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拿小姐

他的“老公”是阿玲帮她找的，是阿玲在桑拿浴认识的一个客人。阿玲与梁老板好上时，知道自己很快就不能与表姐住在一起了，便赶紧为阿芳物色“老公”的人选，然后又为他们牵线搭桥，又苦口婆心地劝说阿芳找个“老公”如何如何划算，最后总算把这事促成了。
  阿玲为阿芳找的这位“老公”也是个香港人，但不是老板，是个货柜车司机，经常开车来往于香港与内地之间。他在同伴中的绰号叫“肥仔”。其实他并非真的很肥，只是由于他虎背熊腰，租胳膊粗腿，加之身高不足，看起来便给人以肥胖的假象。
  这几年，从老板到打工仔的许多香港人都喜欢来内地寻女朋友，一旦找到个如意的便长相厮守，不再像过去那样只图一夜风流。引起这种变化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各种疫病的威胁使人们越来越不敢与陌生人接触。所以，找个固定的女伴相处，虽花费不菲，但许多香港人仍乐意为之。何况，两个人在一起久了，也会产生一些卿卿我我的柔情蜜意，给他们的二人世界蒙上一层家庭似的温馨与情趣。这种精神上的享受是无法在风月场上用金钱买到的。
  并且肥仔也确实很喜欢阿芳，觉得她的性格和身材都与自己十分般配。他暂时还买不起房子，便给阿芳租了一套房子居住，地点便按照阿芳的要求选在了阿玲住处的附近。与梁老板一个星期来阿玲这里住上一两日不同，肥仔几乎每天都从本城路过，最多时也隔不过三日，有时白天来，有时夜里到，但又不能久留，常常呆上一两个时辰便匆匆赶路去了。
  肥仔的精力超常地旺盛，每次过来都要与阿芳亲热上一番，如果时间充裕，连续来上几次的时候也不少见。他过来时如果碰巧阿芳在家还好，若是阿芳正在班上，他会千方百计把阿芳哄回家来，阿芳不答应回来他决不会把电话放下。不然的话，他也有时直接跑到桑拿浴去，在按摩房里与阿芳鹊桥相会。有时赶上阿芳“上钟”
  他又没时间等下去时，则干脆找个别的小姐代替阿芳算了。
  阿芳自从找了肥仔作“老公”后，体型变得越来越苗条，身子变得越来越娇嫩了，一次在为一个肥壮的客人做按摩时，由于过于吃力险些当场虚脱。阿芳开始时还能忍受，觉得肥仔赚钱那么辛苦却每月还为她开支数千元，她为他吃点苦也是应该的，或许以后习惯了也就好了。但时间一长还是产生了动摇。
  阿芳同表妹商议，想断绝同肥仔的来往。阿玲说如果你不喜欢他，再换一个也未尝不可。不过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共同生活，你们两个的命已缠在一起，不是想断就能断的，一定要先找人算一算，看你们是否缘分已尽，断得断不得，要断又怎样个断法。原来阿玲跟随梁老板以来，耳儒目染，把梁老板笃信神灵相术的把戏全都学了过来，甚至比梁老板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阿玲为阿芳请了个算命先生。说人家是算命先生有些不大恭敬，因为人家的名片上写了许多了不起的头衔，其中一项是《易经》研究会的会员，显然是个大学问家。不过，阿芳搞不清《易经》是怎么回事，她觉得称算命先生好懂一些。
  算命先生问了阿芳几个问题，让她报了她自己和肥仔的生辰八字，然后竟然说出了肥仔的相貌特征和脾气禀性，说得八九不离十！他根本没见过肥仔，可是却知道肥仔有些偏胖，但其实也不是特别胖，你说奇也不奇？更让阿芳惊异的是，算命先生还知道肥仔的胸前有一颗黑痣，她阿芳的胸前也有一颗黑痣。阿芳对自己胸前是否有颗黑痣一时记不太清，她平时没有注意过，此时也不便扒下衣服来查看；但肥仔胸前的黑痣她记得十分清楚，确有无疑，而且还不止一颗，大大小小的一片呢！
  她不得不对人家算命先生佩服得五体投地，对他的话深信不疑起来。
  算命先生说肥仔与阿劳天生有缘，“缘”远流长。他说肥仔天相乃大福大贵之人，今日虽为一芥草民，将来必有飞黄腾达之日。他的福分不仅是他自己的，也会给他的亲友带来洪福大运。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就是这个道理。
  阿芳对算命先生神神道道的话不能全都听懂，但有一点她是听明白了，那就是肥仔是个有福之人，并且会给她阿芳带来难以估量的福分和运气。阿芳非常感激表妹。要不是阿玲带着她来请人算上这一卦，说不定她真要把这人生的大好时机给丢弃了。
  可是，肥仔尚未给阿芳带来福运，便先给阿芳惹来了一场横祸。
  肥仔经常出车到闽南一带，来回都要路过地处粤东的一段公路。这段路治安一直不太好，曾发生过几起截车杀人的大案。公安部门在这里狠狠整治过一段时间，该抓的抓，该杀的杀了，自此大案没有再发生，但拦截往来司机讹诈钱财的小案仍接连不断。一日傍晚，肥仔停车小便时被几个骑摩托车的年轻人围攻敲诈，损失了两千多元港币、一枚金戒指和一只做工精良的名牌打火机，最后还被人搜去半盒日本产的高级避孕套。
  这些人作案时通常是要把摩托车的号牌拿下来或遮盖上的，可那天偏偏有一辆车的号牌露了出来，被肥仔记住了，报了案，几名主犯便被公安局抓了去。他们的同党与肥仔结了怨，决心寻机报复他。当肥仔的车再次从那里路过时被人认了出来，于是人家开着一辆崭新的“尼桑”轿车跟踪他，一直跟到了本市，路上始终未找到合适的下手机会。当肥仔来到他与阿芳的住处时，那房子便成了人家注意的目标。
  午夜过后，那伙人来到阿芳的住处，撬门入室，没有找到肥仔，却把刚刚下班回来的阿芳和阿玲堵在了屋子里。由于两人的“老公”今日都不在家中，阿玲下班后没回自己的住处，跟随阿芳到她这边来了。听说肥仔已回香港，那几个人知道等下去徒劳无益，时间久了易出危险，于是带上阿芳和阿玲匆匆返回去了。其实，他们当时并未想好带走这两个女孩子派何用场，只是想带回去再说，免得白来一趟。
  回去一问，当他们知道阿玲和阿芳都与香港男友一起生活，并且阿玲的那位还是个香港老板的时候，其中的聪明者便马上想出了扣压人质勒索钱财的损主意。在他们的威逼下，阿玲只得给父亲打电话，让父亲为她和阿芳每人准备五十万元赎金，马上送过来。
  阿玲的父亲到哪里去搞这么多钱！他只得去找梁老板，又打电话急召肥仔过来商议对策。梁老板的确是个有情有义的男子汉，听说阿玲被人掠走作了人质，急得劈里啪啦直落眼泪，当即把自己的好几个存折都拿了出来，七拼八凑地取出了七万三千零五十元，说再多一分也没有了，让阿玲的父亲赶紧想办法把阿玲的存款找出来，说不定能凑够那数目。
  至于阿芳的那个肥仔，则简直不是个东酉。他在电话里听阿玲的父亲讲发生了那么大事，需要筹集那么多赎金时，当即便说不出一句完整话来了。他结结巴巴地要阿玲的父亲马上去公安局报案，他则留在香港想想办法，然后便过来。可是等来等去，那小子就一直没再露面。
  阿玲的父亲以前也听说过一些“绑票”的事，据说遇到这种案子千万不能去报案，否则激怒了绑匪人质就有生命危险了。可现在他一个孤老头子已走投无路，不去报案还能有什么办法？他总不能干等着自己的亲生女儿和外甥女被绑匪“撕票”
  吧？阿玲的父亲到派出所报案后，回到家躺在床上便再也起不来了。他被吓出了大病。
  却说几名绑匪虽然凶狠，但却没什么经验。他们打架斗殴基本内行，找人诈几个小钱也还熟练，但这么大的案子他们没做过，做起来还真心虚，几个人很快便发生了意见分歧。等到了约定的时间还不见有人来送钱，往那边打电话又总没人接时，他们便预感到可能要出事了。于是便有人主张马上把人质放了，免得钱没弄到手反惹来杀身大祸。但也有人觉得费这么大劲弄来俩人，就这么放了太冤枉，付出的辛苦不说，光汽油钱也得赔进去好几百块呢！于是便又有聪明人道出了高见：将二人卖掉算了，起码可以赚回本钱。
  黄海问清了阿芳的身份后，便让她坐下，吩咐人给她倒了杯水，要她把事件的大致经过讲一讲。阿芳显然是受了刺激，头脑有些混乱，讲起话来颠三倒四，黄海听了半天还是有些不大明白。
  “他们不是把你们绑架来，要你们交出一百万赎金才会放人吗？怎么又把你弄到这个旅店来了？”黄海一边捻动着手中的钢笔一边向阿芳问话。他本来是准备做一些记录的，但阿芳那些凌乱的叙述使他无从下手。
  “他们说看我们也没几个钱，不想朝我们要了。他们说我老公有钱。其实我老公还没我钱多呢，他们不知道。他们说我老公的钱他们也不想要了，只想和他交个朋友。他们让我在旅店里住下来，说过几天我老公就来接我。等我老公来接我时向他们讲一声，他们与他交个朋友，然后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那你就住下来了？为什么不回家去呢？”
  “我想回去，旅店的老板不让我走，说他是用五千块钱把我买下来的，要走也得为他挣出那五千块钱来，还有房费和饭费，然后才能走。”
  “为什么不想办法逃走，或者打电话报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