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

② [640]《大元官制杂记》，5a—5b。亦见[110]法夸尔：《元代政府的结构与职能》，第 41—42 页。
③ [634]陈元靓编：《事林广记》，卷 12，1a。
④ [605]《农桑辑要》，7a。
① [653]《元史》，卷 90，第 2295—2296 页；[412]拉契内夫斯基：《元法典》，第 1 卷，第 267 页注 2；[202]
贺凯：《中国职官辞典》，第 542 页；[110]法夸尔：《元代政府的结构与职能》，第 42—43 页。
② 关于海外贸易，见[441]舒尔曼：《元代经济结构》，第 222—236 页。关于斡脱商人及其经商活动管理的
史料，见[104]伊丽莎白?恩迪科特-韦斯特《元代中国的商人组合：斡脱》所引资料。
 
机关并不存在。只是到了忽必烈时期，为了鼓励对外贸易并因此而从海外贸
易税中获取利润，元政府才重新设立市舶司。这样做是仿照宋朝的先例。宋
朝于 １０８７ 年在福建沿海重镇泉州设市舶司，１２７７ 年元朝也在那里设立了它
的第一个市舶司。１２９３ 年市舶司的数目增加到 ７ 个，因为忽必烈的理财大臣
想通过船货和贸易的税收来充实国库。
市舶司的主管部门并不是固定的：有一时期属地方盐政机构管辖，而另
一时期又属泉府司这个主要的商业管理部门。元代海外贸易历史是与回回等
其他外族商人的活动密切相连的。那些商人与蒙古皇室及政府官员在贸易上
的合伙关系被称作斡脱（蒙语 ｏｒｔｏｇｈ，起源丁突厥语 ｏｒｔａｑ；波斯语ūｒｔａāｑ
也源于突厥语 ｏｒｔａｑ）。１２８６ 年忽必烈的大臣卢世荣甚至试图停止所有的私
人对外贸易，为的是让政府与斡税商人垄断海外贸易，但没有成功。①
泉府司并不是元朝所设的第一个控制斡脱商人的机构，最早是 １２６８ 年设
立的斡脱总管府，接着斡脱所或斡脱局也于 １２６９ 年建立。１２８０ 年泉府司取
代了总管府，监督皇族对斡脱商人的投资。这些资金贷给商人，资助西域地
区的陆地商队和海外贸易。所以，泉府司 １２８６ 年掌管市舶司这一事实表明斡
脱商人在海外贸易中起了比私商重要得多的作用。相比之下，斡脱商人在汉
儒心目中留下的却是很不受欢迎的形象。
军事
关于元朝政府与社会的军事化程度，学者们已经争论了很长时间。显然，
文、武两个官僚系统是分立的，尽管也有证据表明军队将领并非根本不插手
行政事务，而行政官员也并非不介入军队事务。虽然可以说行政官僚机构基
本上是汉化的，军队系统基本上是蒙古式的，但是，我们有关蒙古人对行政
官僚系统的创新与改造的讨论就说明它们并不是截然分开的。②
另一个问题是军事制度是否纯粹蒙古式的。甚至早在征服中国北方的那
几十年当中，也就是在忽必烈上台以前的年代里，由于蒙古人人数有限，他
们就已经认识到有必要吸收外族军队到自己的队伍中来。当时，色目人，从
摇摇欲坠的金朝叛逃过来的女真人，急欲抗金的契丹人，以及征募来的汉人
都对灭金作出了贡献。民族区分是蒙古军队组织的一个惯例。所谓汉军由北
方汉人、契丹人、女真人、高丽人组成；而蒙古军与探马赤军则由蒙古人组
成。南宋被征服后，当地的居民被编入新附军。
忽必烈将成吉思汗的蒙古贵族亲兵怯薛扩编为宿卫，而宿卫的民族成分
也不是单一的，其中一半为色目人与蒙古人，一半是汉人卫兵。到 １４ 世纪初，
宿卫因其具有的吸引力而使自身的民族成分受到了影响。其经济与社会地位
的优越引诱了很大一批汉人平民加入怯薛，虽然元廷在尽力使怯薛成为内亚
军事力量的基础与核心。
从管理系统上说，宿卫的各卫由独立的最高军事管理机构枢密院管辖，
但枢密院不直接管理驻防在大都路以外的各省军队。驻防军从万户府（蒙古
语为 ｔüｍｅｎ）中抽出，万户府对行省负责，而行省是文职官僚系统的地区行
政机关。这种在地区一级的军、政权力交叉，其目的显然在于促进文武双方
① [628]《元典章》，卷 22，47a。
② 舒尔曼在[443]《元代政治组织上的若干问题》，第 27 页就用了“汉人官僚和蒙古人军事二元制”的说法。
 
的合作。但是如我们以上提到的，在诸如反政府暴动的紧急情况下，临时性
的行枢密院就会建立，直到紧急情况解除时为止。
在管理屯田的过程中，军、政管辖权也是交叉的。其中有些屯田与军户
直属枢密院，有一些归大司农司，还有一些直属宣徽院，为宫廷和政府部门
提供所需的特殊产品；又一些归中书省；另外一些则由行省管理。①
军、政官僚系统合管的还有奥鲁，或称军户。奥鲁户的管理似乎自然应
属军事机构，因为招募兵士、征集军需品应属军务。但 １２６８ 年对这些军户的
管理权转给了地方文官，专门管理奥鲁的军事机关撤消了。文官对他们辖区
内的奥鲁户不再实行免税。所以枢密院在这场所谓的文武管辖之争中，提出
那些辖有奥鲁户的地方文官应属枢密院，甚至还应根据枢密院的文官等级系
列来决定他们的升降。①
军、政官僚系统的共同点是蒙古人强调世袭官职。在元代，做文官的一
条主要途径是荫补，即高级官员有特权提名他们的子孙继承他们的职位。②
而武官的儿子，主要是蒙古人、色目人的子弟，能够在其父亲去世或退休、
甚至晋升时继承他的职位。蒙古人传统上重视忠，将忠作为最基本的美德，
而武职的世袭在蒙古统治者的眼中是保证官员可靠性的最理想的途径。当
然，这种对忠的强调妨碍了有系统地寻求有能力有才干的人，十三、十四世
纪之交官僚组织呈现蜕化这一事实已证明了这一点。所以，到了 １３ 世纪 ６０
年代，虽然军、政官僚成员都享有固定的薪俸，传统的蒙古价值观念如忠诚
与世袭等还是决定了中国官僚系统的演变。
御史台
文武两个官僚系统的成员均受御史台的监督，御史台是元廷的第三大机
构。③元朝跟以往各朝在监察制度方面的不同之点在于其活动范围更广、官员
数目更多。这种人员的增加与活动范围的拓宽是与御史台本身组织层次的激
增相联系的。御史台只是一面镜子，映射出元代地方政府管辖层次增多以及
随之而来的必须增加官员人数来填补更为复杂的机构这一总趋势。
蒙古人在大都的御史台有 ３２ 个监察御史，江南、陕西两个长期设立的行
御史台分别有 ２８ 个与 ２０ 个监察御史。另外，还有两个短期的行御史台分别
设于河西（１３ 世纪 ７０ 年代末至 １２８３ 年）和云南（１２９０—１２９７ 年）。
尽管行御史台受权监督 １１ 个行省，但一直是 ２４ 个监察部门（初名提刑
按察司，后名肃政廉访司）在监察着较下层的政府行政机关。
元朝有关照刷与刷卷的规定清楚地表明御史台是参预政府的日常事务
① 见[653]《元史》，卷 100，第 2558—2579 页；卷 87，第 2204 页；[110]法夸尔：《元代政府的结构与职
能》，第 50 页；[195]萧启庆：《元代的军事制度》，第 177 页。
① 见[195]萧启庆：《元代的军事制度》，第 81、193、 135—136 页；[105]《蒙古在中国的统治》，第 2
章。
② 关于元代荫的特权，见[102]伊丽莎白?恩迪科特-韦斯特：《元代的世袭特权荫》；关于军官的承袭，见
[195]萧启庆：《元代的军事制度》，第 25—27 页。
③ 以下关于元代御史台的叙述，参看[653]《元史》，卷 86，第 2177—2182 页；[203]贺凯：《元代在监察
史上的贡献》；[201]贺凯：《明代中国的监察制度》，第 25—28 页；[202]贺凯：《中国职官辞典》，第
61 页；[821]洪金富：《元代监察制度研究》。
 
的。对于日常文书与案卷中有关日期、签名、印章、计算等内容的检查、订
正、核实，这些单调乏味的工作都有监察人员的参预。①从中书省到县一级，
所有的政府部门的文书案卷都定期受监察人员的审查。能够得以免检的只有
那些涉及军事机密的文书案卷，例如，军队及马匹的数目等就属于头等机密。
元朝御史台的职责也包括告诫规劝，这类活动传统上是监察系统之外的
专门机关的特权。从元代开始，御史台以及后来的监察部门既监督又规劝，
二者同时进行。
元朝御史台在政治上很活跃，因此对宫廷复杂的派系斗争不能不卷入。
例如，一位监察御史出于政治目的弹劾并因而导致了很有权势的右丞相脱脱
于 １３５４ 年年底被削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