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

即使在其他民族成为统治者时，这种状况也没有改变。
  世袭的君主制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夏朝，商朝（约公元前17世纪－前11世纪）的制度更已得到考古发现的证实。自从秦始皇确定皇帝的称号直到清朝的末代皇帝，沿用了二千一百年。
  以地球绕太阳一周为一年、以月球绕地球一周为一月的夏历（农历），虽然不时修订，但一直使用了几千年，至今仍在民间使用。自汉武帝开始以帝王年号为纪年的方法，比公元纪年早一百多年，一年不缺地排到宣统三年（1911年）。
  仓颉造字的传说虽不一定可靠，已经发现的甲骨文却证实了汉字至少已有了三千多年的历史。早在春秋时期，汉字已经成为中原政权和华夏民族的共同文字。秦以后，随着中原王朝疆域的扩展，汉字的作用越来越广。汉字的基本体系从未发生变化，在楷书出现以后，字形也基本未再改变。
  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更多，足以说明我们拥有一项举世无比的遗产――统一，历史悠久的统一：统一的国家、统一的文字、统一的纪年、统一的・・・，甚至统一的思想。这是一项多少人曾经为之奋斗、为之牺牲、为之讴歌、为之自豪的伟大事业，也是现代中国人赖以安身立命并且不得不接受的遗产。
  如果我们再深入地观察一下历史，还可以发现，在我们祖先的眼中，这样的统一并不限于他们的国家、他们的民族，而是应该包容整个世界；之所以没有做到，并不是不可能，而是没有必要，因为在统一范围之外的已经不是文明社会。这种观念统治着我们这个国家和我们的人民长达二千余年，至今还存在于一些人的心灵深处，引起一些人的追忆，令一些人陶醉。
  但是这样的统一观在另一些人的思想中早已发生动摇，尤其是在西方列强用大炮轰开了大清帝国的大门以后；有人又进一步对我们这项遗产价值提出了疑问。到了20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面对日新月异又风云莫测的世界，有些人又感到这是祖宗留给我们的包袱，认为可以痛痛快快地扔掉。
  这历史悠久的统一，究竟是我们宝贵的遗产，还是我们必须卸去的包袱？都是，还是都不是？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做的恐怕应该是对历史的回顾――站在今天中华民族的共同立场上实事求是地分析中国历史上的统一、分裂和分治，全面认识它们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所起的作用以及对今天的影响。
  作为20世纪的中国人，我们无意寻求昔日的天下，无论如何这已经是历史；但今天的中国是昔日天下的产物，无论你视为遗产还是包袱，都不能不接受。
  作为面向21世纪的中国人，我们必须放眼未来的天下，在21世纪的世界上占有我们应有的地位。这就是我们再认识一下昔日的天下的目的――让自己知道什么应继承，什么该抛弃。
第一章  昔日的天下观
  引言：当地圆学说在晚清传播时，舆情大哗。不少饱学宿儒发出共同的责难：“要是地球真是圆的，生活在另一面的人难道都是倒立的吗？”
  虽然把“中国”确定为我们整个国家的名称是到19世纪后期才出现的事情，但中国统一的概念却已经存在了三千多年。甚至在中原的统一国家形成之前，政治家和学者已经纷纷推出了各自的统一蓝图。虽然当时还没有一个君主真正能够统治这片广袤的土地，但“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颂歌却在西周时就已经普遍流传，并且被视为真理而接受。
  不过，这首颂歌的作者（或许不止一个）大概不会想到，这种统一观居然统治了中国二千多年，并且到今天还没有消除它的潜在影响。
  
  一  九州的传说和现实
  在中国的经典著作《尚书》中有一篇《禹贡》，一开始就写道：“禹铺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意思是说，在洪水横流以后，大禹一面规划治水，一面根据名山大川的分布重新划定区域。接着列出的九个单位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这就是九州。
  在另一篇《舜典》中，又提到在尧、舜时，“肇十有二州”。“肇”是开始的意思。对这句话，西汉的学者谷永和东汉初的学者班固解释为：在尧的时候遭到洪水，全国被大水分割为十二部分。但东汉末年的马融的说法是：舜在大禹治水之后，从禹所划分的九州中又分出幽州、并州和营州三个单位，因而总共有了十二个州。这一说法获得后世多数学者的赞同。
  1. 从未实行过的九州制
  由于这些记载都出于儒家经典，又得到后世众多学者的肯定，所以从西汉以来就成为不可动摇的定论，几乎没有人表示怀疑。人们一般都认为，从大禹治水开始就有了九州这样的政区，以后又演变为十二州。直到现在，一些在叙述一个地方行政区域的历史时，往往还要从九州讲起，似乎这是历史事实。
  由于全国就分为九州，所以九州又一直被当作全国、“天下”的代名词。如南宋诗人陆游《示儿》诗中的名句“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就是取这样的用意；晚清诗人龚自珍“九州生气恃风雷”一句也是如此。
    五四运动以后，学者们向儒家经典提出了挑战。经过反复的争论和研究，历史学界已经把这传统的九州说推翻了。原来，《禹贡》中的记载并不是历史事实，九州也不是中国最早的行政区划。
    《禹贡》虽然托名为大禹所作，其实却是战国后期人的作品。具体的证据很多，最主要的理由是《禹贡》中所记的不少地理状况都是战国时的现象，有的地名和水名甚至要到战国后期才出现，如果真是大禹所作，他岂能未卜先知？而且在《尚书》各篇中，《禹贡》的语言照理应比出现在它以后的《盘庚》（记录商朝中期的君主盘庚迁都事）等篇难懂，事实恰恰相反；这也只能说明《禹贡》问世的时间较晚。
    《禹贡》所讲的内容不符合历史事实，至多只有传说的价值。到目前为止的考古发掘和研究的成果，还只能证实商朝的历史。近年来在河南等地发现的一些文化址，一些学者认为就是属于夏朝。如果这一观点得到进一步的证明和普遍的承认，那末夏朝的主要统治区应该在今河南一带，与文献记载传说中的夏都不超出今山西南部、山东西部和河南的范围是一致的。而《禹贡》所叙述的九州的范围，北至燕山山脉和渤海湾，南至南岭一带，西至陇东高原；至于具体涉及的理内容更广；当然不可能是夏朝的事实。
    现有的研究成果足以证明，不仅传说中的大禹时代还不可能有什么行政区划，就是商朝和更后的西周时代也还没有出现行政区划。既然《禹贡》是战国后期的产物，那么九州制是不是当时的制度呢？也不是。大家知道，到战国后期，周天子的权力早已荡然无存，而秦始皇还没有统一六国，七个主要的诸侯国各自为政，又有谁有这样的权威能制定并且实行包括各国的疆域在内的行政区划呢？
    可见，九州制只是当时学者对未来统一国家的一种规划，反映了他们一种政治理想。
    秦始皇在全国推行了郡县制，却没有在郡以上设立州。到了公元前二世末，也就是在《禹贡》问世的一二百年以后的西汉元封五年（前106年），汉武帝将全国除首都附近的七个郡级单位以外政区分属于十三部，即豫州、兖州、青州、徐州、冀州、幽州、并州、凉州、益州、荆州、扬州、交趾、朔方；每部设刺史一人，负责巡察境内的地方官和豪强地主；称为十三刺史部，简称十三部或十三州。但那时的州还是一种监察区，而且这十一个以州命名的单位中没有《禹贡》九州中的梁州和雍州，增加了凉州、益州、并州和幽州。在公元1世纪后的东汉，州才成为最高一级的行政区域。朔方并入了并州，加上管辖首都一带的司隶校尉部，总数仍为十三。由于交趾改称交州，以州命名的单位就有了十二个，也不是九个。东汉末年曹操曾想按九州来重划政区，却没有成功；从此再也没有人作过这样的尝试。从这一角度来讲，九州从来没有成为中国的现实。
    2. 胎死腹中的五服制
    在《禹贡》中还记载了一种“五服”制：
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绥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
    根据这样一种国家模式，在王居住的京城往外，第一等是甸服（以农业为主的直接统治区），第二等是侯服（诸侯统治区），第三等是绥服（必须加以绥抚的地区），第四等是要服（边远地区），第五等是荒服（蛮荒地区）。
    如果说，九州制因为是以名山大川为主要界限，所以还能使人相信为实际行政区域的话，五服制这样四四方方二千五百里的划分就难以自圆其说了。连宋代的儒家学者蔡沈在给《尚书》作注释时也不得不指出：“尧的都城在冀州，冀州的北界在今河北北部和内蒙古南部，恐怕不会有二千五百里。即使算到这么远，也都是沙漠不毛之地了。而东南最富庶的地区反而被列入要服和荒服（离冀州一千五百至二千五百里），根据地势来考察，简直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但是五服制中有一点却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在生产力低下、运输相当困难的情况下，王（天子）对臣民的贡品的征收不得不随距离的远近而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