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媒·戒

  那种真诚。
  苏建华不厌其烦、像祥林嫂一样地说着“真诚”两个字，节目啊，选手啊，评委啊，无不透露出那种真诚。
  几乎一夜未眠的苏建华，第二天拿着那张碟早早地去了学校，他要与班上的老师和同学们一起分享。那天正好上西方音乐史课，算是比较合适的教辅材料。他们学校那些个课程的安排是比较松散的，不像理工科那么严谨。苏建华向他的老师和同学们保证，里面选手的表现，一定会让他们刮目相看……
  然后苏建华就很期待，觉得他们一定会有共鸣，一定会有启发。
  他们看的时候鸦雀无声，完全没有苏建华期待中的任何反应。搞得他很失望。他一个一个地追问道：“你觉得怎么样？”他们笑笑、耸耸肩。他知道他们并不像自己那么感动，“超级女声”一点都没有打动他们。
  这个结果超出了我的意料，我似乎只要稍一闭眼，就能看到苏建华多少有点尴尬地杵在那儿。我问他这里面的原因是什么。
  苏建华说，我就觉得，对我来说，我和这个节目，和湖南广电有着巨大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不管我当年是怎么带着怨恨走的，但是我和湖南广电之间的那种感情，真的很难割舍。平时，这种感情只是被扭曲了，被掩盖了，被冷落在一旁了。突然之间，以那种猝不及防的方式展现在了我面前，让我体会到那份感情还在，复杂的、不可磨灭的感情。那毕竟是我的第一份工作，也是我在中国干的唯一的一份工作，而且是在我懵懂的、暗流涌动的青春时期。实际上我是在湖南广电的环境里面成长起来的。没有湖南广电，也就没有我。不管有多大的怨恨，不管在出国的这段时间里多么想忘却那段经历，但是，这份感情真的太有生命力了，太不可磨灭了。我是带着巨大的感情，包括对家乡的感情，对我原来工作单位的感情，对中国文化的感情，来看待这个节目的，所以我完全被打动了。被它饱满的感情、无限的真诚打动了。然后其他所有的缺点，对我来说都视而不见了。稍微冷静以后你仔细一想，对于那些外国人来说，则是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情况。2005年的“超级女声”，按照国际标准来看，从技术层面来看，它的舞美是极烂的、极粗糙的，要档次没档次，要水准没水准；从歌手的表现和演唱上来看，也可以说是毫无水准的；从评委的角度来说，也毫无重量级的评委可言；从包装上说，也是不上档次的、不专业的。总而言之，你可以挑出一万个毛病来，说这个节目不行，这完全是可以的。尤其是那些老外，对这个节目的背景完全不熟悉、完全不了解。所以他们看这个节目，一点感觉都没有，这太正常了，他们不批评你已经是对你很客气了。老师看着看着不耐烦了，说我们还是上课吧。那时还只放了一半，当时我还不死心，我说，等一等等一等，精彩在后面呢。但是，他们已经没有兴趣再往下看了。
  没想到事情还有转折。
  第二天苏建华上另外一门课，还是昨天那个老师，他上两门课，这次上的是音乐经纪。
  在上课之前老师说，你们还记得昨天上课的时候看的那个“超女”吗？这个时候他拿出一张报纸来，在半空中抖得哗哗直响，因为他每天坐公交车上班，公交车上有时会免费赠送当地的报纸，是《温哥华太阳报》。这个报纸的影响力，相当于湖南长沙市的《长沙晚报》和《潇湘晨报》。那张报纸的国际版刊登了李宇春的大幅照片，占了1/4版，标题就是“这是‘超女’”，另外配了1/4版的专题报道。讲这个“超女”在中国如何的火爆，它是哪个公司做的，哪个电视台做的，他在中国的影响力怎么样，对中国的文化和政治的影响是什么，等等。
  这篇东西让那个老师非常激动，他说我现在请你们猜一个问题。你们知道这个节目的最后一集总决赛在中国有多少人在看吗？他说苏你不要答啊，你肯定知道，你不要答，其他每个人给我一个回答。同学们议论纷纷。因为在加拿大有个节目，叫“加拿大偶像”，也是一个娱乐节目，是当地收视率最高的节目。他们拿它作参照，有说五千万的，也有说一个亿的。老师揭晓答案，说是四个亿。然后所有的人就对这个节目重新认识了。对苏建华也重新认识了，说你是从那么大一个公司出来的啊？呵呵呵。那一会儿，苏建华就感觉到自己的地位在改变、在提升。以后就有人说我这里有个乐队，你觉得去你们中国会不会有戏？我们从来没想过四个亿，你说四百万有没有问题？
  苏建华反复强调自己对“超级女声”的感情，觉得这是他远离湖南几年之后，中国电视突然给他的一份感动，让他觉得又点燃了对中国电视的希望。
  谈到“超级女声”对中国整个文化创意产业的启示，苏建华也是滔滔不绝，他说，通常我们都认为中国的事情不好搞，中国的事情是很复杂的，不是你那么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而且多少人在这里蝇营狗苟呀，多少人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呀。但当下的中国，绝对是一个能够产生奇迹的时代和地方，尤其是在中国文化市场，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增强，解决了温饱问题的中国人，将会把大量的时间与金钱投放到文化消费上，中国曾经是世界工厂，在不久的将来，也必将成为世界性的文化产品的制造地和消费地。而现在，当大家都在起跑线上的时候，只要你的观念稍微先进那么一点点，只要你的机制稍微领先那么一点点，只要你的机会稍微好那么一点点，这几个“一点点”加起来的结果可能就会让你获得机会与速度，你占有的市场份额完全可能大得让你无法想象，它的可爱之处就在这里。你看看，让我那些加拿大同学和老师激动起来的，并不是节目本身，而是它的影响力与市场占有率，是它潜在的、极其巨大的商业价值，是它背后庞大的中国市场的潜力。你在欧美那些文化市场已经很成熟的国家，永远不要想这种事，你要付出多几倍的努力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胜出，才能得到一个大体相应的果实。
  这就是在中国干事业的魅力。
第六节 “超级女声”与眼球经济
    我把这本书的写作大纲交给王伟征求意见的时候，这一节的标题叫“‘超级女声’与妓女评选”，遭到了王伟和他的团队众口一辞的反对，他们甚至问我害不害怕遭到超女“粉丝”们的追杀，他们是认真的。
  我知道，从感情上来说，他们无法接受这种比较。
  我很遗憾地告诉他们，这不是我的原创，它来源于颇有争议的另类教授张鸣一本叫《历史的空白处》的书，张鸣没有提到“超级女声”半个字，但我却在一边看这篇文章的时候，一边想到了那些“想唱就唱”的姑娘们。
  我反问他们，如果张教授几年以前就敢这样写，我引用一下的权利总该有吧？他们中马上有人指出，张鸣书里的小标题好像叫《选举与美女经济》，上网一查，果真如此，这就容易接受多了。我狡辩说，这就是张鸣教授未能大红大紫的原因之一。他只敢另类，不敢太出格。当然，我也不想把自己的心血之作弄得像地摊文学，便不再顽固坚持。
  前面引用别人着作的地方已经不少，张鸣教授的文章堪称奇文，当然要拿来与大家一起分享：
  晚清的国门虽然被人打开了，西器、西俗和西学渐次东来，但中国人对于西方现代政治意义上的选举（vote），在很长时间内都不能理解，任凭先进人士怎样启蒙，大家就是不开窍。在所有能识字作文的国人眼里，选举是考试，不是投票，得选与否，一看自己的发挥，二看考官的眼力，跟其他人没有关系。所以，尽管先进人士一个劲地说西方选举政治的好话，而且搞选举的西人一个劲地打我们，但是国人还是在一个劲地操练自家的科举，甚至当西方人打进来的时候，还幻想人家也跟我们一样，开科取士（曾经传八国联军的统帅瓦德西干过这事）。
  不过，近代以来的世界，毕竟是西方的世界，体系、规则、座次都得由人家来定，然后把你拖进来按到某个位置上。被拖的民族，或早或迟，都得接受人家的规矩，包括名词概念。中国人的学习能力和识时务的能力都不差，只因为国家太大，资格太老，架子放不下来，耽误了太多的工夫，好在中国人毕竟聪明，当我们被西方的好学生日本人教训了一顿之后，终于肯放下架子学习了。
  上海是晚清中国新鲜事的集散地，各地的中国人，都跑到这里来见识洋人洋事，吃西餐，坐四轮马车，而住在上海的人，也什么事都敢做，玩回力球，做买办，讲一口洋泾浜英语，甚至投票选举，也敢一试。
  不过，上海人最早的投票不是选政治领导人，而是选美女。19世纪末的上海，是个繁荣娼盛的年代，从街头的流莺，到书寓的校书，莺莺燕燕，成千累万。妓女多，文人也就多。那是个文气未消的时代，即使是青楼，也要讲究一点琴棋书画，诗词歌赋，于是肉竹发，小报出，花酒来。甲午战后，文人学士，家仇国恨，无处排遣，有关醇酒妇人的行动，格外活跃，于是有人发起为妓女评花榜活动。
  花榜模仿科举考试，分色艺两项，给妓女打分，分为一甲、二甲、三甲，只是妓女们用不着动笔，也不需交卷。能进入三鼎甲的美女，自然是行中最红的人，至少有人乐意捧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