后。《泰晤士报》在它的字里行间衷心地赞同这样的观点。    
    1897年，罗伯特·赫德爵士第一次见到莫理循的时候就喜欢上了这个年轻人，因为，一个聪明而孤独的浪漫主义者总是会喜欢上另外一个同类的，但一个冷冰冰的事实慢慢显露出来，赫德开始觉察到莫理循骨子里的犬儒主义，他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藐视，以及他为了自己职业生涯的发展而不断调整他的道德标准时的轻松自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