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拿小姐

那时，在祖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美丽富饶的土地上，在烈日下寒风里冰雪中艰苦劳作奋力挣扎着的孩子何止千万耳！
  好在秦孝川自幼身体强壮，干一般的农活并不感到有多繁重，反而觉得比天天被逼着做作业舒坦多了，家里的日子也好过了一些。
  只可惜那个年代天天讲“阶级斗争”，秦家因为有人跟着国民党反动派跑了，所以秦孝川从小便被打入了“另册”，事事受人歧视。随着年龄的增长，秦孝川形成了孤僻多疑，胸襟狭窄，心狠手毒但却有几分“侠义”的性格。十几岁时路遇流氓调戏邻里女孩，秦孝川上前打抱不平，扭斗中竟把对手的一只眼球活生生抠了出来放在嘴里咬碎，致人终生残废。多亏那个年代法制松懈，对方虽有些势力，但当秦母将自己珍藏多年在生活最困难的时候也没舍得卖掉的陪嫁首饰赔偿给人家后，事情便“私了”了，秦孝川因此而免了一场丰狱之灾。
  后来，有人证明秦孝川的父亲在被抓走的路上，因试图逃跑被国民党军队开枪打死后丢进江里了。这样，秦家虽算不上什么“烈属”，但也不再被划人“敌属”
  一边了，自此生活和社会地位都逐渐有了改善。恰好在此时秦孝川到了当兵的年龄，虽然按照国家的政策秦孝川作为独子可以免除参军的义务，但他坚决要求应征入伍，他想借此机会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他感到就他的文化基础和年龄而言，这可能是唯一的、最后的也是最好的一个机会了。
  秦孝川入伍后被分派到驻海南岛某部队服役，开始时部队首长见他是山沟里出来的苦孩子，便派他到连队里养猪喂牛，后来见他养猪猪死喂牛牛瘦，又发现他有胆大机灵好打爱斗的特点，便又调他去当了侦察兵。秦孝川在这里如鱼得水，很快成了业务尖子，并被提升为班长。可惜他的文化基础太差，进一步发展受到了阻碍。
  领导上为了培养他，便送他到部队设在附近的一所学校里补习文化。毕竟是年龄大些思想成熟了许多，此时的秦孝川对待读书的态度同过去相比已大不相同，他十分珍惜这次读书机会，学习十分刻苦，文化水平提高很快，两年后毕业时还得到了部队首长的嘉奖。回到连队后，秦孝川先是当上了排长，以后又升任副连长和连长，到从部队转业到地方时，他已是个堂堂正正的正营级军官了。
  秦孝川之转业到地方，除去当时正赶上军队内大规模裁员外，也有他个人的原因。那时家里来电报称秦母病重，秦孝川极孝敬母亲，赶紧请假回家探望老母。其实秦母病情井非很重，只是不小心跌断了腿骨，年岁大了复原起来十分缓慢，但绝无生命危险。秦孝川每日在床前服侍母亲，看着母亲行动不便十分可怜的样子，便把怨气发泄到了老婆身上，认为她未能尽到照顾婆母的职责。
  秦妻本来是可以做随军家属的，但秦母故土难离，秦孝川便让妻子在家里照顾母亲，连探亲假也极少让她使用。结婚数载，二人在一起生活的日子屈指可数，感情自然比较淡。薄。秦孝川因母病而迁怒于妻子，动辄打骂，使秦妻终日以泪洗面，身上脸上常带着伤痕。秦孝川的行为使左邻右舍看不过眼，好管闲事的县妇联主任则把秦孝川的情况写信报告给了他所在的部队。部队领导来电要他速速归队，秦孝川因母病未愈不忍离去，且假期未满，因而拖延了几日。秦孝川回到部队后，愤怒的团政委当日便把通知他转业的命令丢给了他。
  秦孝川对组织上要他离开部队的决定并未感到震惊或恐慌，他不仅早有预感，而且早有筹划。那时部队正强调正规化建设，各级军官必须有相应的学历，秦孝川明白凭自己的文化水平再呆在部队里也很难有什么前途了。他痛痛快快地接受了组织上的决定，并通过自己的一个老乡兼战友在这个城市联系到了接收单位。那时本市正处于初建时期，需要各方面的人材，秦孝川凭其在部队中的经历被安排在公安部门工作，确也属才尽其用了。当黄风岭派出所建立时，秦孝川便被派来当了副所长。
  几年来，所长换了好几任，干警换了几茬，秦孝川仍然当着他的副所长，不升不降，倒也落得个稳稳当当，成了派出所内的“元老”。秦孝川在仕途上徘徊不前，除去学历的因素外，还因为他脾气暴躁爱得罪人，作风散漫常犯些小错误。譬如，秦孝川最早本来是主管治安工作的副所长，一天晚上他抓捕一个入室盗窃犯后，那家伙在人赃具获的情况下仍百般抵赖，并口出狂言，把自己装扮得如地下工作者般大义凛然，气得秦孝川借着酒性把他毒打了一顿，但没想到下手太重竟给活活打死了。这事无法向死者的家属交代，传播出去影响也太坏，所长出于无奈，找几个人作了个该人系自杀身亡的假证，对外把事情搪塞过去了。在公安局内部处理这一事件时，所长自己承担了主要责任并引咎辞职，秦孝川也受了处分，他的分工也被改为主管“扫黄、查赌、缉毒”等工作了。
  秦孝川对上级给他的处分心服口服，但对于让他改换工作却老大不乐意。秦孝川生性好斗，喜欢激烈刺激的工作，他的理想工作是到市局或分局搞刑侦，在所里搞治安他已有几分“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委屈感，若是连这些“小打小闹”的工作也不让他做他便的确有些想不通了。同许多他这个年龄的人一样，在金钱与荣誉面前，秦孝川更看重荣誉。所以当有人开导他说搞“扫黄”工作对个人经济上有好处时，秦孝川嗤之以鼻。他希望得到的是在打击严重刑事犯的惨烈斗争中一展拳脚，建功立业，看到别人连破大案，屡受表彰，秦孝川羡慕得心痒手也痒，时刻都梦想着自己也有个大展宏图的机会。秦孝川对于让他改换工作闹了好几天情绪，但上级的命令是让他先把工作抓起来，在工作中慢慢提高认识，秦孝川胳膊拧不过大腿也只好带着情绪走马上任了。
  对于这“扫黄”工作，秦孝川还的确有过一个不断“提高认识”的过程。最初时，秦孝川说是疾“黄”如仇，认为这颗社会的毒瘤非得狠狠地割除不可。那时他口袋里没有几个钱，也不大会耍弄权钱交易的手段。当他看到从五湖四海来的那些人不人鬼不鬼的丑八怪甩出几张臭钱便可有成群的妙龄女孩供其玩耍，看到那些不劳而食的妖艳女人靠兜售爹妈给的肉体便可有大把大把的钞票进帐的时候，秦孝川在有一种酸溜溜的感觉的同时，更有一腔怒火在胸中燃烧。
  秦孝川此时“扫黄”极为卖力，白天“踩点”，夜里“掏窝”，五天一个小“突袭”，十天一次大“围剿”，把个管片搞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更令人拍手称绝的是，有一次他指挥手下干警在大街上展开“拉网战役”，凡是看上去年龄在二十岁左右三十岁上下没有本地居民身份证不算十分难看的女子，统统抓起来送到医院检查，只要是处女膜破裂的一律按卖淫嫌疑犯处置。秦孝川的这次行动受到了上级领导的严厉批评，但并没有变更他的工作，因为就他的性格而言，上级领导也实在找不到什么更适合他做的工作了。
  经过一段时间以后，秦孝川在“扫黄”工作中同各种各样的男男女女接触多了，对这一工作的认识慢慢发生了变化。他不再觉得“扫黄”工作有多么重要，他甚至觉得这几乎是扰民伤财的小题大做。他在私下里同朋友说，“卖淫”这种现象其实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如能适当地加以管理和引导，不仅不会毒害社会，还能对本地的经济繁荣起到促进作用。俗话说“截流不如疏导”，这种治理水害的方法用来治理“黄害”肯定也同样是适用的。有了这种认识，秦孝川对他的工作开始消极起来，如果不是上级布置厂任务来，他很少主动再去过问这方面的事。有时在巡查时碰到怀疑是进行不正当性交易的男女，他大多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饶人处且饶人了。如果手下人抓回来证据确凿的妓女嫖客交他处理，秦孝川一般也是罚款了事，很少再对当事人做进一步深究。
  这样过了一段时期，秦孝川的认识又有了新的“提高”。他发现只要自己头脑放灵活些，善于运用手中的权力，主管“扫黄”工作的确有很多“实惠”可捞。比如你抓到一对正在交易的男女，当他们知道交几千元罚款就可走人的时候，他们会把你像大恩人似的千谢万谢，痛痛快快地交了罚款扭头就跑，连个收条也来不及接。这笔钱如果不是数目较大，那么你往往可以灵活地处理一下，比如带几个弟兄到酒楼里撮一顿，或者到歌厅里喊一场什么的。当然，这时你身边的弟兄必须是真正的“铁哥们儿”，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出卖你，而且你自己的手最好根本就不要动这笔钱，要他们去“灵活”处理就是了。即便如此，这种事也还是要尽可能少做，贪图小利而不顾前程绝不是男子汉大丈夫应有的品格。
  而且实际上，秦孝川也绝不是个重利之徒，他对金钱看得很轻，从不会因钱财问题与朋友翻脸，也不会挖空心思不择手段地去为自己捞钱。在“扫黄”工作中，使他更感兴趣的“实惠”是他可以随时大驾光临那些可被指控有色情嫌疑的饮食、娱乐和文化场所，那里的负责人会诚惶诚恐地迎候他，低三下四地讨好他，慷慨大方地款待他，千恩万谢地欢送他。如果他某时兴致好想玩上一会儿，或者情绪坏想发泄一下，那么他就可以按极优惠的价格尽情地享受或发泄，绝对不用像其他客人那样花了高价来玩还得提心吊胆怕有人来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