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明代史

在朝的官员通常有接触
官方文献的机会，可能以他们的官员资格进行撰写。这类著作尽管有某种程
度的个人或集团偏见，但总的来说表达了政府的观点。在野的官负难于或不
可能有接触官方文献的机会，可能感到他们可以更自由地表达个人观点甚至
批评政府。
有些著作可以相当清楚地归于在朝的或在野的官员的名下，但其他许多
著作却难于清楚地分类。此外，尽管在个人或集团之间有敌意和斗争，但所
有的官员都有强烈的阶级意识。他们都是以官员的身份来写他们的同僚，不
论在朝或在野。如上面提到的，他们原则上都对宦官抱有偏见，总是迫不及
待地想把他们的同僚所做坏事的责任推到宦官身上。③
因此，“半私”这个词是用于那些不能清楚区分的情况。《千顷堂书目》
的作者黄虞稷（１６２９—１６９１ 年）也注意到一些这样的问题。①有许多历史著
作是作者个人主动用综合体编纂的，②其中有些遵循正史的体裁，有些则不。
然而黄虞稷不仅把《元史》，而且把几种非官修的汇编列入正史类。其中现
存的有，１６ 世纪后期邓元锡的《皇明书》（ ２．１．２）和 １６３４ 年左右尹守衡
的《皇明史窃》（２．１．４），它们都有纪传；后者还有志和世家。这样，它们
就接近于官修断代史的体例，列入目录的其他著作则不完全遵循这种体例，
而是包含一些大都可以并入正史类著作的部分。这类著作有：１５６７ 年郑晓的
《吾学编》（ ２．１．１），它有纪、表、传、述、考；１６４０ 年何乔远的《名山
藏》（２．１．５），它由 ３５ 篇“记”（应为 ３７ 篇——译者注）组成，内容包括
本纪、诸王、世家、列传和志；和  １６３２ 年朱国祯的《皇明史概》（ ２．１．３），
它有纪和传，纪分为三部分，按年代和题目编排，传分为两部分。
这类中最重要、形式上最接近正史的两部著作，是明亡后明遗民所著，
故未列入《千顷堂书目》。它们是查继佐（１６０１—１６７６ 年）的《罪惟录》
（２．１．６），它有帝纪、志、传；和傅维麟（死于 １６６７ 年）的《明书》（２．１．７），
它有本纪、记、志、世家和列传。《明史稿》和《明史》（ ２．１．９）分别完
成于 １７２３ 和 １７３６ 年，是清朝的官修史书，基本上反映了清人对明朝历史的
看法。
明代有许多编年体著作涉及不同的时期。最流行的有《皇明通纪》（１５５５
年，１．２．１），据说是陈建所著。这部书在后来的版本中有许多增补（ １．２．２
—１２）。这是第一部内容广泛的明朝历史，起 １３５１ 年，终 １５２１ 年，即正德
末年。它很快就流传开来。跟其他写于 １６ 世纪中叶以后的历史著作一样，《皇
明通纪》根据的材料相当冗杂，对文献和传闻不加区别。它出版后不久，就
③ 《清代名人传略》[271]，第 182—185 页；朱彝尊：《书两朝崇信录后》，见《曝书亭集》[105]（1714
年序；重印，《四部丛刊》，第 155—156 函，上海，1926 年），45，第 12 叶。
① 《清代名人传略》[271]，第 240—241 页。
②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1343—1347 页；王鏊：《震泽长语》[531]（4.5.10）（16 世纪初；《纪录汇
编》，1617 年；上海重印，1938 年），125，第 12—13 叶。
 
受到严厉的批评，说它包含了错误的叙述，有歪曲史实之嫌。皇帝甚至下令
禁止并销毁印板。但像过去和现在经常发生的那样，禁书只不过增加了书的
名声。
它被反复重印、增补、重编，直到 １６２７ 年，即天启末年。有朝鲜版和日
本版。沈国元的《皇明通纪从信录》（１６２０ 年， １．２．６）是其中很流行的一
种修订增补本，有批语和旁注。作者改正了《皇明通纪》中的一些错误，他
的本子被认为是这部著作最好的版本，尽管这样，他仍然不加区别地收入了
各种各样的资料。与此大不相同的是，同一作者关于泰昌和天启时期（１６２０
—１６２７ 年）的《两朝从信录》（１６２１ 年，１．２．６），则主要依据实录。
其他一些流行的编年体明史是在清初出版的。一部是《通纪会纂》
（ １．３．８），被认为是（可能是骗人的）锺惺（１５７４—１６２５ 年）所著，此书
写明朝历史到 １６４６ 年为止。锺惺是著名诗人。也许由于他的名气，编者和出
版商在他死后用他的名字来替伪作做宣传，这种做法在 １７ 世纪的中国似乎是
司空见惯。
一桩臭名昭著的公案涉及《史纲评要》，这是一部起自古代终于元末的
编年史。这部著作包含被认为是李贽写的评语。它在文化革命中被“发现”
并重印，当时李贽作为一个“反对儒家和赞成法家”的人物享有盛名。但是，
四人帮垮台后，李贽的作者身份证明是假的，《史纲评要》则是晚明的一部
抄袭之作，根据的是姚舜牧（１５６３—１６２７ 年）的《史纲要领》（１６１０ 年）。
③
另一部流行的历史著作是《通鉴明纪全载辑略》（１６９６ 年，１．３．９），
它的有些版本甚至包括了南明，这部著作被认为是清初学者朱璘所作。德马
拉甚至利用它编著他的多卷本中国史。④尽管这两部著作都有许多不同名字的
版本并广为流传，但作为史料都没有多大价值。与真正的官修作品相比，这
类作品可以认为是真正的野史。
不过，在编年体历史著作中，也有比较博学的。包括下列几种：薛应旂
的《宪章录》（１５７３ 年，１．３．１），终 １５２１ 年；黄光昇的《昭代典则》（１６００
年，１．３．２），终 １５２７ 年；谭希思的《明大政纂要》（１６１９ 年，１．３．５），
涉及同一时期。
这类著述中最突出的，是谈迁的《国榷》（约 １６５３ 年，１．３．７），起 １３２８
年，终 １６４５ 年，包括了整个明代。它根据文献资料，写明朝的最后 ２５ 年最
为详尽。最后这部分占整个著作的六分之一。第一次铅印本根据几种不同的
抄本校勘，１９５８ 年出版于北京。⑤
有几部编年体著作只涉及有限的时期。关于明初的，可以举出吴朴的《龙
飞纪略》（１５４２ 年，１．４．２），起 １３５２ 年，终 １４０２ 年。这类著作中的大多
数写嘉靖和隆庆两朝。范守己的《皇明肃皇外史》（１５８２ 年，１．４．４）写嘉
靖时期，据说包含实录所没有的资料。清初万言等人编撰的《崇祯长编》
（１．４．９）是崇祯时期（这个时期没有修纂实录）的编年史。台北中央研究院
③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200—204 页；郑晓：《今言》[64]（4.2.2）（1566 年；重印，《纪录汇编》，
144—147，1617 年；上海重印，1938 年），145，第 2 叶。
④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791—793 页；郎瑛：《七修类稿》[304]（4.3.3）（1566 年或其后；北京重
印，1961 年），13，第 190—192 页。
⑤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1190—1191 页；沈德符：《野获编》[468]，8，第 223—234 页。
 
保存的 ６６ 卷手抄本，可能是现存最完整的。这部著作中有少数几章印成了文
集。
第一部新颖的按题目编排的重要历史著作，是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
（１６５８ 年，２．２．１１），它模仿《通鉴纪事本末》，在体裁上是综合体的一种
变体。但它又不同于将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内容重新整理的《通鉴纪事本
末》，它所根据的明代资料范围很广，其中有不少现在已经失传。它被认为
是最有用和最可靠的早期明史著作之一，经常被翻印，日本早在 １８４３ 年就翻
印了。
还有一种综合体的变体，是同一作者限于某一时期历史的各种论文的合
集。这类著作一方面在内容上不如本节第一部分谈到的著作那样广泛，另一
方面又区别于一个作者著作的总集。在中国目录中，这些著作通常列入史部
的别史类。这类著作包括王世贞的《弇山堂别集》（１５９０ 年，２．２．６）和《弇
州史料》（１６１４ 年，２．２．８）。
第二部著作是在作者死后编成的。两部著作偶尔有重复。前者包含若干
论文、系谱、研究和重要的《史乘考误》。⑥后者增加几种志，其中一些涉及
中国与外国人和这样一些国家的关系，如安南、哈密和蒙古；以及传记和传
记材料、有关明史话题的各种评论。王世贞（１５２６—１５９０ 年）⑦是 １６ 世纪的
杰出学者和批判的历史著作这个新趋势的富于创造力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