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明代史

② 关于郑联和郑彩与郑芝龙的血缘关系，见郑喜文：《明郑史事五则》[63]，《台北文物》，10，1（1961
年 3 月），第 81—84 页。
① 关于很受称许的“三征长江”的日期和情况很难确定。这里根据的是李学智的推论和考证，见他的《重
考李振华先生〈明末海师三征长江考〉》[322]，《大陆杂志》，7，11（1953 年 12 月 15 日），第 7 — 8 页，
和 7，12（1953 年 12 月 30 日），第 21—27 页，附有《文献丛编》的补充证明，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
馆编（北平，1930－1937 年；台北 1964 年重印），Ⅰ，第 426—428 页。
① 石万寿：《论郑成功北伐以前的兵镇》[471]，第 7 页。
 
这些汇编以其宏大的规模著称于世，它们反映出的永乐气派多于学术上
的成就。②在永乐朝以后，有一些对明朝历史十分重要的作品继续了庞大的官
修汇编的传统，如 １４５６ 年和 １４６１ 年的官修地理学，１５０３ 年和 １５８７ 年的《大
明会典》，和 １５３０ 年的《大明集礼》。所有后来这些作品都是在司礼监的监
督下刻印的。刻板保存在司礼监为此而设的称为经厂的仓库。因此，属于司
礼监刻印的书称为经厂本。③经厂本是大开本，字体大，纸质洁白厚实，印刷
考究。它们为清朝的“殿本”和不少朝鲜本中文书提供了样板。
明代在历史著述上最突出的进步，是对历史资料采取批判的态度。明朝
的前半期，朱熹的理学派在思想中占统治地位。这一派对历史著述的影响是，
它教人按照朱熹的《通鉴纲目》所传述的那样去接受传统及其价值，而不鼓
励对历史记载的确实性与可靠性提出问题。
在 １６ 世纪中叶以前，历史作者通常不去对各种历史文献和来源可疑的记
事甚至流言加以甄别。他们更不愿过问官方档案的可靠性。这种态度在正式
著作、杂著和历史注释中都很明显。像刻于 １４５９—１５６６ 年间的郑晓（１４９９
—１５６６ 年）的《吾学编》（２．１．１）或刻于 １５７４ 年的薛应旂（生于 １５００ 年）
的《宪章录》（ ２． ３． １）就仍然按这种方式编纂，即部分基于官方文献资
料，部分基于传闻或可靠性不同的记述。①例如，《吾学编》第十一章论述建
文皇帝的死，作者写道，据说建文皇帝在他的南京宫殿中被烧死，但又把他
逃往四川、云南和广西，以及他后来再度出现的故事当成可能的事实加以补
充。①在这类著作里，有时在官方档案中找不到的有价值的信息可能混杂在无
法证实的故事传说中。
到 １６ 世纪初，历史学家在他们的著述中开始逐渐采用陈白沙和稍后的王
守仁的新方法，他们愈来愈多地知道了文献资料和故事传说的根本区别，同
时他们也认识到文献资料未必总是提供真实的信息，而各种故事传说也可能
包含一些真实性。向新方法过渡的最早的代表之一是祝允明（１４６１—１５２７
年），他是一位反对朱熹学派的非正统思想家。他的各种杂记集（如 ４．５．８）
把有价值的信息与无法证实的传说结合在一起；但他 １４９９ 年刊行的苏州杰出
人物的传记集《苏材小纂》（３．５．１），基于墓志、履历和其他的文献资料，
被看成是可信的著作而受到赏识。在他的最后一部著作《祝子罪知录》中，
他对历史人物提出的见解往往与传统的看法大相径庭。据说他的著作对于李
贽的《藏书》具有相当大的影响。①
但明代历史著述的这个新趋向，在王世贞（１５２６—１５９０ 年）这样的作家
② 郑成功手下获得爵位和文武官职的人的详尽名单，见赖永祥：《明郑藩下官爵表》[303]，《台湾研究》，
1（1956 年），第 79—101 页，和 2（1957 年），第 47—78 页。
③ 关于郑成功接受永历帝一系列爵位的日期，主要资料说法不一。对这个问题最好的解决，见朱希祖：《郑
延平王受明官爵考》[96]，第 87—112 页。
① 关于这一点和下面提到的见解，见廖汉臣；《延平王北伐考评》[341]，《台湾文献》，15，2（1964 年 6
月），第 47—74 页。
① 关于张名振的死期，廖汉臣的有所根据的猜测[见他的《鲁王抗清与二张之武功》[340]，《台湾文献》，
11，1（1960 年 3 月），第 102 页]，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的《明清史料》[118]（北平，1930 年）
第一编第 4 卷第 576 叶有明确的证实，即在 1 月 12 日至 25 日之间的某个时候。
① 李振华：《张苍水传》[312]（台北，1967 年）；石源道博：《张煌言之江南江北经略》[275]，《台湾风
物》，5，11—12（1955 年），第 7—53 页。
 
的著作中才有了充分的表现，他也来自苏州地区。不像明代早期的作家，王
世贞有机会接近实录，他 １５９０ 年刊行的《弇山堂别集》（ ２． ２． ６ ）和 １６１４
年刊行的《弇州史料》（ ２． ２．８）中发表的各种历史论文，就主要根据这些
实录。他的论文《史乘考误》，清楚地显示出他对各种资料的相对价值和需
要选择与批判性评价的理解。例如，他在这篇论文的前言中说：
国史之失职未有甚于我朝者也。故事有不讳，始命内阁翰林臣纂修实录。六科取故奏，部
院咨陈牍而已。其于左右史记言动阙如也。是故无所考而不得书，国忸衮阙则有所避而不敢书。
而其甚者，当笔之士或有私好恶焉，则有所考无所避而不欲书。即书，故无当也。史失求诸野
乎？然而野史之弊三。一曰挟郄而多诬，其著人非能称公平贤者，寄雌黄于睚眦，若《双溪杂
记》、《琐缀录》之类是也。二曰轻听而多舛，其人生长闾阎间，不复知县官事，谬闻而遂述
之，若《枝山野记》、《翦胜野闻》之类是也。三曰好怪而多诞，或创为幽异可愕以媚其人之
好，不覈而遂书之，若《客坐新闻》、《庚巳编》之类是也。无已，求之家乘铭状乎？此谀枯
骨谒金言耳。虽然，国史人恣而善蔽真，其叙章典述文献不可废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征
是非削讳忌不可废也。家史人臾而善溢真，其赞宗阀表官绩不可废也。
在这篇文章里，王世贞把他对历史著作不加选择地引用其他著作的一般
批评具体化了。在 １５９４ 年刊行的《国朝献征录》（３．１．２）中也看到对原始
文献资料的很大重视，此书是焦竑（１５４１—１６２０ 年，①编的一部由墓志铭、
纪念碑和明代杰出人物的讣告组成的庞大的传记性汇编。
焦竑大为称赞的李贽（１５２７—１６０２ 年）是明代最独特的非正统历史著作
家。①他的刊行于 １５９９ 年的《藏书》，是一部上起周代下至元代的杰出人物
分类传记集，在这部著作里，李贽用全新的标准和观点评价历史人物。《藏
书》的《世纪列传总目前论》一开始就说：“人之是非，初无定质。人之是
非人也，亦无定论。”①照李贽的话，不同的人在不同时间所持的意见和判断
差异很大。他说，如果孔子复活，他的观点将与他在 ２０００ 年前发表的观点很
不相同。这些看法还不足以作为依据把李贽归入反儒家一流，但它们清楚地
表明他反对朱熹学派所创立的官方的正统理学，照后者看来，孔子一旦作出
判断（不论真是他作出的或据说是他作出的），就必定是一切时代的唯一准
绳。
在历史和历史人物的评价方面，朱熹在他的《通鉴纲目》中立下一个榜
样，在明朝至少受到官方无可争议的高度尊重。①李贽坚持他的基本观点，对
不少历史人物的评价必然与正统的评价相矛盾。例如，李贽尊秦始皇这个直
到目前为止的一切儒家历史编纂学深恶痛绝的人为“千古一帝”。②他的《藏
书》只涉及明以前时期，但三年后，在 １６０２ 年《续藏书》（ ３． ３． １５）刊
①  7个州，3 个县和 32 个地区。这个数字是从各种资料推算出来的，大于通常所引用的张煌言《北征得失
纪略》[34]中的记载，见《张苍水诗文集》（1659 年；重印，《台湾文献丛刊》，142，卷 1，1967 年），
第 3 — 4 页。
① 确定郑成功在台湾登陆的准确日期，一直是个问题。关于结论性的研究，见陈国强：《郑成功收复台湾
的时间问题》[54]，《厦门大学学报》，1（1962 年 4 月），第 158—164 页；田大熊：《国姓爷的登陆台
湾》[512]，石万寿译，《台北文献》，44（1978 年 6 月），第 111—121 页（最初发表于 1938 年）。
① C.E.S.〔弗雷德里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