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

③１３４４ 年至 １３４９ 年几个短命的政府相继登台，他们
根据某些无可辩驳的理由，而采取了与脱脱截然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中
国各地连年自然灾害积累的结果，再加上愈演愈烈的土匪活动和其他造成社
会动乱的迹象，都要求中央政府特别重视行省与地方行政管理的改善。主要
要做的两件事是：其一，委派合格的能干的人到地方上去任职；其二，给这
些人以便宜行事权来处理赈济等问题。事实上是把国家赈济的工作分散到了
地方。
这时期的一个主要人物是别儿怯不花，他做过行省长官，十分得力。在
对 １３４１ 年杭州大火进行善后处理时，他体会到，为了赈灾，有时不得不违反
中央制定的规章，不然就来不及了。①与此类似，为了对付流窜的土匪，地方
驻军需要有一些不受限制的权力。在处理灾荒或地方动乱时，地方官需要少
受干扰，而作更多的努力来争取当地人民的合作。１３４５ 年，中央派出 １２ 个
调查组，每组以一个汉人、一个非汉人共同领导。他们赴全国各地纠正错误，
为民“造福除灾”。同时，为了更有效地对付土匪，在河南重新细致地划分
了各区域的界限。②
妥欢贴睦尔也在这个新举措中参加了一些方面的工作。他亲自告诫新上
任的地方官要有所作为，他也参预了对那些在地方上政绩卓著者的奖励与晋
升。
然而这些行政上的新尝试并未使元代中国的问题减少，反而在 ４０ 年代日
益增加，其性质、规模使得那些地方官或安抚地方的官员束手无策，因为他
们只能做到零敲碎补。中央政府现在还面临着持续不断的财政收入下跌。海
道漕运大幅度下降，由 １３２９ 年 ３３４ 万石的高峰降到 １３４２ 年的 ２６０ 万石；此
外，自 １３４８ 年起，方国珍弟兄为首的海盗活动持续不断，政府对他们镇压不
下去，只得试图安抚。③不仅如此，连绵不断的大雨使黄河河水猛涨，冲决堤
岸，终于开始改道，泛滥成灾。④应采取不同的行政策略似乎已提上日程，经
过官僚机构内部一些复杂的斗争，１３４９ 年 ８ 月皇帝将脱脱召回任职右丞相。
他们要寻找和实行激进的措施了。
脱脱以及他那一派人很积极很热心。据记载，
脱脱有意兴作，盖为前相无闻，其礼乐文章制度之事漠如也。欲大
有为，以震耀于天下，超轶祖宗旧法，垂名竹帛于无穷也。
这些话是否准确地反映出当时的乐观情绪还有争论。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
在中央政府的圈子里存在着一股坚定的信念：危机是能够解决的，只要从上
层下达命令，一夜之间就可以重建一个世界。如果没有这个信念，就不会有
③ 详见[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第 80—81 页。
① [656]宋濂（1310—1381 年）：《宋文宪公集》，卷 49，6b—11a。[648]杨瑀：《山居新话》，35a—36b；
[653]《元史》，卷 51，第 1100 页；卷 138，第 3366 页。
② 见[621]苏天爵（1294—1352 年）：《滋溪文稿》，12a—15a；[625]杨维桢：《东维子文集》，卷 4，9a—10a。
③ [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第 88—89 页。
④ [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第 87 页。
① [652]权衡：《庚申外史》，19a—b。这段文字有完全不同的译文，见[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
第 96—97 页；[440]赫尔穆特?舒尔特-乌夫拉格德译本《庚申外史》，第 56 页。
 
后来的任何努力。
脱脱所有的新措施都是要保证中央的指导与控制。②他们也欢迎从下面来
的建议，但一经采纳，便由中央政府推行。地区与地方上的主动性则受到严
格的限制。
若按年代顺序，脱脱的第一个重大举措是必须立即广开财源。但他认为
增加土地、盐业、商业等传统税收的税率是不可行的，这些税收大多都在不
断收缩。接着是 １３５０ 年底决定印行新纸钞（但却并没有财源作后盾），１３５１
年首批就印行了价值 ２００ 万锭的纸钞，政府就靠这些纸钞的流通来支付劳工
与材料的费用。①
政府急迫地应付了经济问题之后，于 １３５１ 年 ４ 月宣布了治理黄河的计
划，决定重修黄河下游河道，使之再从山东半岛以南入海。反对此计划的意
见不少。脱脱和他的同僚也很清楚，还从没人干过这样的工程。但在通过发
行纸钞而筹集的资金基础上，１３５１ 年 ５ 月就开始了黄河河道工程，同年 １２
月胜利完工；１７ 万兵士与乡民参加了修河。欧阳玄代表官方撰写纪念文章—
—《至正河防记》，从技术上详细描写了水利工程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以示
庆贺。②
与此同时，与黄河工程有一段距离的淮河流域 １３５１ 年夏发生决口。民众
的起义接二连三，这些起义迅速扩展，成为全国性的社会大爆炸。土匪，宗
教信徒，以及其他叛逆者日益狂暴，他们一地又一地占领城市、抢劫店铺、
杀害官员，向地方上复仇。关于这些起义，剑桥中国史另有详述，③这里只简
略提及。脱脱及其追随者对这种动乱的爆发十分警觉，马上迎战，设法对付，
到 １３５４ 年，经过了三年的时间，控制了局势。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央政权把
全国范围的平乱看作是一个更重大的问题，并已充分做好了应对的准备。
有些人认为元朝的正规军由于腐化、管理不当等原因，已蜕化到在动乱
时不能保卫王朝了。④这一说法可能含有不少真实性。但事实上，无论军队的
条件或训练状态如何，并没有要求一支随时保持充足兵力的元朝正规军来控
制 １４ 世纪 ５０ 年代初期那些把中国都燃烧起来的暴动。一些蒙古军队起初没
有纪律，缺乏准备，但如果说他们开始时曾败给起义军的话，那么他们很快
就赢得了很多胜利。元军各部队由各族人组成，服役是强制的。特别是在中
国南方，地方民防组织必要时招募汉人，很大程度上靠他们来镇压起义，此
外别无他法。①
脱脱不但能设法创造一个全国性的镇压机器，而且能有效地控制它，这
点的确很不简单。时不时地建立与解散较大的军事组织，经常不断地将军队
将领从一地区调到另一地区，任何一个政府部门或王侯任命的头目都不允许
左右一次较大的行动，精心地从组织上将后勤保障与其他军事行动区别开
② 关于脱脱第二任期的详情，见[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第 95—118 页。
① 元代钱币是个重要课题，西方文字的研究力作还是[127]傅海波的《元朝中国的货币和经济》。近年的研
究成果有[477]南希?S.斯坦哈特：《元代中国的货币流通》。
② [653]《元史》，卷 66，第 1646—1654 页。据我所知，这篇文字还没有译文，但在李约瑟：《中国科学
技术史》第 4 卷有简略的介绍，见第 325、344 页。亦见[551]杨联陞：《汉学综览》，第 222—223 页。
③ 见牟复礼与崔瑞德在[323]《剑桥中国明代史》中撰写的章节。
④ 如萧启庆就持这一观点，见[195]《元代的军事制度》，第 63 页。
① 详情见[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第 104 页等。
 
来。依靠上面几条，脱脱能够防止军权下落到地方手中，也能防止军队将领
在行省一级建立起自己的权力基础。至于那些最大的行动，至少是那些最具
象征意义的行动，脱脱都是亲自指挥，如他成功地于 １３５２ 年重新占领今江苏
西北的徐州这个极其重要的行政管理中心，使淮河流域又恢复了秩序。
当进行这些军事行动的时候，来自南方的漕运停止了。脱脱不与仍旧活
跃的海盗方国珍谈判恢复漕运，而是决定在京效解决粮食供应问题。这个决
定与脱脱一向把行政管理权集中在中央的努力是一致的。这是一个相当庞
大、极端昂贵的行动，新发行了价值 ５００ 万锭的纸钞作为拨款，相当于黄河
改道工程费用的两倍半。
元朝时期中国北方异常潮湿，提早进行的试种证明了那里确实可以种植
水稻。分司农司于 １３５３ 年建立，从南方招募了 ２０００ 名修堤者和种稻农民，
发给他们钱钞，在这里工作一年，作为当地农民的技术指导，因为当地农民
不会种稻。另外，又从山东迁来一些农民以增加当地人口。国家还在河南行
省及辽阳行省南部建起了屯田。由于脱脱政治上的骤然倒台以及内战的继
续，这些国家所属的屯田实际上成功与否并不很清楚。但是企图一夜之间就
将中国北方千年农业传统改换过来的大胆计划，是脱脱认为振作起来的政府
有无限能力的一个典型例子。
１３５４ 年底，脱脱亲自率领了第二次军事大讨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