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明代史

大多
数材料选自较早的文献，下限至明以前。与明代有部分关系的五篇专论是谈
名胜、边防、州府、风俗和方物的。
除方志外，有少数作品论述一个具体的府或县。其中有几部是由在该行
政区任职的官员写的，这些地方长官通常也是方志编纂的负责人，他们从一
府之长或一县之长的角度谈论该地区的管理问题。他们的观点与绅士的观点
不同，前面已经谈到，绅士常常影响方志的内容。这些重要论著一般都收在
作者的文集中，很少能单独得到。１５７０ 至 １５７３ 年任福建泉州府惠安县令的
叶春及写的《惠安政书》（８．１３．３），和 １５５８ 至 １５６２ 年任浙江严州府淳安
县令的海瑞②根据他在淳安的经验写的《兴革条例》，就是两种这样的作品。
③两位作者，特别是海瑞，是严峻守法的官员，热心保护老百姓，制止绅士的
非法行为。因此，他们的说明对了解中国 １６ 世纪时的地方状况特别重要。
另一类材料，比方志的范围更小，只包括家族或氏族，名称很多，有家
谱、家乘、宗谱、族谱等。虽然许多平民家庭早在宋代就已经编写家谱，但
到 １６ 世纪才变成一种普遍的习俗。④王世贞在评论明代历史编纂工作⑤时特别
提到作为史料的家谱，表明明代史家知道它们的重要。然而，《千顷堂书目》
① 见裘开明：《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藏明代类书概述（上）》，《清华学报》，新版，2，2（1961
年），第 93—115 页。
② 有现代重印本，6 卷（台北，1970 年）。
③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1355—1357 页。
④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83—85 页。
⑤ 有现代重印本，30 卷（台北，1971 年）。
 
的作者显然没有特别注意这类著作。在这个目录的谱系类，⑥开列了约 １２０
个书名，其中只有 ７０ 都显赫家庭的家谱，排除了宗室。我们可以推测，编成
但未出版的族谱、宗谱或家谱的实际数字要大得多。
⑥ 见傅吾康：《介绍》，第 310—320 页。
 
结束语
早在 １６４５ 年，在清朝刚建立以后，编纂明朝正史的准备工作就开始了。
这件工作拖延了几十年。直到 １７２３ 年《明史稿》（２．１．８）才完成，直到 １７３９
年定本《明史》（２．１．９）才刊印。在二十四史中，《明史》被列为编纂得最
仔细因而也是最可靠的史书之一。正史编纂者可以得到的许多资料如今已不
复存在。另一方面也很明显，正史对明朝历史所作的解释，是根据清朝政府
官方的新儒学正统观念。在这方面某种偏见是可以预料的。凡是涉及晚明时
期明帝国与满洲和蒙古的关系的题目，其论述必然是偏颇的。不过，作为一
种资料，这部官修史书最严重的不利在于，在很大程度上代替它的明代原始
资料尽管有所遗失，许多仍然存在。就此而论，值得在这里指出，清代文字
狱中禁止的大多数作品一直被保存下来，而大多数遗失的作品不在被禁之
列。①这可能是直到今天在许多国家看到的现象的又一种说明。一本被列入禁
书名单的书，被认为有特殊价值，从而被小心地保存下来。禁令实际上是最
有效的广告形式。
不过，１８ 世纪的文字狱的确阻抑了对明史的兴趣。学者不敢发表任何有
关明史的著述。只是到了 １９ 世纪晚期政府的控制松弛下来时，有关明史的书
才再度出现。这时几乎同时出现了两部至今仍然有用的编年体著作：夏燮
（１７９９—１８７５？年）的《明通鉴》（约 １８７０ 年，１．３．１１）②和陈鹤（１７５７—
１８１１ 年）的《明纪》（１８７１ 年，１．３．１２）。随后在 １８８７ 年，龙文彬（１８２１
—１８９３ 年）的《明会要》出版。③它仿照 ９６１ 年的《唐会要》，收入有关明
代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材料，选自正史和 ２００ 多种其他资料，分 １５ 门，近 ５００
子目。
一般来说，明史研究在清代遭受的挫折，其影响几乎一直持续到 ２０ 世纪
中叶。只是在最近数十年，明史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期才在中国、
日本和西方引起应有的注意。
① 见本章，《导言：若干普遍趋势》。
② 谢交敏（音）：《徐霞客：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先驱》[214]，载《美国地理学家协会年刊》，48（1958 年），
第 73—82 页。
③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980—984 页；沃尔特?富克斯：《朱思本的中国的“蒙古地图”和〈广舆图〉》
[184]（北京，1947 年）。
 
附录
书目评注
各章的作者和本书编者在这里提出一般性的书目资料以补充涉及具体问
题的有限的脚注，让读者了解他们的研究范围，并对在学识和思想上对各章
内容提供的重要帮助表示感谢。
在前一章里，傅吾康对有明一代的历史著述提出了给人以深刻印象的说
明和很有见识的评价，并系统地联系到他的不可缺少的著作《明史资料介绍》
（吉隆坡，１９６８ 年）。中国刚出版的一本目录列出 １９００—１９７８ 年在各地出
版的论明史的 ９４００ 篇文章和 ６００ 本书。④１９６０ 年出版的一本现代中国和日本
论明史的著作的更加精选的目录，当时列出的文章和书即有 ２５００ 种之多。⑤
这些书目展示出这个领域的范围有多么广大；同时也证明，专题研究所期望
的详尽的文献材料，在这里不能也确实不需要提供。下面既不是书目提要，
也不是书目论文，而是构成这部明代政治史的 １１ 章中每一章的书目评注，传
达作者们对学识专门问题的见识。
１ 明王朝的兴起，１３３０—１３６７ 年
作者 牟复礼
虽然在明代和一些历史著作（除正史外，注意傅吾康在他的《介绍》中
谈到的著作，编号 １．４．１—１．４．３ 和 ２．３．１—２．３．１６）中对朱元璋的早期经历
有很大的兴趣，但只有到了 １７ 世纪，批判地考察明朝奠基时的事件才显出了
重要性，并在 １８ 和 １９ 世纪继续成为考据学的焦点。也同有关中国其他领域
的学术成就一样，本世纪最好的近代学术成就虽然使用了一种扩大了范围的
概念论和方法论手段并在某种程度上指向新的目标，但仍然坚实地置基于那
个传统的成果上。其中对目前的作者对目前这章的研究最直接有关的，有下
面三部：（１）钱谦益（１５８２—１６６４ 年）：《国初群雄事略》，１２ 卷，著于
１７ 世纪 ２０—３０ 年代（２．３．１７；新版本和标点本，北京，１９８２ 年）；（２）他
随后（但在 １６４４ 年之前）著的《太祖实录辨证》，５ 卷（傅吾康在《介绍》
中提到，编号 １．１．１）。（３）一部有关的重要著作是钱谦益的追随者潘柽章
（１６２８—１６６３ 年）的《国史考异》（２．３．１８）（仅存包括前三朝的 ６ 卷）。
１８ 和 １９ 世纪清代考据学发展方面的范围极广的著作，跟这里特别有关
系的有：（１）赵翼（１７２７—１８１４ 年）的《陔余丛考》，４３ 卷，和他的（２）
《廿二史劄记》，３６ 卷。（后者应使用杜维运的批注本，台北，１９７７ 年；杜
维运还著有《赵翼传》，１９８３ 年。）（３）钱大昕（１７２８—１８０４ 年）的《十
驾斋养新录》，２０ 卷，又附编 ３ 卷。（４）夏燮（１７９９—１８７５？年）的《明
通鉴》，９０ 卷，又前编 ４ 卷，附编 ６ 卷（１．３．１１）。后者有现代排印的标点
本（４ 卷，北京，１９５９ 年，被广泛地重印），是最方便的，除官修《明史》
（２．１．９，１７３６ 年呈给皇帝）外，也许是最广泛使用的明史。２０ 世纪的学者
④ 见本章，《关于外事和军事组织的著作》。
⑤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1107—1111 页。
 
尚未着手对它进行分析与综合的巨大工作。
在专门研究明朝开国和早期历史的新近的学者中，正如脚注所表明的，
本章作者大大有赖于王崇武（死于 １９５９ 年？）的历史学识。他在 ４０ 年代出
版的许多专门研究，把细致的研究、训练有素的想象力和健全的历史判断最
好地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