纱帘的背后

昨天，拳民和士兵们在（北京的）大街上为赃物而频繁地大打出手……荣禄的军队开始抓人之后，抢掠才停止了。董福祥仍在城内；管事的是荣禄和端郡王。庆亲王和此事没什么干系。义和团总部就设在端郡王的宫邸。”这个苦力如此消息灵通，以至于使馆里的人都认定他是个密探。他真是够走运的了，没有被认为是个拳民。    
    7月13日的黎明时分，两声巨大的爆炸终于打断了人们的百无聊赖。在使馆区边界的法国使馆一侧，一阵严肃认真的战斗打响了。在前一周里，法国水兵在使馆附近那些空房子的掩护下，打死了100多名路过的中国人，使得使馆区附近中国人的死亡人数超过了400。中国人为了进行还击，在法国人的防御工事下面挖了地道，再装上了两桶黑色炸药，炸死了两名士兵，另有许多人受重伤。    
    生活很快又恢复了百无聊赖。天气更热了，腐尸的气味第一次超过了污水沟的气味。巨大的乌鸦啄食排水沟里腐烂的动物尸体。那些为了节约子弹而用刺刀捅死中国俘虏的士兵们，倒是浪费了不少子弹来打乌鸦，以此作为一项娱乐，并把打死的鸟送给中国基督徒吃。    
    莫理循从来没有这么快活过。别人将他描述为“使馆内见闻最广的人……对事情有着冷静的判断，面对危险泰然自若，对帮助他人有着持久的责任感。” 波莉·史密斯认为“在我们的临时食堂里，他是个最有魅力的人——就像一个在任何地方都能找到的英雄一样，下流、快乐、健康。”    
    7月16日，莫理循和本·斯特劳兹上校（窦纳乐爵士的使馆卫队副指挥官），从肃王府执行完一次巡视后，正返回的时候，两个人都受了伤，莫理循只不过是皮毛伤，而斯特劳兹的伤却是致命的。上校已经被铁帽子们视为继英国人攻击中国士兵和官员之后的一个主要行动者，所以不得不把他除掉。    
    莫理循被打中了屁股——或者，按照他自己更乐意接受的说法：“右腿”上比较肉感的部位。这一有失庄重的伤口，位于“右腿”的后面，不过位置实在也太靠上了，要想置之不理也颇不容易，而且也不太适合单拐或手杖，这使得他在围攻期间余下的日子里成了一个残废。他不得不趴着身子打发时光，事实证明，这对于他为《泰晤士报》撰写关于围攻事件的冗长报道来说，还真是蛮不错的姿势。辛博森一直认为这位著名记者是个神头鬼脸的家伙，他猜想莫理循的康复期或许被他用来撰写两个不同版本的围攻故事。一个版本为讨好读者而故作英勇崇高，将发表在《泰晤士报》上；第二个版本则多少更接近于事实，不过这个版本将被严格保密。不管辛博森有什么样的过失，这个年轻人倒还真有点看穿伪饰的本事，莫理循的时间的确被用来轮流做两件事：编撰关于围攻的歪曲造假的新闻报道；另外就是书写版本完全不同的私人日记。    
    从6月25日至7月16日，在这一段异常平静的时间里，法国使馆的地下爆破和斯特劳兹上校的被执行死刑不过是两桩孤立事件，而且那天之后（再一次感谢荣禄），一次将持续十多天的休战期又开始了。对于一场被描绘为残酷的围攻来说，这实在算不上糟糕。在这次停火期间，一位年长的中国信使带来了两封官文。一封是美国国务院用密码写给康格的，是官僚政治的胡话杰作，只有一句话：“与信使联络。”另一封，是“庆亲王暨同仁”写给窦纳乐爵士的，承诺中国政府将“竭尽全力维持秩序并给予保护。”庆亲王暗示：如果外国人停止射击中国人，情况可能会更平静一些。检讨一下过去，亲王的说法明显是事实，不过使馆方面因为坎普尔屠杀的幻想而处于不断加剧的歇斯底里的状态之中，他们对事实有自己的定义。这两种观点相距何止霄壤，以至于两者之间的视差绝无可能被克服。那些在一方看来是真的东西，在另一方看来总是假的。康格在回复中轻蔑地说：从一开始，“外国军队所采取的行动就纯然是出于自卫，并将继续这样做。”    
    一批蔬菜、新鲜水果和西瓜作为表示友好的礼品被送到了使馆区，两个中国士兵递呈了荣禄的名片和一封信，信上说他此刻正在努力停止所有交火。果然，到了下午六点，它完全停止了。由于未能取得使馆方面对正式停火的同意，中国人只不过是停止了还击。    
    接着，康格得到请求，让他致电华盛顿。中国人认为美国政府可能愿意进行和平斡旋。然而，康格字斟句酌的电文却导致了相反的结果：“一个月以来，我们一直被围困在英国使馆，处在中国军队持续不断的枪炮轰击之下。只有迅速救援才能阻止全面屠杀。”    
    利用这次停火，他们也正好可以出去伸伸胳臂踢踢腿，会说汉语的西方人就溜达到了防御工事的附近，和中国士兵聊天，递香烟，套近乎。这些人当中就有辛博森，眼前的情形使他想到：双方都是在凭着谎言和假想而行动：    
    四下闲逛，有些敌人很乐意参与交谈。……陕西兵和董福祥的人……对于为什么攻打我们只有很少的了解。他们说，自己被派到这里来，是要防止我们闯入皇宫、杀死他们的皇上。……有人试图向他们解释：这一切都是义和团带来的。然而他们对此的回答是：义和团已经结束了，被赶走了，没人再相信他们了；他们也没有人留在北京，而且，我们为什么不把自己的士兵也给打发走呢，他们已经杀死了那么多中国人。……这清楚地向我们表明：不仅仅在别的地方没有什么事情发生，而且义和团的计划在北京本地也流产了。……这下完全明白了：此次意外的休战是整个一系列事件的结果，这是我们连想也不敢想的。……义和团早期所有那些翻来覆去的决议再一次开始了，而那些全能的拳民们带着他们自吹的神力被粗暴地处置。很明显的是：他们不再被信任了，北京城内及周边地区的形势正在一天天地改变。那些拳民们，正在显露出自己的无能，正在吞下自己种下的恶果。他们必定很快就会消失。最后一位（拳民）在夜里被射死在日本人的防线之外，甚至都有两个星期了……那是一个只有15岁的男孩。    
    辛博森所有这些假设都是对的，除了义和团：他们已经不复存在。
第五部分 北京之围第90节 北京之围(3)
    法国使馆里的一位语言学家伯希和2声称，有一天，他越过使馆街上中国人的工事。士兵们请他喝了茶，并把他带到了总理衙门，在那儿，荣禄很关切地向他询问使馆区内的饮食起居情况。伯希和的回答让荣禄松了一口气：使馆里所需要的只不过是新鲜的蔬菜而已。他倒是美滋滋地饱享了一顿盛宴，共21道菜，然后就被护送回了使馆，口袋被桃子塞得鼓鼓的。他带来了好消息：李鸿章总督有望不久从广州经上海来京，以安排一次和谈。    
    除了对正在到来的事情懵然无知之外，西方人还有个习惯就是冒冒失失断然下错误的结论。他们憋在使馆区内受的苦实在很有限。他们从不缺乏食物。他们洗劫这一区域内所有商铺、货栈和仓库，吃喝日用，车载斗量，全弄到使馆里。他们在使馆街上找到了一家被放弃的粮店，储藏着200吨小麦，另外还有大米、玉米和其他粮食。多亏了对英伯克和基鲁夫的两家百货店的解放，酒和香烟才有了充足的供应。至少有一千件香槟酒。使馆里大多数人每天都把酒当水喝。许立德在日记中透露：“有了这些劫掠来的香槟酒和雪茄，我们的聚餐会总是那么令人愉快。”他说，7月里一次典型的晚宴，唱主角的是“绿豌豆、（瓶装）玉米布丁和嘶嘶冒泡的香槟酒。”罗伯特·赫德爵士注意到每个人都兴致勃勃，状态良好。瑞士人奥古斯特·查莫特和他的妻子安妮从未离开过他们的北京饭店，他们在那儿每天烤300块面包。他们为每个掏得起钱的人提供饮食服务。辛博森描述了饭店的场景：“每个人都在安静地工作，磨面、淘米、宰杀禽畜。”    
    使馆里的一些人的确生活得非常好。斯奎尔斯夫妇和他们的客人波莉·史密斯、莫理循（受伤之前），要算是最好的了。他们在进餐的时候吃的是来自加利福尼亚的保鲜水果、腌牛肉、罐头青豆、法国鱼酱、浓缩牛肉汁、通心面、喝不完的香槟酒和咖啡。在窦纳乐夫人的餐室里，40个人坐下来享用每一顿优雅大餐，穿着得体的晚宴礼服——传教士不允许参加。    
    有一个与中国人交易的黑市，生意颇为兴隆，正如辛博森报道过的（也得到了其他人的证实）：“鸡蛋和军火的秘密交易仍在进行，参与者是那些来自董福祥的露营地的变节军人。我们通过向周围那些比较友好的军人支付大把大把的现钞，而源源不断地得到大量的鸡蛋，他们用篮子和布袋偷来这些玩意儿，得到的回报就是接受一叠叠的银元，这些鸡蛋由一个委员会进行分配。有些人得到多一些，有些人则少一些……同时，许多贫穷的传教士女人却困苦不堪。”    
    为了解决那些正规士兵和传教士们的吃饭问题，在英国使馆的假山上垒起了炉灶，上面架起了大锅，煮的是罐装牛肉和米饭，那些穿着印花布围裙的中国基督徒厨子，大汗淋漓地照看着这些家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