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明代史

① （7.3.20）；《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544—546 页。
② 有亨利?塞鲁斯的法译本：《萧大亨的〈北路风俗〉》[455]，载《华裔学志》，10（1945 年），第 117—208
页。
③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593—595 页。
④ 见富路特：《打败满族人的九十九种方法》[189]，载《天下月刊》，6，5（1938 年），第 418—424 页。
①  “第三边界”这种说法是博多?维特霍夫创造的：《中国的第三边界：传统的中国国家与沿海地带》[565]
（威斯巴登，1969 年），特别是第 1 — 5 页。
② 有卡米耶?圣桑的法译本：《〈南诏野史〉：一部古云南史的译文，附地图和历史地名词汇》[442]（巴
黎，1904 年）。
 
前面提到的关于水利、河道和交通的作品，是从管理的角度写的。还有
别的许多关于地理和经济的作品，是从其他角度写的。其中之一是潘季驯③
的《河防一览》（１５９０ 年，８．２．６），①这是一部专论治理黄河、淮河和河南、
安徽、江苏和浙江的其他河道的著作，论述防洪的预防措施。另一部类似的
作品是张国维的《吴中水利全书》（１６３６ 年，８．２．８），这是一部全面论述
江苏南部河道的治理与灌溉的专著，根据的是作者本人的经验和有据可查的
文献，包括地图和文献材料。另外一些规模较小的著作（８．２．１—５），论述
有限的地区或题目。万历时期的《商程一览》（８．２．７）对明代的交通路线作
了富于见识的概述，这是一本旅行指南，全面描述明帝国的陆路、水路、歇
息处，和路程，特别注意边疆地区。②
前面已经谈到关于财政管理和政府经济事业的半官方著作。除此之外，
还有论述农业各方面的。其中最突出的是徐光启（１５６２—１６３３ 年）③的《农
政全书》（１６４０ 年，９．１．３），这是一部关于农业历史和晚明农业实际状况
的大型类书，附有插图。这部作品谈到这样一些题目如田制、农事、水利、
农器、树艺、蚕桑、蚕桑广类、种植、牧养、荒政，野菜等，最后一项是讲
遇荒年时可以食用的野生植物。
一部最值得注意的科学著作是李时珍④著名的药典《本草纲目》（１５９３
年）。它包括对前人有关这个题目的所有可以得到的著作的详细研究，以及
他本人行医几十年所作的试验和诊察的成果。李时珍的著作立即出了名，特
别是在最近几十年吸引了药物学家的注意。
宋应星⑤著名的《天工开物》（１６３７ 年，９．１．２）是一部杰出的科学技术
著作，附有插图，述及农村和城市的各种生产行业，广泛介绍那个时代的工
艺和制造技术，包括灌溉、织布、磨坊、抽水、打井、烧窑、舟车、锻造、
开矿，等等。
本节提到的著作在某种程度上展示了晚明时期中国在物质文明上的成
就。
③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1026—1027 页。
① 最新附有注释的译本是 J.V.G.米尔斯的《马欢〈瀛涯胜览〉：大洋沿岸的全面考察（1433 年）》[377]（剑
桥，1970 年）。
②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440—441 页。
③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165—167 页。
④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762—765 页。
⑤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1616—1618 页。
 
方志
除了数量有限的传记、笔记和关于边防与军事组织的著作外，几乎所有
在前面几节中提到的作品都涉及整个中国，并且是从中央的角度写的。一个
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地区之间差异很大的中央集权国家，有其特殊问题。
向心力与离心力之间的紧张状态同中国的历史一样古老并持续到今天。中央
政府能对地方势力实施它的权力到什么程度，因时而异。不过，政治理论总
是支持中央集权的理想而不给地方的特殊权益留有余地，更不必说主权了。
因此，作为整体来看的中国制度史的作者，倾向于强调帝国行政一致的方面，
而将他们的陈述普遍化。他们必须在明帝国的地方差异中找出一个共同的标
准来描述土地制度、赋税或乡村行政。
这样，一般的资料可能经常描述一种实际上根本不存在的划一的局面。
某一地区的特殊性很少受到注意。福建沿海居民依靠在公海捕鱼和海外贸易
为生，早在明代就因此导致移居海外，这个特点被忽视了。在 ２０ 世纪之前，
少数民间学者如顾炎武开始注意到独特的地理和地区特点对中国历史发展的
重要性。只有在最近几十年里人们才明白，为了更清楚地观察中国总的发展，
就有必要进一步认真研究地区的特殊性和发展。
应当从这一点去理解对方志资料日益增加的注意。这些资料中最重要的
是各级行政区如省、府、州、县的志或方志。在中国目录中，它们分在史部
的地理类。但它们既非地理也非历史，而是近于政书。它们与地理和历史的
区别在于它们只描述一个行政区。它们的主要用途是作为地方官员的参考手
册，因为地方官员通常是外地人，需要它们提供有关该地区行政的一切情况。
此外，编辑和出版这类手册，提高了一个地区的声望。赞同方志的出版，被
看成是一种促进地方上的自我认同和团结的行动。
虽然方志详略不同，但大体上包括同样的题目。⑥它们是该地区的地图或
全景图，指出该地的一些重要场所；它相对于星座的位置和它在中国的位置；
该地区作为一个行政单位的历史及其后来的演变；自然地理；四周的边界和
地区内的划分；街道、广场、桥梁、津渡；公共建筑如衙门、学堂和书院、
佛寺和道观；有关历史发展、灌溉、河道、军事防御、人口和赋税的资料；
历任官员、乡试和会试的中试者和保举为官者的名单；杰出官员和本地人中
的著名官员、学者、藏书家、艺术家或孝子烈女的传记；涉及本地区的各种
文章，包括奏议和其他文献、论文和碑铭材料。有时也包括本地作家的诗文
和其他文学作品的选录。
在分类上差别很大。有的府志以县为单位，尽可能将所有的材料加以分
类，但大多数不这样做。各种方志对题目的论述常常详略不一。嘉靖之前编
纂的方志相当简略。但在方志中仍可看出总的趋势的影响，即提供更多的文
献证据和强调经世文，它们在 １６ 世纪中逐渐变得详细，资料更加丰富。
方志包含了丰富的资料，到目前为止利用得还很有限。不过它们不总是
不带偏见的。虽然在明代通常是中央当局命令地方官收集当地的资料，从而
开始修纂方志，但他们始终需要地方绅士的合作，同时方志也为地方绅士的
利益服务。由中央政府任命并向中央政府负责的地方官员，为了执行行政任
⑥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204—208 页。
 
务在一切事情上都必须依靠当地的绅士。在修纂方志上也不例外。为方志收
集资料的绅士阶级成员，必定会避免把有损他们利益的材料包括进去。这可
能涉及这样一些问题如人口数字、田产、确定的赋税定额、徭役，或甚至立
传官员的选择。根据绅士阶级成员影响负责官员的程度，他们可以设法取消
那些企图约束绅士活动的人的传记，突出那些与绅士合作得好的人。①
根据各种目录特别是《千顷堂书目》所提供的资料，足以推定在明代修
纂的方志有 ２０００ 多部，其中有近 １０００ 部保存下来。它们之中只有大约百分
之六是在 １６ 世纪以前修纂的，在嘉靖时期（１５２２—１５６６ 年）修纂的不超过
百分之十五。数量的增加与质量的提高相一致有如上述，并可能出于同样的
原因。明代方志以北直隶、南直隶和浙江这些财富、教育和政权中心为最多；
最少的是广西、云南和贵州，这些地方在明代仍是发展不充分的边远地区。
方志的编纂不限于各种行政区域。还有专门写山岳、湖泊、寺院、道观
和书院的。它们一般仿照其他方志的写法。
除通志（省志）外，有少数杰出的关于某些较大地区的作品。它们包括
何乔远的《闽书》（１６３０ 年，８．１３．４），这是一部内容广泛的关于福建的专
著，起自古代终于 １６２０ 年，特别著重于明代。是书分 ２２ 门，包括地志、建
置、风俗、版籍、在福建任职的文武官员、考试、福建的知名男女，还有关
于琉球群岛、植物、动物和本地出产的描述。每一门的材料按府、县排列。
内容的范围和材料的编排严格遵照通志。然而，没有一部明代的通志像《闽
书》那样详尽与全面。曹学佺的《蜀中广记》（晚明，８．１６．２）是一部大文
集，包括 １２ 篇专论，涉及四川的各个方面，采用一种稍微不同的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