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我们的世界

  卡帕多西亚弥漫着凝灰岩的气息——清爽、带有黏土和薄荷的味道，这种气味在地下愈发浓烈。凝灰岩可塑性强，哪里需要灯火，哪里就能挖洞；但它又很坚韧，土耳其曾考虑，如果1990年的海湾战争战火扩大的话，可以把这些地下城市用作防空洞。
  在德林谷幽地下城，马厩的地面上有牲畜饲料箱。下一层是公共厨房，九英尺高的天花板上有一个洞，而陶制的灶头就放置在这个洞下面——通过岩石通道，人们把厨房油烟排放到两公里之外的地方，敌人也就无法判断他们的藏身之处。出于同样的原因，通风道在设计上也是歪斜的。
  巨大的存储空间和数以万计的陶制瓮罐表明，千千万万的人能终日不见阳光地在地下度过好几个月。通过垂直的信息交流通道，他们可以和任何地层的人说话。地下井为他们提供了水源，地下的排水沟能防止水的泛滥。有些水流通过凝灰岩的管道流到地下葡萄酒酿造点和啤酒酿酒点——这里有凝灰岩制成的发酵池和玄武岩做成的砂轮。
  在不同的地层间游走，在低矮、狭窄、迂回的楼梯上攀爬（任何入侵者都得放慢速度、一个个弯腰行进，但若入侵者真的抵达这里，那么他们很容易会被一一杀死）——这会导致幽闭恐怖症。而这些饮料，对于减轻幽闭恐怖症的症状很可能具有重要的作用。楼梯和斜坡每隔十米就有一个楼梯平台，带有石器时代的“柜门”（半吨重、从地面顶到天花板的石车）——这些柜门可以滚动起来，封闭某条通道。夹在两扇柜门之间，入侵者不久之后就会发觉，他们头顶上方的并非通风道，而是往他们身上浇热油的管道。
第八章 残存(5)
  这个地下堡垒的再下面三层是一个有着拱状天花板的房间，凳子都面向一个演讲台——这里是个学校。再下面是好几层的住宅区域。地下的街道时而分岔时而交叉，占地好几个平方公里；住宅区沿着这些街道连成一排，其中包括为有孩子的父母设计的加宽壁橱，甚至还包括娱乐室——里面漆黑的通道转了个圈又回到原点。
  再下一层是德林谷幽的地下八层，两个高顶的大房间在这里交汇起来——这里是教堂。尽管长期的潮湿使这里未能留下壁画或其它什么绘画，但是七世纪从安提克19和巴勒斯坦迁居而来的基督徒可能曾在这个教堂中祈祷，躲避阿拉伯侵略者。
  这层之下是个方方正正的小房间。这曾是个临时的坟地，危险过去之前死者可以暂时存放在这里。随着德林谷幽地下城和其它地下城市被另一个新的文明所占据，这里的居民总会回到地面上，让他们自己人的尸体入土为安——只有在地上，食物才能在阳光和雨水中成长起来。
  地面是他们出生与死亡的地方，但是我们消失之后的某天，他们为寻求保护而建立的地下城市将捍卫人类存在之印痕。它们将是我们曾经在此生活的最后见证。
第九章 永不消逝的聚合物(1)
  英格兰西南的普利茅斯港不再被列入不列颠群岛的景观城市，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它还具备资格。1941年三四月份接连六个晚上，纳粹的狂轰乱炸毁掉了75000幢大楼，这就是历史上的“普利茅斯闪电战”。炸毁的城市中心重建之后，普利茅斯弯弯的鹅卵石小径上变成了纵横交错的现代混凝土道路，中世纪的印痕就此湮没。
  但普利茅斯主要的历史还是它的海岸，普利姆河和泰马河在这里汇合，注入英吉利海峡河大西洋，形成了天然的良港。清教徒前辈移民从这里出发，将他们在美国的登陆点也称为“普利茅斯”。库克船长太平洋上的三次探险都始于这里，弗朗西斯·德雷克的环球航行也是从这里出发的。1831年12月27日，英国的“贝格尔号”在普利茅斯扬帆起航，21岁的查尔斯·达尔文当时就在这艘船上。
  普利茅斯大学海洋生物学家理查德·汤普森经常在普利茅斯的古岸散步。他尤其喜欢冬天去，这时海湾的沙滩上空无一人。汤普森个子较高，穿着牛仔裤、靴子、蓝色的风衣和拉链羊毛衫。汤普森的博士阶段的研究方向是帽贝和滨螺等软体动物喜欢吃的粘稠物质：硅藻、藻青菌、海藻，以及依附在水草上的小型植物。但是，人们知道汤普森并非因为他对海洋生物的研究，而是因为海洋中某种不断增长的物质——但它们从来不具有生命。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还是个本科生，秋天的周末他都在召集大不列颠国家海滩清理工程在利物浦的成员。那时的他并没有意识到，这将成为他毕生的事业。在大学的最后一年，他和170名队友沿着85英里长的海岸线收集出好几吨垃圾。除了那些明显是从船上掉下来的物品，比如说希腊人的提盐器和意大利人的油筒，他能从标签上看出，大多数碎片是从东面的爱尔兰漂过来的。依次下去，瑞典的海岸也堆满了英国漂来的垃圾。任何带有空气、能够浮出水面的物质似乎无一例外地受到风的差遣——在这个纬度范围内，洋流是往东的。
  不过，体积较小、不太引人注意的碎片显然是受到水流的掌控了。每年汇总年度报告的时候，汤普森总是发现，普通的瓶子和汽车轮胎中越来越多的垃圾正在越变越小。于是他和另外一个学生便开始沿着海岸线收集沙子的样本。他们从看起来不太正常的东西中筛选出最小的颗粒来，然后想通过显微镜鉴别出到底是什么物质。这项工作十分棘手：他们的研究对象实在太小，没法确定它们到底来自哪个瓶子、玩具或设备。
  在纽卡斯尔的研究生阶段，他并没有停止每年一度的清理工作。拿到博士学位后，他开始在普利茅斯任教，系里有一台傅立叶转换红外光谱仪——这种设备能让微光束通过某种物质，然后把它的红外线光谱放到已知材料的数据库中进行比照。现在，只要他想知道，他就能知道自己观测是什么物质了。
  “你知道这些是什么吗？”汤普森带着一名游客来到普利姆河的海岸，这里离入海口很近。月出之后几个小时，海潮差不多涨到了两百米高，露出了平整的沙滩，上面散落着些墨角藻和海扇壳。清风拂过潮汐，山坡上发光的排排住宅仿佛微微颤动。汤普森拾起拍打着海岸的浪头留下的碎石，寻找有没有什么能够辨认出的东西：尼龙绳、注射器、没有盖子的食品塑料盒、船上的物资、聚苯乙烯包装的小碎粒，还有颜色各异、种类繁多的瓶盖子。最多的是掏耳棉签五彩缤纷的塑料柄。但还是有些样子相同却形态奇怪的小东西让人们难以识别。他抓起一把沙子，在小树枝和水草纤维中，有好几十个两毫米高的蓝绿色塑料圆柱形物体。
  “它们叫做“纳豆”（塑料颗粒）。它们是生产塑料的原材料。人们把它们软化后可以做成各种各样的东西。”他走到远处，又用手掘出一捧沙。这把沙子里，这种塑料颗粒就更多了：灰蓝色的、绿色的、红色的，还有棕褐色的。他统计过，每把沙子中都含有20％的塑料，这也就是说，每把沙子中至少含有30个塑料颗粒。
第九章 永不消逝的聚合物(2)
  “实际上，现在，你可以在所有的沙滩上看到这种物质。它们显然是有些工厂生产出来的。”
  不过周围根本没有塑料制造厂。这些塑料颗粒涉水而来，在这里沉积下来，风和潮汐的共同作用使它们在这里集合。
  普利茅斯大学汤普森的实验室中，研究生马克·布朗打开一个铝箔包裹的海滩物质样本，它们被包在封好的干净口袋中——这是世界其它地方的同事寄来的。他把这些样本转移到分离漏斗中，加入一种海盐浓缩液，去掉浮在上面的塑料颗粒。他滤出些他能认出的物质——比如说铺天盖地的彩色棉签柄，放到显微镜下进行研究。异样的东西会再用傅立叶转换红外光谱仪检测一番。
  鉴定一个样本需要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检测结果的三分之一是水草之类的自然纤维，另外三分之一是塑料，剩下的三分之一不知道是什么物质——也就是说，他们没法在他们的聚合体数据库中找到匹配；要么是这些颗粒在水中的时间过长，颜色已经剥落；再要么就是它们的体积太小，设备无法检测。我们的设备最小只能够分析二十微米的碎片，这比人的一根头发丝还要稍微细一些。
  “这意味着我们低估了塑料的数量。实际上，我们以前并不知道它们的数量竟如此庞大。”
  他们知道的是，现在的塑料比以前任何时期都多得多。在二十世纪初期，普利茅斯海洋生物学家埃利斯岱尔·哈代开发出一种可以拖在南极探险船后面的装置，它位于水面以下十米，可以采集磷虾的样本。磷虾是一种外形酷似虾、体型和蚂蚁差不多大的无脊椎动物，地球上的许多食物链都从它们开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改进了这个装置，可以采集到更小的浮游生物。它被安上了个叶轮，来翻转一条丝制的带子，就像公共洗手间里的自动纸巾抽取机一样。丝绸从周围流过的水中滤出浮游生物。每一条丝带能够采样500海里。哈代说服英国商船在北大西洋航道中几十年如一日地拖着他的“浮游生物连续记录器”，采集到的数据价值连城，他最终也因对海洋科学的贡献被授予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