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

历史学家们一般认为脱脱的倒台是元朝走向厄运的转
折点。
在京御史台的大多数高级官员都是蒙古人与色目人，只有少数是例外，
但品位较低的正七品监察御史对汉人是开放的。事实上，１２６８ 年京城监察御
史的前 １２ 名均为汉人。虽然 １２８２ 年蒙古御史的人数超过汉人，但值得注意
的是有两个南人于 １２８５ 年被任命为御史。１２８６ 年江南行御史台新设 １４ 名监
察御史的名额定为蒙古人，仅有四个汉人名额，可是有几个汉人学者也成为
监察御史，他们之中有的是 １３１５ 年后的进士，有的以前做过国学祭酒，这一
事实说明御史台的职位远不是仅仅限于蒙古人与色目人才能担任。①
皇家机构
在军、政、监察系统以外还有一些部门，其职责范围是服务于皇帝本人
与皇族其他成员。实际上元朝户籍分类中有些户就是直属这些皇家机构管辖
的，如负责匠户、打捕户、鹰房户的各院司。②
在保证皇室福利的部门中最重要的是宣徽院。元代宣徽院相当大，它沿
袭了唐、宋、辽、金的先例，是一个汉式机构。在忽必烈时期，宣徽院于 １２７８
年设立，掌供玉食等皇家事务。这类事务在忽必烈以前则由宿卫军怯薛执掌。
③但怯薛并没有完全由汉化的宣徽院所替代，因为宿卫的成员实际上还是在隶
属于侍正府的下属部门服务。
蒙汉成分的混合一直是元朝官僚机构的一个特征。我们也能够找出没有
汉人的纯蒙古人机构的例子，如宣徽院下属的阑遗监。阑遗监的职责是管理
那些遗失无主的物品、牲畜、人口（主要是奴隶），为其寻找主人；如果找
不到主人的话，就将他（它）们转给皇家。阑遗监的职能显然反映了蒙古人
对财产所有权以及什么属于皇家财产等观念；另一方面，毫不奇怪，这一机
构理所当然归纯汉式的宣徽院所辖。
除了众多负责皇家物质福利的机关以外，皇帝在礼仪和知识方面的活动
① 见[628]《元典章》，卷 6，14a－18b；[412]拉契内夫斯基：《元法典》，第 1 卷，第 40—41 页；[203]
贺凯：《元代在监察史上的贡献》，第 221 页；[821]洪金富：《元代监察制度研究》，第 2 卷，74a－77b。
① 关于汉人学者的实例，见[762]李则芬：《元史新讲》，第 4 卷，第 439 页。
② 法夸尔在《元代政府的结构与职能》一文中将服务于皇帝的机构与服务于其他皇族成员的机构截然分开，
本处则采用了与他不同的分类方法。
③ 关于宣徽院及其分支机构，见[653]《元史》，卷 87，第 2200—2213 页；[412]拉契内夫斯基：《元法典》，
第 1 卷，第 143—146 页；[195]萧启庆：《元代的军事制度》，第 39—40 页。
 
则由翰林兼国史院、蒙古翰林院等其他一些机构负责安排。
将翰林院与国史院合一的改革是 １２６１ 年忽必烈听从年长的老翰林承旨
王鹗的建议而实行的。①显然是王鹗试图说服忽必烈有必要开始编修辽、金史
以及忽必烈之前蒙古统治者的历史。１２６４ 年，随着迁都大都（今北京），翰
林兼国史院正式设立，因此而奠定了撰修辽、金史的基础。
翰林兼国史院以外，还有一个蒙古翰林院，它负责起草蒙文谕旨，将官
方文书从蒙文译成汉文或其他文字并作为副本。②每一份文书都用八思巴文和
畏兀儿字蒙古文写出。八思巴文据藏文字母创制，竖写；而畏兀儿字蒙古文
是 １２０４ 年采用畏兀儿字母书写的蒙古文。畏兀儿字与新创的八思巴文同时使
用，虽然 １２６９ 年 ３ 月曾下旨令此后用八思巴文撰写政府所发文书。有资格上
疏的官员要用蒙古文上疏，所以蒙古翰林院在上传下达、与皇帝沟通方面起
着关键作用，因为是蒙古语而不是汉语才是元代中国的官方语言。
蒙古翰林院还负责蒙古国子监与蒙古国子学，教育蒙汉权贵子弟。１２６９
年在各路所设的蒙古字学接收一批官员的子弟侄孙入学，对他们的民族成分
并不考虑。１３１５ 年蒙古国子学有 ５０％为蒙古人，可惜我们没有蒙古字学学生
成分的资料。但据说，那些有心在元朝做官的汉人是有机会学习蒙古文的。
与蒙古国子监和蒙古国子学相当的汉人机构属集贤院管辖。①国子监招收
七品及其以上朝官的子孙，可以是汉人、蒙古人或其他民族的人，三品及其
以上的朝廷官员可以推荐有特殊才干的平民作为国子监的免费旁听生。１２８５
年集贤院由翰林院分出来，并附加了一项职责：由国家任命的道教管理人员
兼管全国道观道教事务。
在管理道观等道教事务方面，元代中国的集贤院的作用与宣政院并无什
么根本的不同，后者直接管理全国的佛教徒，并在名义上管辖吐蕃地区。还
可以找出另外一个相对应的现象：集贤院靠任命各道观的道长来监督道教，
这样的做法也类似于元廷对儒学书院的规定。儒学教授与书院山长均由政府
指派或者是要经过政府批准。
如果说元廷曾有意通过归并而将宗教与教育建置罗致到其官僚机构系统
中去，那么最多可似说这个成功是拼合而成的。宣政院很多高级官员是僧侣
或佛教信徒，这也许能解释为什么宣政院对佛教徒（其实也包括道士、回回
和其他信仰者）宽容地实行免税。这种免税在宣政院与地方官员之间引起很
大摩擦。元末 ３０ 年间书院数目骤增的现象也可以用同样的现由来解释。把土
地捐献给书院的人可以免除强征的差役，而元末的徭役负担不但相当繁重，
而且还在不断增加。
另外，还有一些为皇室服务的专门机构，从它们的名称就可以知道它们
① 见[46]陈学霖：《元代宫修史学：辽、金、宋三史的修撰》，第 62－64 页；[52]陈学霖：《王鹗》，第
54—57 页；[653]《元史》，卷 87，第 2189 页；[412]拉契内夫斯基：《元法典》，第 148—149 页。
② 关于这一机构及蒙古学校，元代官方文书使用蒙古文字的情况，见[653]《元史》，卷 87，第 2190—2191
页；[412]《元法典》，第 1 卷，第 149—151 页；[552]杨联陞：《〈元典章〉研究》，第 126—128 页；[105]
《蒙古在中国的统治》，第 3 章。
① 下文所述集贤院、宣政院和元代学校的情况，参看[653]《元史》，卷 87，第 2192—2193 页；[412]拉契
内夫斯基：《元法典》，第 2 卷，第 25—26 页；[279]劳延煊：《元代初期的南方学者和教育制度初探》；
[480]孙克宽：《虞集与元代江南的道教》，第 223—224 页；[143]傅海波：《元代中国的吐蕃人》，第 311—315
页；[272]鲁比?拉姆：《元代书院的作用》。
 
的功能，例如太史院、司天监、回回司天监、太医院等。有些机构负责管理
皇太子、皇后属下的匠户，其中一部分工匠及其家属划分为民匠，另一部分
为怯怜口（蒙语口语 ｇｅｒ－ｉｎｋ’ｅ’ü，书面语 ｇｅｒ－üｎ ｋ ■ｂｅｇüｄ），意为“家
中儿郎”，即僮仆或奴隶工匠。元朝王室、贵族都有分封得到的世袭占有的
匠户，这是蒙古早期遗留下来的习俗。由于经常在各居住地之间迁徙，需要
带着整批有技能的工匠和奴隶来修建住所。
除了分配工匠，蒙古统治者还将土地尤其是中国北方的土地（连同土地
上的人口）分封给蒙古诸王、贵族和勋臣。对这种分封所用的术语不一，主
要的是“投下”，意为封地，或分地（分配的领地）。①经皇帝批准得到封地
的领主，可以任命自己领地的达鲁花赤和扎鲁忽赤（断事官），通过政府通
常的渠道来任命的官员是少数。有元一代，朝廷与诸王之间为了取得对领地
经济、政治上的控制权而斗争不断，并经常导致政府最高层的动荡。
《元史》有一卷专门讲岁赐，在北方，赏赐的是银与丝，在南方，则是
纸钞。领取岁赐的大多是皇室或蒙古贵族成员，而岁赐的来源是分地里的汉
族人口。分地的这些汉户一般在交税给领主的同时，还要向大都的元廷交税。
我们应指出，《元史》中的岁赐卷在各史均无前例。以往的断代史没有这样
一卷，因为这种制度是纯粹内亚式的，起源于蒙古人早期将征服的人口和部
落作为分子（战利品）分给统治家族的成员这样一种习俗。与此类似，很多
元廷的制度与做法是以汉化的官方术语来称呼，但这不过是外表，同它们的
内亚实质相距甚远。
① 关于投下的研究成果很多，如[849]黄清连：《元代户计制度研究》，第 41－47、209 页；[105]《蒙古在
中国的统治》，第 4 章；[502]伊森拜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