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

现在已经清楚，１３ 世纪元杂
剧的繁荣过程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时期，不论有没有蒙古征服，这个艺术形式
都会繁荣。①重新估价那段历史的时候，像吉川幸次郎这样的既对文学史也对
社会史感兴趣的作者，就会在元代特别的环境中找到对元杂剧特征的很多解
释以及元杂剧进一步发展的原因：
在过去 ２０ 年中，有足够的考古发掘证明最晚从 １１ 世纪起中国就已
经存在受大众喜爱的戏剧传统。这个证据驳倒了早些时候的论断：是蒙
古人剥夺了文人的权利而导致杂剧的兴盛。它也驳倒了是文人将杂剧形
式推向高峰这样的设想。更可能的结论似乎是：杂剧作为一种自我维系
自我发展的传统，到 １３ 世纪真正成熟为一种合宜的有吸引力的文学表达
媒介。在蒙古人统治下，北方的“精英”作家们发现自己在一个不熟悉
的世界中沉浮，与社会的和政治的成功绝缘，而传统的文学形式所能赢
① [453]史仲文：《中国戏剧的黄金时代：元杂剧》，第 3—19 页：[80]詹姆斯?I.克伦普：《忽必烈时期的
中国戏剧》，第 3—30 页。
② [558]吉川幸次郎：《元杂剧研究》，第 72—241 页；郑清茂汉译本，第 44—162 页。
① [206]威尔特?L.艾德玛、斯蒂芬?H.韦斯特：《1100—1450 年间的中国戏剧史料》，第 1—94 页等。
 
得的类似于以往的尊敬也得不到了。由于有时间、有机会与演员长期密
切合作，他们开始参加戏剧活动，写剧本，可能还参加演出。这样，从
这个过渡时期起，这些“精英”作家就在把杂剧从纯粹的表演艺术发展
为文学创作的过程中起了主要作用。
从社会角度讲，蒙古人统治最重大的后果就是使汉人精英的社会作用得到了
暂时的传播扩散。元杂剧的社会史就为此提供了一个证明。③
将这个论点再扩展一下，人们可以看到精英们活动的每个领域内都有类
似的发展。相互矛盾的发展影响到旧有精英中的两极。那些缺乏自立生活手
段的人常常被迫与普通人民的生活有更广泛的接触，并在一个有助于革新的
时代里在大众文化中起创造性作用。这种情况不仅仅表现在元杂剧上，还表
现在思想和民间宗教方面，表现在基层的各级政府中（在这里，那些够格做
精英的人是不能正常供职的），表现在提供农业和医疗等应用技术上，无疑
还有一些尚未被当代的学者确认与研究的行业。然而，相比之下，还有一些
旧有精英拥有可靠的生活来源，这在受扰乱较少的南方更是如此，他们蔑视
时代潮流，不屑与民众交往，他们或许已变得与自己社会的日常生活格格不
入了。他们不能也不肯在政府中服务，因此他们也缺少儒家那种对公众生活
负责的实践上的动力。以上两者是极端，与后者相比，我们更容易想起前者
多得多的实例，但这两种现象都是存在的。
这两类地位大不如前的元代文人精英，以两种不同的方式，与整个精英
社会一起，创造出了艺术、文学的丰硕成果。由蒙古统治造成的在某些文化
发展领域中的特殊状况产生出了一种建设性的力量。在 １３ 世纪最后 ４０ 年忽
必烈长期统治期间，蒙古人的都城大都（今北京）的建设规模颇为宏大，展
现出城市布局与建筑的辉煌，并辅以井然有序的水利工程。蒙古人和包括波
斯人、阿拉伯人在内的西亚人精通天文、数学以及发源于中东和地中海东部
的其他领域的知识。其中的一些知识已经传到元大都，而源于中国的知识也
开始反向传播。元大都统治者的世界观并不局限于中国的传统。在当时及以
后的中国人的认识中更重要的是：蒙古人的统治重新统一了长期处于分裂而
同属于汉文化圈的南北两部分。在思想、经学、经世之学、科学以及书法、
绘画和诗歌方面都出现了多种流派，并且各具特色。这些异彩纷呈的流派现
在都被吸纳到国际性的蒙古大都这个母体中来，然后又发散到各行省的大城
市中去。元代中国提供了比以往中国正常情况下要宽泛得多的精英层——超
精英层。同时，它又提供了自盛唐以来中国精英们从未体验过的各种刺激与
交流的一个活动舞台。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这些积极的因素，其中很多并
未被当时的精英们所珍惜，也遭到其后各朝代的诋毁，直到现在我们才可能
予以重新评价。
元朝作为宋、明两朝之间的一个朝代，尽管给传统的精英阶层带来了冲
击，但从社会史角度来说，它印证了中国社会结构及其正统模式的牢固性。
那种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短暂的”精英阶层作用的扩散，一直被仅仅看成
是暂时的、不合常规的现象。一种关于应当拯救什么样社会的观点，以这一
个世纪的权宜性妥协为由而坚持了以上看法，这一观点很有生命力，实际上
是不可动摇的。元代有意无意施加的各种压力，都没有使中国在其早已确立
② [539]斯蒂芬?H.韦斯特：《北戏发展中的蒙古影响》。
③ [799]邵循正：《元代的文学与社会》，邵的观点对许多当代学者颇有启示。
 
的社会发展轨道上转向。但这些压力还是导致了对非正常条件的许多有益的
反应，尽管人们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
 
多元文化
文化史学家们不能不对由于蒙古帝国统治下的和平才可能在 １３ 世纪的
中国聚集起来的欧亚文化的形形色色的内容感兴趣。蒙古皇帝们欢迎贸易和
商人（而汉人统治者却不是这样），在他们横跨欧亚大陆的地域内搜罗工匠，
对他们接触到的所有宗教都给予庇护，并且很愿意任用副手在他们多民族、
泛欧亚的政府部门中协助管理。就是在蒙古世界分为四个汗国、早期蒙古大
汗强加给他们广阔领土上的短暂和平出现危机之后，在中国，这些多元化的
诸多表现依然延续到了 １４ 世纪。
到 １４ 世纪，从帝国最西边的势力范围来到最东边的中国领土的旅行者已
经少多了，但是非汉人社会仍留在中国首都和全国各行省。其中有包括阿拉
伯人和波斯穆斯林在内的宗教团体，有从帕米尔东部来的不久前皈依伊斯兰
教的人群，有从内亚－地中海东部来的聂思脱里和罗马天主教徒（也里可温），
有摩尼教徒，有犹太人，有各种非汉人的佛教徒，还有西伯利亚和东亚的各
种萨满教信仰者。在那个时代，居住在帕米尔以东的所有民族都有人群住在
中国，成了在中国的事实上的代表；此外，帕米尔以西的民族，已知也有几
人在中国聚居。
许多种字母以及表意汉字的三种变体（契丹文、女真文和西夏文）都曾
使用过，居住在中国或在中国旅行的人们阅读着用这些文字写成的读物。那
时在中国使用的口语，几乎包括了历史学家们认为在当时应存在过的所有汉
—藏语系和阿尔泰语系的语言，以及重要的西亚语言和某些欧洲语言。在忽
必烈时代的中国能遇到的这些服装、举止、仪式、食物、艺术、技艺、哲学
和学说的多样性，是自 ７、８ 世纪唐代长安的盛况以来从未见过的。
与多样性的接触给文化与社会带来了什么影响？诸如兴趣爱好上明显的
新倾向，艺术、音乐、文学或建筑上的新风格，本土宗教或思想中的新动向
等等，这些特殊的影响在文献中显然都被淡化了，最多不过是模糊地提及。
这个时期的汉人精英不能说是已经真正地国际化了，也就是说他们还不能为
他们自身的利益而对外族人及其思想、事物发生兴趣。那个时期的作品中没
有多少探讨外来事物的内容，知道了外来的事情也没有表现出欣喜。与此相
反，许多著述不经意地将远方的某地与另一地相混淆，并且分不清摩尼教、
聂思脱里教与佛教，或者引用了某个当时使用的外来语词汇，但是却说没法
知道它的真正意思。解决这些问题时完全不去寻根究底。如果当时中国的统
治者是汉人的话，当汉人通过军事扩张把这样的多元化带到中国来时，或许
这些有知识的人就会努力探究这些问题了。就是因为是外族统治，几乎没有
例外，这些事没有什么可庆幸的，只有忍耐。无论是什么原因，我们几乎看
不到元代外族文化给当时或者以后的汉人生活带来的影响。
 
色目人与汉人精英关系的改变
如果对在元代社会法律上享有精英地位的西亚人（色目人）的命运一点
不加以注意，那么对元代精英的讨论就不能结束。如果说汉人对那些有利害
关系的外族人可能对他们的文明做出什么贡献不那么感兴趣的话，那么他们
对于外族人的汉化则有很深的兴趣。这种兴趣一直持续到现在，并且在态度
上没有什么不同。当代一位著名的学者写到：
在辽、金、宋时代，中国仅有间歇性的和平，３００ 年内南北之间的
交通中断了。
从元代开始，国门大开，西北成千上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加到了国家
的领土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