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

粗
略的估计表明，在南方有 １０ 万儒户，加上北方的 ４０００ 户，合起来还不到总
登记户数的 １％。以上是元朝早期这个制度发展的大致情况。
儒户登记出现了很多异常情况。传统上，儒士们以属于“书香世家”为
骄傲。所以，他们能够接受世袭服务这样的观念，但是在孔子学说中他们找
不到这样的说法：保护那些本身不够资格却又侧身其间的人，或排斥那些本
人有天才却没出生在这样家庭的人。此外，在国家看来，他们与和尚、阴阳
先生们是差不多的，被认为是一个有组织的宗教派别的教士，这种联系使他
们感到身份被降低了。
在儒士们眼里，这一制度的最大缺点是没有使他们成为保证通向高官的
一个优越阶层。虽然这一制度能够保证对经书有一定研修的某些个人在需要
时在政府中任职，但它不能提供这样的条件，即那些学术上杰出的人应当自
动地在政府中任职。简言之，它不能取代废除了的科举制度。那是因为有元
一代，重要的官职大都留给了蒙古人和色目人，或者世袭，或者在任命时受
到优待。政府需要大批熟悉行政机构中传统公文程序的汉人，但是在这些职
位上的汉人的高升机会却是极其有限的。那些出身于经过特别划分的儒户并
受过教育的子弟还不得不低声下气地在当地政府的官员手下充当书吏，或充
当官职很低的地方教官，这两种情况都使提升的前景暗淡。
另一方面，儒户这一身份带来了一定的经济利益，尽管津贴的数量、免
除赋役的种类很不相同。那些有限的优遇与宋、金时代做官所带来的经济上
的保障当然是不能相比的。儒户比社会阶梯的底层要高得多，但他们比起顶
层来却又低得多了。他们对经济上的利益远远不能满意，给予他们的自尊、
尊敬以及心理上的满足是相当可怜的。这些就是他们感到苦涩的根源。
１３１５ 年终于恢复了科举考试（１３１３ 年诏行科举后），不论是否属于儒户
的文人们都十分兴奋。对于他们，这是一条出路，他们终于有了正当的出路。
但是在元朝余下的年代里，从 １３１５ 年到 １３６６ 年，科举考试每三年一次，共
举行了 １６ 次，只取了 １１３９ 名进士（虽然每年 １００ 个名额，可以取 １６００ 名）。
根据规定，其中一半名额分配给了蒙古人与色目人，他们参加的考试要容易
一些，判分标准也低一些。把这些蒙古人、色目人也算进来，平均每年也只
有 ２３ 名新进士，仅为宋、金时期平均数的一小部分。而且，元代的科举被作
弊和欺诈行为严重败坏，以致那些自尊的学者有回避的倾向。简言之，无论
科举的恢复对把那些有雄心的外族人引入中国文化模式是多么重要，它都没
有在实质上改变儒家学者沮丧的前途，尽管它开始时曾带给汉族文人以喜
悦，使他们感到文明胜利的希望。所以毫不奇怪，许多在文学和学术上有天
才的人到别的地方去寻找他们的事业，常常追求某些在其他时代最不正常的
生活方式。
 
精英作用的扩散
中国社会很多有才干的人，因为上述原因被迫去寻找不易实现理想的出
路，而这些出路大多远离官场而处于社会较下层。这群人已经形成了一个相
当大的人才圈子。有人计算大约有 ５０ 万受过教育的人，算上他们的家属，可
能占全部人口的 ５％。①北方金朝最后一次进士科举考试是在 １２３３ 年，而南
宋是在 １２７４ 年。直到 １３１５ 年进士考试才得以恢复，而且规模要小多了。
科举考试既为政府任用官员提供人才，又为社会上所有有志为官的人树
立了努力的目标。在任何时代，那些通过科举成功走上官场的人都仅仅是大
批考生中遴选出的一部分。１３ 世纪中叶蒙古人进行统治之后，那些中举的进
士以及数以万计合格的候选人几乎都不可能受到合适的任用。可是因较高的
教育而使他们进入的那个人才圈子还在不断扩大。社会对于这类教育的高度
赞誉，再加上有朝一日终会有所作为的信心，继续吸引着那些为学者踏上这
条传统的做学问的道路。征服及其后果并未改变这种形势。事实上的精英继
续产生出来，出身于这种家庭的年轻人还有其他什么可做的呢？
国家对于传统的培养社会领袖的方式缺乏关心，甚至使得儒生们对教育
更加信奉。那些实现不了“更高追求的学者”，就把大量的个人精力投入到
教育中来。②尽管命运不济、政治上受到冷漠，以及必须学会善于生存的技巧，
一个在教育上保存了自身地位的精英阶层还是出现了。这个阶层在元朝反常
的条件下对社会做出了很不寻常的贡献，他们的才干得到新的发挥。
这个传统定义上的精英阶层对于整个社会生活所产生的作用与其他时代
不同。首先，因为他们并没有被拉到脱离下层的政府高位上，所以他们能与
为数更多的地位相近的集团密切相处，与社会的联系更为紧密，而不论他们
是住在农村还是住在城市。例如，如果为了经济上的自身利益或是出于保护
财产的考虑，这些儒士们就寻求与当地佛教寺院保持一种关系，这样一来他
们也就卷入了社会的宗教生活。如果他们被迫以教私塾为生，或者他们这样
做纯粹是出于一种责任感，否则便无事可做的话，那么他们就卷入了那些就
学者的普通家庭的生活。如果他们不得不在当地政府的机构中担任卑微的书
吏，那么他们观察政府的角度常常是那些有资格成为社会上层分子的人所得
不到的；他们将自己的历史和哲学知识带到工作中，而这类工作通常是接触
不到这些知识的。如果这些儒士有绘画和书法的才能而现在又不得不以出售
他们的艺术品为生，他们便开始认识到市场的环境以及这些非艺术家们对于
艺术所起的作用。如果那些在行政机构中得不到发挥的管理术不得不转向商
业的话，那么这个商业世界就随着这些精英阶层的生意人实际经验的增长而
变得深奥复杂了。
总而言之，元代生活中反常的条件给予这一精英阶层带来的震动，无疑
使很多人遭受痛苦，也使社会在较大范围内遭受了损失，但是又为新的生长
和变化创造了更大的潜能。重构元代社会史的任务艰巨，现在刚刚开始引起
学术界的关注。
① 为大致计算，可以采用忽必烈朝汉人为 6000 万的较低数字。可以通过下列方式计算出出身精英家庭的总
人数：假如占总人口的  5％，或 300 万人，属于精英家庭，以每家平均 6 口人计算，假如每 6 人中有一个
是成年男子，精英集团中计有 50 万成年男子。这只是大略的推算，没有任何史料依据。
② [279]劳延煊：《元代初期的南方学者和教育制度初探》。
 
元杂剧在元代社会史中的意义
元杂剧的历史从侧面展示了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同
时也展示了元代中国有文化修养的精英阶层在促进这种相互作用时的新作
用。元杂剧的历史长期以来被错误地解释，并据此证实有关元代事实上的精
英阶层所遭受的屈辱与排斥的程度的荒诞说法。早在 １４ 世纪，中国作家开始
渲染说，由于贫困的学者在社会上不能找到他们合适的位置，为求生被迫为
他们残酷的蒙古与色目主人写通俗的东西取乐，这些杂剧就突然在他们的头
脑中呈现出来了。根据这种解释，这些地位改变、陷于贫困的才子们首次集
中在一种活动上，在这种活动中他们深厚的文化资源必然造就出一种表达思
想感情的工具，这就是大众戏剧文学中突然涌现出优秀剧作的原因。这种解
释包含了部分的真实性，使之有着魔术般的吸引力，但在根本上它是错误的。
戏剧作为一种文艺形式在中国历史上发展得颇晚，然后在一段很短的时
间内又突然达到繁荣，这是事实。杂剧（一般称为元杂剧）这一戏剧形式的
最优秀作品，则是由一小批才子创作的，他们不过两代人。①此外，戏剧的确
含有二重性，既包含高层次的文化价值因素，又包含通俗娱乐的因素，而在
中国人的传统看法中，这两类因素实际上是相互排斥的。
这一现象要求做出特别的解释，而传统的解释通过几个世纪的夸大被不
加批判地接受了，直到 ２０ 世纪初为止。２０ 世纪初是一个对中国文化遗产重
新估价的时代，加上中国和日本对蒙古在东亚和世界史中的地位表现出更大
的兴趣，由此导致了对元杂剧的重新评价。这个阶段的重新评价以吉川幸次
郎《元杂剧研究》最为典型，除了提供严格的文学上的分析以外，还将作者
与观众的问题作为中国社会史的因素进行了研究。②吉川幸次郎强调，剧作
家、演员和观众，包括汉族和其他民族的支持者，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使得
元杂剧一下子繁荣起来。
以前被忽略的元杂剧前身的历史现在也更加充分地显露出来，部分原因
是考古证据要求对文献记录进行更仔细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