纱帘的背后

正是李鸿章，通过不断向西方报纸散布关于中国人的骇人暴行的虚假消息，狡猾地剌激外国列强武力干涉中国，这是他为了削弱铁帽子们的基础、恢复自己失去的威望的持续努力的一个部分。联军的指挥官们受命利用这一事态，发动了一场针对中国的热战，目的也并不是救外国使馆，而是为了赶在大清帝国土崩瓦解之前尽可能攫取更多领土，这个机会，他们时刻都在期待着。因此，义和团事件远不是什么中国人背信弃义的例证，倒是西方伪善的典范。    
    还是从头开始吧，有一场阴谋正在进行之中。它是由铁帽子们设计的，但是，没有什么阴谋是绝对的，也没有什么阴谋是命定的，在多数已经决定了的计划中，运气和机会扮演着主要角色。在面临着将重大策略付诸实施的时候，铁帽子们不免力不从心。对于如何进行，他们并没有清晰明确的想法，只是随着形势的改变而向前移动。他们所知道的全部，就是：他们希望从中国清除所有的外国人和外国势力，把时钟拨回到从前的光荣时刻。    
    采用义和团创立一支秘密的非正规武装，然后利用这个随时可以否认的中介力量驱逐外国人，这个念头似乎最早产生于铁帽子集团中最富有经验的军事将领李秉衡将军。在过去，中国的农民起义总是一些颠覆分子在挑战满清统治的权威。1890年代发生在北京东南部的暴乱却完全不同。它直接针对的是外国传教士或他们的本地教民，并且决不反清。如果予以正当鼓励和谨慎引导，它就能演变成一场横跨华北地区的群众性反洋运动，而表面上又和满清政府毫无干系。西方的愤怒和军事报复，也就可以通过把所有罪咎都归到中国农民的头上而得以避免。或许铁帽子们就是这么想的。    
    这一切是从山东省开始的，这个位于直隶东南的省份正好向外伸入中国海。山东西部是一个人口稠密、极度贫困的农业地区，平坦、坚硬、没有树木、含盐，被干旱和黄河的洪水掏空了。这里的男人由于自然灾害和洋鬼子带来的祸患，被迫为盗，他们当中包括运河上壮实的失业船工，由于蒸汽船和铁路的传入导致了他们的失业。这些人当中，有许多人加入了秘密帮会和强盗团伙，那是山东难以控制的边界地区的一部分，他们走私食盐和鸦片，劫掠旅行者。这就是中国的舍伍德森林1，也是那部描写土匪强盗和超级英雄的长篇巨著《水浒传》以及其他由流浪剧团或乡村集市和庙宇中的木偶戏所表演的传奇史诗的故事背景。导致山东崩溃的原因有：中日战争及随之而来的财政危机和一贫如洗的士兵的遣散，再加上乡下人的穷困，这样到了1895年，随着又一次糟糕的收成，他们完全被逼到了造反的境地。    
    在总数超过四亿的人口当中，只有极个别的中国乡下人在1890年代见过白人。乡民原本天性纯朴，对外乡人坦诚、友好，但在危机时期，对外国的东西都怀有恐惧。他们认为西方传教士和教民们会败坏空气、破坏风水（一种无所不居的超自然存在）。只要风水好，幸运就会降临。外国的房屋和建筑，特别是尖顶教堂，被认为会刺激这种超自然存在，破坏祖坟的电话线和铁路也是如此。哪里的风水受到损害，哪里就会有灾祸。而哪里的外国工程师或传教士受到损害，哪里就会有外交抗议。洋鬼子正是通过引进洋药、洋教和洋货来瓦解中国社会，这样的观念是一种强有力的宣传武器。30年前，恭亲王曾经告诉英国公使：“带走你们的传教士和鸦片，就万事大吉。”    
    到了1870年，大约有250名天主教传教士声称拥有40万中国教民。有350名新教传教士，他们的大部分时间花在了内部争吵上，只声称有6千名教民。他们曾经深入内地，创办学校和教堂，孤儿院和诊所，这些传教士还直接介入乡绅和村民之间的冲突，不断干扰传统习惯，注入一种崭新的、外来的政治策略。在山东西部，那里的人实在太穷了，以至于稍稍富裕一点的乡绅也没几个，冲突就发生在乡民和教民之间。传教士禁止他们的教民参与任何形式的祭祖活动，也禁止他们给各种典礼和节庆仪式捐款，在乡村，这是他们艰苦贫乏的生活中唯一的娱乐。这造成了中国基督徒和其他社群的分隔，也增加了别人的负担。既渴望拯救灵魂，又想要维护账簿，传教士们常常因皈依者的增加而深感满意，即便他们是些社会渣滓——中国人将这些寄生虫称为“吃教者”——以及那些并无向善之心的家伙（他们入教不过是想在土地争讼中占点便宜）。    
    在宁波（罗伯特·赫德就是在那儿得到他在中国的第一份差使的），几乎所有中国新教教徒都直接受雇于那些让他们“皈依”的传教士。借此表明：基督教能让他们得到工作，并且工作也很安全。    
    到了1890年代，在机智巧妙而又分布广泛的反教宣传的故意煽动之下，人们对那些吃教者和传教士产生了憎恨，这些宣传品免费发放给那些当铺的主顾，他们广泛分布于江西、湖北、河南、湖南、山东和直隶。大量小册子以某种保证能激怒中国读者的方式描绘了基督教传教士的私人生活和宗教习惯。罗伯特·赫德曾提到过一本这样的小册子：“非常巧妙……一个真实与错误的古怪混合物。……它明显是一位饱学之士的大作，我敢肯定：如果它不是出自一位文人之手的话，许多人恐怕更愿意将它束之高阁。”小册子谴责基督徒纵容乱伦、兽奸、阉割小孩，并利用魔法达到邪恶的目的。这些勾当，据说中国基督徒也对别的中国人干过。    
    中国人被告知，传教士使用迷药以使教民皈依，药是用胎儿制成的，他们开办孤儿院不过是为了搜集婴儿供他们食用。慈禧似乎多少相信了这些指控。她对一位宫女说：“传教士还拐走中国的穷苦小孩，挖出他们的眼睛用来做药。”她的评语倒是反映出：她对基督教懂得的是多么少，她在形成自己的思想和看法时对顾问们的依赖又是多么大。虽然她很好奇，但她缺乏一颗善于分析的头脑。如果足够经常地告诉她某些事情，她还是会承认它是真的。她的看法在当时的中国很正常，儒家士大夫和翰林学士之流也持有同样的看法。就连杰出的曾国藩，也鄙视所有的外国人，特别是基督徒。慈禧一生都被困在紫禁城和颐和园里，她没有理由怀疑她的大臣和将军告诉她的事情。她只能通过他们的眼睛去看世界。    
    印行和分发这样的小册子，使它们遍布各省，这需要相当雄厚的财力。没人知道到底是谁在为这场宣传战买单，不过在这样一种方式的刺激之下，排外反教的怒潮在19世纪末风起云涌。传教士和教民被袭击、被谋杀，教区财产被毁。在1890年代，中国的全部18个省都爆发了反传教士骚乱。传教士们被指控为密探、奸商和享乐主义者。    
    1891年，反传教士骚乱横扫长江下游流域，紧接着是1895年在四川爆发的反教骚乱，次年，又有11名男女老少在福建被屠杀。英国威胁：如果中国政府不能惩处对此负有责任的地方官员，英国就要武力干涉。北京屈服了，将四川巡抚和6名其他官吏革职的革职、降级的降级，处死了31个农民，另有38人被监禁或遣戍。诏书的发布清楚表明：任何对外国传教士、教堂和教民的进一步攻击将不会受到宽恕。另有上谕警告地方官员：如果他们那里发生进一步的事变，他们将要为此承担责任。毫无疑问，这些一系列旨在安抚西方的努力，是一个依然由温和派所控制的政府作出的。这个信息响亮而清晰地表明：从现在起，基督徒将受到皇帝的保护。光绪皇帝和太后都坚定地支持这点。    
    其结果就是，在一些像山东西部农村这样的地方，地方官员再也不愿意冒任何风险和传教士及其教众正面对抗，有大量中国人开始皈依基督教，他们要么是为免受本地仇人的伤害而寻求传教士的保护，要么是为了逃避地方官员大范围的犯罪指控。整个强盗集团都把他们置于天主教牧师的保护之下。在乡村，面临诉讼的对立双方，为了在衙门的公堂上获得法律上的优势也纷纷接受洗礼，教区牧师不管愿不愿意，也会为教民辩护，就他们的案子向政府官员施加压力，或者要求省府施压，甚至通过主教捅到北京的使馆那里。基督徒势力的每一次示范都会吸引到更多的皈依者，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品行恶劣。山东巡抚李秉衡将军称他们为“草民”。    
    一个恶性循环开始了，个别传教士在这种性的鼓励下，开始滥用他们现世的权力去增加他们天国的红利。自信有本国政府的军事后盾，许多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为他们不断增长的影响力而自鸣得意，对中国的所有事情都觉得自己有优越感。满清政府甚至屈服于这样的要求：中国的天主教主教要享有和总督相同的级别，就像李鸿章一样。    
    山东正在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那儿最恶劣的罪犯是德国天主教徒，他们在国内代表着一个强有力的选民集团。1896年，山东发生了针对中国基督徒的广泛攻击，肇事者是一个自称“大刀会”的团体，这个组织活跃在土匪出没的西南地区，和江苏接壤。这激怒了德国天主教徒，因而成了一次李秉衡巡抚严重关注的事件，他首先要确定的是：这个“大刀会”是不是一个像“白莲教”（一个被禁止的热心排满的社团）那样的秘密帮会，或者，仅仅是一支罗宾汉式的乡村义务纠察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