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抗战

另一支日军几乎进了潼关，被胡宗南派了五个军挡住。
  汤恩伯的第三十一集团军，已由王仲廉接充总司令，所受批评最多。事实上，汤部不是不肯打，而是打了没有人知道，例如十三军军长石觉，指挥第四师在登封打了一个胜仗，日期是四月二十四日，对方是日军第一一○师团。
  倘若汤军没有打，为什么会伤了二万五千三百零七人，死了二万二千六百一十人呢(何柱国第十五集团军的伤亡数目尚未计算在内)。
  汤本人是第一战区副长官，所统率的号称有四个集团军，加上一个直属的军。这四个集团军除了第三十一集团军以外，是何柱国第十五集团军，陈大庆第十九集团军，李仙洲第二十八集团军。直属的一个军，是赖汝雄第七十八军。
  事实上，这些军队全由军令部直接控制。军令部叫他们以二十九个师“死守”二十九个县，不相往来！不相呼应！不许机动。中国每一个县，常常是东西一百多里，南北一百多里。此时我军每一个师只有七、八千人，如何能守一个县？
  所有的师早就没有一个依照规定有足额一万二千多人！这一种“吃空额子”的作风，不仅汤的部队如此，全国各个部队莫不皆然。原因是，管粮管饷的大官，把膨胀了的通货，看成未膨胀以前的通货，把早晚不同的飞升的物价用官话说成固定的稳定的物价。官话连篇，于是士兵的月饷只等于战前的几毛钱，甚至降到几分钱。一切副食费、办公费，都同样的无形减少，减少到官长如若不吃空额，不仅他本人会饿死，全军全师都会饿死，更不能打仗。我不曾带过兵，当然也不曾吃过空额，更绝无意于歌颂这个“吃空额”的亡国制度。我所不了解的，为什么管军事经费的人，始终不肯面对现实，在当时能像以后到了台湾，把官与兵的饷定为合理的数目，按月储存在每人的户头。(管饷的人可以回答我：军方费用要经由财政当局核发；财政当局也可以回答我，养了一千多万的兵而打了六、七年的仗，通货膨胀是无可避免的。倘若增加了军饷，物价更会跟着上升。)
  最气人的，是管子弹的人，也是官话连篇，其中颇有些分子绝对不与带兵作战的军官合作。兵站和仓库分散在各县，都绝对没有派人把子弹送到前线供放枪杀敌的人使用。这些兵站的管事老爷，都一概等候各部队派兵“持凭证来领”。倘若没有兵站的上级官吏所颁发的凭证，虽贵如副长官的汤恩伯也休想领到一颗！汤于四月二十六日与二十七日，在登封碰了兵站小官的钉子，又于五月十日在嵩县碰了兵站的钉子。
  以我所知，当敌人在年底打到了贵州独山之时，孙元良奉命率部以急行军，走数千里赴援，而独山附近的兵站小官，也竟然不肯发子弹与其它军用品给孙元良。
  当然兵站的大官小官也有他们的苦衷，在他们上边有人管他们。我国兵站的系统与作战的系统，各是各！
  最奇怪的是：我方早就在登封临汝之间筑了防御工事，而刘斐以军令部的名义所下的命令是：在一片平原，未设工事的禹密许漯(禹县、密县、许昌、漯河)决战。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虽则分了四个集团军交给汤恩伯指挥，仍有四个集团军与一个兵团供他直接指挥。蒋鼎文之无法真正对日方应战，正如他的副长官汤恩伯。真正的指挥官不是他们二人，而是刘斐！
  战事紧急之时，有胡宗南从陕西派来了五个军。五个军之中，包括刘安祺第五十七军。这当然是不无小补。潼关与陕西总算是保住了。
  二、长衡会战
  日军由湖北进攻湖南，进行那使得我方大败的第四次长沙会战，所用的兵力是十个师团，以五个师团为第一波，三个师团为第二波，两个师团来往接应，比在河南所用的加多两个师团，也比前三次长沙会战多用了六、七个师团。
  我方呢，薛岳亲自告诉了我，精兵大部分皆已被军令部从湖南调走。
  留在湖南的兵，虽然仍有十六个军以上，然而每一部队的兵员皆不足，正如在河南的一样，装备由于史迪威霸占了租借物资，当然更谈不上。我们的敌人究竟是日本呢？还是美国！或是怪我们自己的外交当局瞎了眼睛。(我写下这些字，并非由于个人的恩怨。我的美国友人与美国学生极多，我在美国所受的待遇也一向比我自己的祖国给我的待遇好。两国政府间的关系搞不好，双方的官僚都该负责，与人民无关。)
  地图三 长衡会战
  这个第四次长沙会战，以及接续而来的衡阳之战，从开始就注定了我们必败。
  日军用两、三个师团打我们一个军。我们一个军虽有两个或三个师，而兵员总数只有一万左右，相当于日军半个师团。火力呢，最多抵得上日军一个联队(团)。于是我方第二十军在关王桥被击溃，两个其它的军在益阳被击溃；五个其它的军，在浏阳被击溃。第四军独力守长沙，血战十天，终于守不下去。
  可怜的第四军军长张德能，为国家出了一辈子的力，身经百战，却因为不放心岳麓山将要落入日军之手，便带了两个团出长沙城，前往救援岳麓山的守军第九十师师长陈侃。于是他被人告发为临阵脱逃，押解到重庆受军法裁判，枪毙。该枪毙的人太多，为什么是他？他倘若想脱逃，为什么要率领两个团，为什么不独自一人向南奔跑，而带了两个团踊跃进入炮火连天的前线岳麓山？
  他当然也有罪，可能是事先未奉上级批准，可能是日军其后乘虚而占了长沙。然而战场上的事当军长的连支援部下的权都没有吗？他是否不曾留下一兵一卒在长沙城内呢？(我从未见过张德能，更不是他的同乡或亲戚。)
  可佩而又也令人心酸的是方先觉。长沙在六月十九日沦陷；衡阳在六月十七日已经有敌军来攻。方先觉率领一万七千人左右的第十军，苦守了五十二天(一般人误传为四十八天)而终于在八月八日被俘。蒋公派来的援兵黄涛军与黎行恕军先后到达衡阳近郊而被日军堵住，李天霞军进展迟缓。
  日军先以两个师团来攻。方先觉打伤其中的一个师团长佐久间为人，毙了日军的各级军官近一千人，使得日军的伤亡超过一万九千。最后，日军在东京的大本营奏请天皇，敕令在湖南的指挥官，第十二军司令官横山勇，速即结束衡阳之战；横山勇派了五个师团来围攻衡阳，才在八月六日攻进了城。方先觉又率部巷战了数十小时，才在八月八日的深夜凌晨、黎明以前，成为日军的俘虏。日军把他关在一个天主堂。其后，天主堂的职员帮他逃出。
  他逃到宝庆，跑到重庆，见了蒋公报告一切。蒋公奖勉他，安慰他，命令他打消自杀的念头(他曾在衡阳将失之时，打电报给蒋公，说“来生再见”。告诉我：他深愧城破身俘之时，因洽求日军不杀第十军伤兵的承诺，而未当场自杀；准备谒见蒋公以后便了断自己)。蒋公把新成立的青年军交了一个师给他，叫他训练。
  我到云南曲靖，向这个一○七师的官兵演讲，遇到了方，从此与他成了好友。然而他一边竭力从事于新的任务，一边心中的结至死未能打开。他活得苦，死得更苦。
  我在台湾之时，与他常相往还。我曾经以西方的人生观与军事道德，一再安慰他、劝他。然而无效。我向他说：“你对得起国家了。你在哪一点对不起国家？”他每次只是答我以苦笑，或长叹一声。他去世已久，愿他在天上泉下，忘记这尘世的一切而好好安息。
  他的部下之一预十师师长葛先才，也成了我的好友。葛君与我，在台北他令弟家中谈了两天一夜，也对哭了两天一夜。谈完，他给了我一张几百个骷髅排列成几层的照片。
  这些骷髅都是他葛先才在第十军预十师，同守衡阳南门的弟兄。
  他流着两行眼泪向我说：“衡阳的事，离开今天也有几十年了。这几十年，曾经问过我当时守衡阳的情形的，前后不过是两个人而已！谁关心啊？这两个人一个是你黎教授，一个是蒋公。我与方军长同日被俘，也被关在天主堂。他逃出了以后，日军的管理加严。我到了抗战胜利，才被放了出来，到重庆见蒋公，报告一切。蒋公问我：‘想做什么工作？’我说：‘不想担任什么职务，只想回湖北看看母亲，然后去衡阳找到弟兄们的尸首，重新好好的葬下去，造一个坟墓，立一块碑。’蒋公说：‘好，很好。你快点去办吧，办好再来向我报告。’”
  葛先才到衡阳，找出几百具尸骨，都不全，只有骷髅都是好好的。他独自一人，把这些骨头与骷髅都一一洗干净，擦干净，葬在一个大坟墓之中，立了一块碑。葬前，把骷髅排列在一起，排了几层，哭祭了一番，烧钱纸，照了相。
  我在这一篇文章之中，要兼叙四次会战，一次作战，只能把长衡会战的经过，做了这样极简单的叙说。将来，我总要用英文、法文写一本这衡阳之守可歌可泣的史诗，向全世界的人士表彰第十军一万七千多位壮士的英烈与方葛两位英雄的忠义，同时也痛快斥责几十年来欺凌我们的真敌人与出卖我们的假朋友。
  在美国的民间与军政人物之中，却也有中国的真朋友。陈纳德将军便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