纱帘的背后

    
    有数千听罐装腌牛肉，不过要是偶尔碰上用咖喱赛马肉作为替代的话，每个人都会兴高采烈。6月24日，翟兰思大声嚷嚷道：“啥时候要是能吃上点新鲜肉换换口味，我就高兴死了，打自上个星期三以来，我们就一直靠罐头食品为生。这马肉（最好是赛马肉）还真不赖，颇似牛肉，不过稍微有点韧，不太容易嚼。”对于使馆中的美食家来说，喜鹊和麻雀（他们称之为“野味”）是对赛马肉的补充。他们不吃食腐的乌鸦——那些在排水沟小分队的头顶上跳舞和争吵的家伙，他们全送给了中国基督徒。    
    就在使馆里的人成天为腌牛肉和香槟酒而牢骚满腹的时候，肃王府里的2,000教民却正饿得两眼冒金星。丰富的粮食储备全被使馆方面留下了（250吨小麦、大米和玉米），教民们只有干瞪眼。当他们带来的那点可怜的补给被消耗殆尽的时候，他们只得求助于中国古老的食物来源：树皮、树叶、树枝、树根，最后是泥土。肃王府内大多数青草绿叶早就被使馆的那些赛马吃得差不多了。    
    波莉·史密斯解释：“迄今为止，我们每天仍能给他们一定数量的食物，但我们也节余不了几天了。……每天早晨都有两匹马在屠宰房里被打死，然后分配给各个食堂，其中一半不能吃的部分，被那些饿得要死的人津津有味地吃掉了。”她补充说，他们是生吃下去的。    
    肃王府确实是铁帽子们断断续续进攻的一个焦点。最初，他们带来了十来门野战炮，在最初的五天里，当这些大炮朝使馆区的屋顶上开火时，结果给那些建筑物造成了巨大的结构性损坏，不过在他们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之前，在荣禄的命令下，这些大炮被拉走了。仅仅在肃王府，这些野战炮才是近距离直接开火，摧毁了高高的花园宫墙，将挤作一团的教民暴露在直接攻击之下。中国人所拥有的其他大炮，包括速射克虏伯炮，在围攻期间并没有派上用场，最后的8天是个短暂的例外。    
    大量关于围攻的悲剧神话，不得不由使馆方面到那些教民所遭受的极度痛苦中去抄袭。到了7月13日，在攻打花园23天之后，肃王府四分之三的部分已经落入清军之手。英勇无畏、聪明过人、毅力可嘉的柴五郎大佐和他的日本水兵们是怎样阻挡铁帽子军队席卷整个花园、屠杀所有本国教民的呢。    
    焦虑不安的西方人很乐意把这个使命留给日本人，因为他们有另外的麻烦要对付。虽然他们百分之九十的人从来都没有亲眼见过一个拳民，但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男人和女人）都躲在紧闭的门后不住地歇斯底里，或者继续猛灌那些抢掠来的五花八门的酒：香槟、杜松子酒、威士忌、白兰地。所谓的围攻，倒成了一个酒气熏天的节假日。有些使馆人员则热心于当众表演装模作样的冷静。留声机及音乐盒也被从基鲁夫的商店里解放了出来。只要得到最轻微的鼓励，华俄道胜银行经理的夫人璞科第太太（从前是圣彼得堡一位歌剧演员）就会引吭高歌，来几支咏叹调。英国人则打板球。当大雨倾盆、水漫金山的时候，使馆里的人就扎起木筏，在附近划水玩。德国使馆一等秘书冯·贝洛先生总是一边喝荷兰杜松子酒，一边弹钢琴。波莉·史密斯说：“在一次可怕的进攻期间，他突然预感到这就是末日。……他忍受着灵魂的巨大痛苦，弹奏着，但几个小时之后被粗暴地唤醒了，人们告诉他，进攻全都结束了，这一次他至少不会在如醉如痴的音乐中被杀死了。”到处都有牢骚满腹。人们觉得：这些外交官们逃避了他们所有的职责。    
    美国公使的夫人、虔诚地献身于基督科学教派的莎拉·康格倒显得很乐观，这真令人气恼。“她认真地向我们保证，”波莉写道，“使我们烦躁不安、荒腔走板的，正是我们自己，而不是这个非常时期。她还强调：虽然有战争对抗的表面迹象，但那确实只是存在于我们自己的头脑中。……并没有一颗子弹进入房子。错误地导致我们相信这是实情的，不是别的东西，正是我们过于敏感的头脑。”不管怎么说，莎拉·康格是对的。围攻主要是他们的想象，很少有子弹落到附近的任何地方。围攻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休战中度过的。所以，与其说它是一场围攻，不如说是一次冷战。    
    赫伯特·斯奎尔斯，美国使馆贪得无厌的一等秘书，表现得比大多数人都要好。一位美国传教士写道：“如果斯奎尔斯先生是公使，我们就决不会陷入目前这样糟糕的境地。” 斯特劳兹上校被杀后，斯奎尔斯就成了窦纳乐爵士的参谋长。    
    法国公使、前新闻记者毕盛，一位大个子男人，蓄着威严气派的胡子，常听到他嘴里咕咕哝哝：“Nous sommes perdus！”（法语：我们完了。）在英国佬当中，对毕盛看法完全一致。辛博森称他“胆小鬼”，而莫理循则称他“贪生怕死的杂种”，“整个使馆区的笑柄”以及“可恶的懦夫”。鬼也想象不到，中国人为什么会选择在法国使馆的地底下挖地道，除非是一门心思要摧毁它那非同凡响的酒窖。    
    围攻刚开始的时候，毕盛就让使馆卫兵帮着他烧掉了所有的外交档案，而毕盛太太则手忙脚乱扑住那些飘起来的纸片，再烧掉它们。俄国公使格尔思男爵不甘落后，第二天也把自己的档案给烧了。莫理循对于法、俄两国外交的相对价值有自己的看法，他给法国外交档案出价5,000美元，俄国的则是50,000美元。    
    最近以来一直强健矍铄的罗伯特·赫德爵士，因为感到绝望而在眨眼之间变了一个人。他如今65岁了，而且日益衰弱，却要装出勇敢的样子。虽然收到了让他打上黑领结去窦纳乐爵士的专用餐桌上用餐的邀请，但他拒绝了，还是和自己的晚辈助手一起吃饭。辛博森说赫德“携带着多少有点令人生畏的武器——至少有两把大号柯尔特式自动手枪，被他绑缚在自己单薄的身体上，而且很可能还有第三把，藏在屁股后面的口袋里。”赫德拒绝参加抢掠酒和雪茄。根据他的命令，海关的食堂总是很朴素：早餐是米饭、茶和果酱，午饭是咖喱赛马肉和米饭，晚餐是咖喱赛马肉、米饭和果酱。赫德深信：满清朝廷已经被疯狂浪潮席卷一空，如今可能一切都没了。他身陷使馆，也无从展开调停，这一事实让他感觉到虚弱而疲乏。    
    当一切结束的时候，赫德在一封信里写道：“对于所发生的这一切，我感到非常痛心。”他的悲痛，除了因为失去了自己的宅邸以及毕生的纪念品之外，他的自尊也受到了严重的伤害。一方面，赫德没法不去想：中国人在设法杀死他（他们最堪信任、最有价值的雇员）。但这只不过是他在工作中的想象，受到了使馆里一种普遍假想的传染，这种假想认为他们所有人随时都可能被杀，就像在印度兵变中被害的那些英国家庭一样。由于从来也没有哪个洋人像他那样，是个内部人，所以，如果他也没有提前得到通知，那实在太令人难堪了。他知道自己并没有正确理解许多已经出现的信号，就像《字林西报》的通信所警示外国人的那样。在自己的日记里，他注意到了所有那些征兆，然而不知何故，多年来他越来越自我满足，已有的预警信息是如此之多，以至于要不了多久他就感到麻木了。他全然不知道：他在朝廷上的保护人（包括太后）已经无法控制局面了，所以，他的牺牲，是由于形势的失控，而并不是由于那些背判了他的信任的朋友们。最糟糕的是，赫德在搬入英国使馆的时候发现，所有西方外交官憎恶他，其程度比自己曾经猜想的要严重的多。他们清楚地表明：是他们，而不是赫德，如今在控制着这场演出并发号施令。他是一根额外的拇指，无用而可恶。    
    天气也不帮忙。时当仲夏，气温超过华氏100度，来自戈壁滩的热风裹挟着灰土和扬沙。苍蝇无处不在，军队和蛆虫一同爬行。熏天的臭气尤其可恶。    
    有许多甜水井，还有一些味道不佳的水井，所以，水从来就不是个问题，虽然使馆里的水井都愚蠢地紧挨着臭水河，而且大多数水在烧开后要沉淀半个多小时才能喝。痢疾是使馆区内所有人必须共同面对的一件事情。    
    在7月的停火期间，罗伯特·赫德爵士的乐队里的一位老号手偷偷溜进来了。他挨了一位满清官员的打，一只耳朵被割掉了，因为那些人认为他可能是一个密探，他这次来是因为他知道外国的医生手段高明。他说，外国军队在大沽大获全胜，并且已经占领了天津，而董福祥和从前的义和团已经去阻挡外国军队进一步向北京推进了。    
    7月18日，一封信被偷偷地带给了日本公使西德二郎男爵，信中说，一支33,300人的混合武装正准备离开天津，“约在7月20日左右”救援北京。（十分欣赏日本的莫理循描述西德二郎男爵有着“和类人猿最古怪的相似之处。”）每个人都因为这一消息而兴高采烈，不过在十天内他们再也听不到这样的好消息了。
第五部分 北京之围第91节 北京之围(4)
    大沽和天津的失陷，在北京的朝廷里引起了巨大的恐惧，唤醒了他们对于1860年的记忆，并预示着在权力的天平上即将发生一次突然而猛烈的向右偏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