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媒·戒

  相反，你如果以为一切都是自然的、必然的，你可能根本就不会去想怎么样去抓住这历史性的机遇，你会认为一切尽在你的掌握之中，当然不需要改变什么。
  王伟的看法与我类似。
  他在用混乱、膨胀一词描绘2005年的天娱传媒之后，还使用了另外一个顶格形容词——最顶峰，他说：“2005年是旧天娱传媒最顶峰的一年，财富和名声来得太快，大家没有任何心理准备，没有任何磨练，典型的一夜暴富，一夜成名。问题是，当我们有了财富和名声以后，后面的路该怎么走。”
  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令人肃然起敬。
  对于湖南卫视来说，一档节目火起来并不会让人觉得有多么奇怪（我正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一档制作成本低廉、先叫“奥运向前冲”后更名为“快乐向前冲”的节目正播得如火如荼）。但对于旧天娱传媒来说，给我的感觉，真的怎么看怎么像一个偶尔上街中了彩票头等奖的农民。
  一个在很大程度上的偶然事件，如此而已。
  且慢，如果我企图让读者相信这种说法，那也未免太懒惰和太不负责任，对于一个像我这样受过最基本的哲学思维训练的人来说，我宁愿相信任何偶然都蕴藏着必然，也宁愿相信加拿大着名传播学者麦可卢汉的话，他在《理解媒介》中说：“和制度一样，游戏是社会人和政体的延伸。”我把他的话延伸开来，得出了以下结论：在日益开放、日益包容和日益多元化的中国，作为平民游戏的“超级女声”，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产生的一场游戏。
  展开论证会陷入到学术语言的枯燥乏味中，但我们又必须给读者一个起码的交待，幸好梅文慧女士的书可供我们引用：
  2004年1月，“美国偶像”节目中出现了一位梳“蛋挞头”、长着龅牙的21岁华人参赛选手——孔庆翔，他不仅唱歌走调、五音不全，而且台风相当滑稽，但他在台上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和率直却使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他的影响力顿时让中国的电视业开了窍，让普通人站到舞台上展示自己的确是个不错的主意，这个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他人痛苦之上的游戏，一方面无伤大雅，另一方面却也让人实现了自己的歌星梦。在东方的传统文化中，含蓄、内敛、隐忍，始终得到提倡，张扬、纵乐，则总是受到压制。在一向不敢轻易表露自己，不敢“秀”自己的亚洲社会，这种唱歌游戏无疑是最好地表露与展现自己的机会，那种被日常生活压抑的“狂气”、自己想象的“才气”、自我张扬的“英气”，都在这种游戏中彻底释放出来，因此，狂欢的需求便产生了。
  “超级女声”电视节目的出现，正是满足了中国青年大众的这种狂欢需求。2004年“五一”期间，湖南卫视向全国播出“超级女声”，节目首开“大众娱乐”之先河，既糅合了真人秀的要义，又把握了“电视回归大众、娱乐优先平民”的精髓，加之其较强的参与性、交互性，是继益智类节目之后又一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节目形态。
  “超级女声”诞生正值中国大众文化兴起，并在主流意识的逐步认可中发展，让大众有了展现个性的机会。尤其伴随着新经济长大的所谓“尿不湿”的一代人，已经没有了过去的重负，渴望表现成了他们的常态。“超级女声”带来了中国娱乐节目彻底的平民化和娱乐青春化，让每个有梦想的青年都获得一个自由展现的电视平台，满足了许多青少年心中埋藏已久、急需释放的欲望。这种平民化、个性化的娱乐趋势说明，在今天，关门办文化、自己拍自己播的时代已经过去，这无疑对传统娱乐文化是一种冲击，一个挑战，一次超越。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中央电视台市场研究总监袁方认为，“超女”是中国大众娱乐的开始。它本质上不是一个专业级别比赛，而是一个全民参与的娱乐活动，这有别于强调艺术性及专业性的央视青年电视歌手大奖赛。同时，这个活动并不是靠明星取悦大众，他们打出的是“大众取悦大众”的创意王牌。制作者将传媒的门槛放低，满足了女生们自我表现的愿望。
  现在看来，无论是对于整个电视娱乐界还是湖南卫视而言，“超级女声”无疑是一个具有颠覆传统娱乐节目制作理念的一次尝试。可以说，“超级女声”的成功创办开启了大众娱乐大众的新时代。
  撇开作者字里行间对湖南卫视的颂扬与褒奖，我也愿意得出以下结论：湖南卫视竞赛类真人秀娱乐节目“超级女声”火暴是必然的，这个馅饼部分地砸到旧天娱传媒的头上是偶然的。不是旧天娱传媒捧红了“超级女声”，而是“超级女声”让旧天娱传媒一夜成名。
  如果旧天娱传媒能够摆正这种关系，它便多少会有一种感恩之心，便有可能像八爪鱼捕食猎物一样，牢牢地抓住落到自己头上的天赐良机。
  否则，对于旧天娱传媒来说，天上掉馅饼的事发生一次叫神话，指望它再次发生那叫鬼话和梦话。
  如果我抄书上了瘾，关于“超级女声”前世今生的文章足以让我忙上大半辈子，2005年8月26日落幕的“超级女声”引发的话题是如此之多，用浩如烟海去形容一点也不为过，我随手在“百度”上搜索“超级女声”，出现的辞条竟高达500多万条，事隔三年，喜新厌旧、口味变化得像翻书一样快的人们，还能热情不减当年、关心过去似乎不吐不快的话题吗？
  我实在是有点怀疑。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一定还有不少人像我一样关心那一届的“超级女声”所带来的相关商业利益。
  当下的人们对两件事感兴趣，一是两性关系，一是权力与财富。既然大家都说“超级女声”缔造了商业与财富的神话，那么就一定有人仍然在孜孜不倦地琢磨这件事，因为成功的商业模式是可以被有心人克隆的，又有谁故意跟钱过不去呢？
  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是一个甘愿让商业的幽灵渗透到自己的每一个细胞与毛孔的人，除了我是一个案例分析者，我觉得人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被商业气氛左右的人，另一种是左右商业气氛的人，人生的境界，无非是爱人、利用物，而不是爱物、利用人。而且，“超级女声”早就不是一档纯粹的电视娱乐节目了，也早就不是一档全民狂欢的游戏了，在公共价值观变得越来越世俗化和商品化的今天，我们反而不能放弃建立健康的商业文化的努力。先帮旧天娱传媒简单地算算财务账，然后再看一看，不加控制地过度商业化，或听之任之地让其自生自灭，将会怎样使品牌迅速贬值。已经有人在帮相关利益方算账了。2006年1月13日，董伟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后来被众多媒体广泛转载的文章：
  社科院发布“文化蓝皮书”权威解读“超女”经济，
  “超女”产业链营收获利大盘点——
  湖南卫视一档红遍大江南北的“超级女声”，不但老百姓议论纷纷，就连中国社科院的专家学者们也就此做起了文章。社科院1月11日发布的“文化蓝皮书”追踪了“超女”的整个产业链条，并估算出这个节目各利益方直接总收益约766亿元。按照上、下游产业链间倍乘的经济规律分析，“超女”对社会经济的总贡献至少达几十亿元。
  节目制作商
  在“超级女声”的利益分配中，湖南卫视作为“超级女声”的节目制作与播出平台，无疑是第一赢家。冠名赞助收入、广告、手机短信构成了湖南卫视的三大主要收入来源。
  第一，冠名赞助收入。该项收入采取竞标的方式运作。据相关报道，湖南卫视最初对冠名权的标价仅为300万元，而最终却是以大约2000万元出手。
  第二，广告收入。由于收视率的飙升，“超级女声”的贴片广告费也一路走高。从湖南卫视公布的2005年“超级女声”的广告价格表看，每15秒高达7.5万元，年度总决赛的报价更高达每15秒11.25万元。但据称实际净价仅为15秒广告价格2万元左右，总决赛广告为15秒4.5万元。根据有关数据估计，2005年“超级女声”的广告收入可达到3000万元。去掉广告代理的费用（约40%），湖南卫视至少获利1800万元。
  第三，短信收入。“超级女声”的短信收入主要由两部分构成：短信投票和向观众发送有关超级女声等节目资讯的短信增值服务。据天娱传媒负责人说，湖南卫视大约能从每场比赛的短信收入中分得100万元左右。而总决选期间短信投票量激增，每场总决赛的短信收入至少200万元，7场比赛就是1400万元，加上预赛期间的收入，总计有3000万元左右的收入。
  这些还不算“超女”为湖南卫视带来的巨大的间接收益——电视台品牌与节目品牌的价值提升，冠名赞助费与广告费溢价等。
  节目品牌运营商
  上海天娱传媒有限公司，拥有“超级女声”的品牌所有权，是“超级女声”系列节目的品牌运营商。这家成立于2004年5月的小公司，不参与电视节目的分成，而将“超女”系列品牌及其衍生产品的开发与运作，作为主要盈利模式。2005年9月1日，《超级女声终极PK》唱片在全国正式上架；10月1日，“超女”全国巡演在成都开场，历时近两月，巡演10场，场场火暴；“超级女声”同名电视连续剧也准备投入拍摄；“超女”服装旗舰店也将在国内各大城市同时开张……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按照国外综艺类节目中“广告收入：品牌衍生收入＝40%∶60%”的商业规律保守推算，天娱传媒的品牌衍生市场空间将接近2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