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灯者

先生叫我先读谢国桢的《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朱长祚的《玉镜新谭》。说如果再有时间，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是要细读的。黄宗羲是东林子弟，他父亲黄尊素的死让他思考了许多问题，多有真知灼见。和先生分手时，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毛泽东活着的时候，谈明史是很危险的”。待后来读书稍多，才明白为何谈朱元璋和海瑞的吴晗，谈李三才的邓拓，不管如何献媚邀宠，终是死无葬身之地。
  九八二年底，先生搬回朗润园了。这次占据朗润园半壁江山的人搬走了，先生终于收复失土，所以特别高兴。这两三年，先生全力以赴，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下卷。这又是一桩奠基性的工作。以往谈西方伦理学，多是跟着阶级斗争的路子走，常常材料不明却上纲上线，宏论大发，结果是无根游说充斥。先生想抓住机会，提供一些真实材料，让谈西方伦理学的人有所依凭。先生说这也算是正本清源吧。前些年曾从先生处借阅过是编的上卷。那是因为先生教我读莎士比亚时，要我注意莎翁对英国伦理学家的影响，特别是沙甫兹伯利和赫起逊。当时先生就说这部书的下卷已准备多年，不知何时能编出以成完壁。从先生写的编者前言中知道，上编编成之日是一九五四年，正是我出生的那年，而第一版印出时已在十年之后了。编这种名著选是吃力不讨“巧”的工作。虽说有范本在前，但要厘定标准、规依体例、剪裁文章、推定译名、校改讹误，都是细碎繁琐之务。仅以我读过的上卷而言，800多页一大厚册，自古希腊至早期资本主义时代，涉及重要思想家近50人，著作60余种。编者下的是笨功夫，对后学却是功德无量。
  八三年七月酷暑，几天前和先生约好去看他，顺便还几个月前借走的《新旧约全书》。
  那时圣经不好找，先生说读国学要通六经，读西学要读圣经，授我他常用的那册旧和合本，包着白色道林纸皮，已被先生翻阅的起了毛边。我知这是先生常在手边浏览的书，便抓紧时间粗粗读了一遍，想着赶紧还先生。约好下午两点半到先生家。但偏巧头天晚上在黑山沪嘉映那里聚会，与友渔、正琳、苏大哥几人聊得高兴，一夜未睡，沿着京密引水渠散步，在月影星光下“喳”歌儿，从贵州小调一路唱到贝多芬《自然神的赞美》。天亮后仍不愿散，接着聊，一直到中午。那时年轻，“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心中满是激情，眼中全无人物，寂静中偶有一曲飞起，不知是何，已然泪流满面。一个纯思唯美真爱的年代。当时嘉映已决定赴美读书，我挤兑他不能免俗，他只是狡猾地笑着，顾左右而言他。中午和嘉映分手，便去朗润园赴先生的约。
  从黑山沪骑车到北大，不过二十几分钟。到了北大看时间还早，怕打搅先生午休，便在未名湖畔拣个树荫坐下读书等候。谁知一夜兴奋，加上天热蝉噪，竟在湖畔的轻风中睡着了，猛醒过来已是下午三点。天啊，迟到了，起身便往先生家跑。待拐弯离了湖边，却迎面碰上了先生。他老人家正急冲冲下小石桥，向东校门方向走。下午三点，骄阳似火，先生走得急，身上宽大的短袖老头衫几乎被汗水浸透，贴在身上，额头上满是汗珠，从白发间淌落。我上前拦住先生，问他为何当此酷暑。先生见我似大松一口气，说已经三点了，见你仍未来，想前几天有学生与校外孩子冲突，学校发通知，加紧门卫，不得让闲散人员随意入校。所以想你被拦在校外了，便下来看看。我真是羞愧难言，不过是自己睡着迟到，却害先生烈日下奔走。先生已是70多岁的人了，万一中暑，我罪莫大焉。急忙扶先生回家，先生却若无其事的样子，反对我说，来了就好，来了就好。
  陪先生到家，屋里甚凉爽，一架电扇轻轻送着凉风。师娘埋怨先生，对他说不会进不来的，他不听，非要去看看。我忙给师娘赔罪，都是我的不是，下回不敢了。进先生书房，见书桌上整整齐齐摆着一摞复印件，上面有先生手写的几页稿纸。问先生，先生答是《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下卷，已全部完成送商务印书馆了，这是副本。我极为先生高兴，这件工作从五四年上卷编迄，至今已经快三十年了，终成完壁，是学界大幸，亦是后学大幸。先生神情愉悦轻松，说放下这副担子，可以优游岁月了，又说今天我还有“新式武器”给你看。见先生那张老书桌左侧靠墙处新放了一个架子，上面摆着一架双卡磁带录音机，是当时国内颇走红的一个型号“夏普575”，左右声道各有一大一小两个喇叭，放在先生桌上显得挺气派。先生告我这是s tereo，又说旁人告他这是市面上最高级的机器，边说边向我演示只要同时按下record和pla y键，就可以转录磁带，有人在旁边说话也不怕，没有干扰的。一听先生说就知道老人家不明白麦克录音和内置线路录音的区别。在音响器材方面，我自信比先生所知略多，便给先生解释录制磁带的基本方法。先生也不理会，只是得意有了他的“新式武器”可以借磁带来自己复制。
  和先生处久了，便愈觉老人家无论腹笥多么宽广，修养多么丰厚，都会时时“倒空”自己，他永远敞开着，不带任何成见地听取意见，汲取知识。这在先生那里是自然而然，毫无刻意的。在先生意识里，没有“功成名就”这类玩意儿，求知之于先生，如呼吸之于生命。
  先生很早就知道我对古典音乐很用心，说他也极喜欢听，文革前有重要的演出他都会到场，还回忆起曾有一段当局和知识分子的蜜月期，那时有节目，学校会派车送老先生们去听。不过自打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就难再有这种恩泽了。文革之后，古典音乐被划归封资修黑货，都扫地出门了。和先生谈起音乐演奏的各种版本问题，先生大感兴趣。说以往听音乐只关心曲目，没注意过演奏中的不同诠释，要我给他找些范例。“有事，弟子服其劳”，先生的这个要求正是我可以效力的地方。因为那会儿，我正跟着建英兄满北京“跑片子”呢。
  建英有个作曲家朋友，供职于北京农业电影制片厂，该厂音响资料室有“外汇指标”，可以从图书进出口公司购外国音乐资料。可惜资料室的工作人员不熟悉国外音乐资料，对该购何种曲目，哪个演奏版本心中无数。这位朋友就请建英帮忙选购。这对我们不啻于发现一座金矿。建英提出帮忙的条件是买了新唱片，我们先录一道。用他的话说，叫“先开槽”。
  通过这个途径我们转录了许多第一流的演奏。我给先生复制了一些精选的曲目和演奏。有时就把建英复制好了的磁带直接送先生复制。每次拿了磁带去，先生总要立刻复制，又不肯使用快速复制程序，说会破坏音质。所以送两盒90分钟的磁带，就会在先生家盘桓几小时，边听边聊，听先生谈天说地，真是快乐。一次建英告我他手里有一版极好的《福斯塔夫》，是卡拉扬指挥，G obbi和 Schwazkof领衔演出。我知先生喜欢这个戏，便告先生我们的“虏获”，先生说他也要一份。不记得因为什么原因耽搁，我一直没空去北大，先生竟来电话催问，想听这个版本的急切心情像个年轻人。先生似乎已经成了我们发烧友队伍中的一员。建英当时正在北大读研究生，我便请他上学时给先生送带子去。建英去先生家送了带子，还和先生聊了许久，回来告我周先生真有意思，说无标题音乐总听不大亲切，喜欢听歌剧，因为有词，听得明白。我们喜爱先生的天真谦逊。建英说当然不是先生听不懂，是先生自谦啊。
  其实先生爱音乐是有所本的。一次和先生聊起音乐在希腊的地位，先生说苏格拉底都梦想当音乐家呢。先生是在讲《裴多篇》中苏格拉底所说他多次梦见自己应当去从事音乐活动，制作和演奏音乐。甚至当他以为他所从事的哲学就是最伟大的音乐时，又被那些梦所困扰，最后竟认定自己应该去从事通常意义上的音乐。他甚至用竖琴与和声的关系来讨论灵魂不朽的问题。在先生看来，哲学和音乐在其根本处是相通的，一个读哲学的人是不能不听音乐的。
  过了一段时间再去先生那里，见书桌正面也摆上了架子，放满了录制的磁带，大约有两三百盒。除了我和建英为他录制的，他自己也搜集了不少音响资料。先生最感兴趣的仍是歌剧，尤其是以莎翁戏剧为底本的歌剧，逢此必收，版本颇全。威尔弟谱写的《奥赛罗》、《福斯塔夫》、《马克白斯》都有二、三个版本。但直到我把玛丽亚?卡拉斯演唱的《奥赛罗》、《马克白斯》送到先生手上，他才真满足了。当时我甚至对先生说，能唱出莎翁悲剧感的惟卡拉斯一人而已。先生将信将疑。我手里有一版EMI公司出品的卡拉斯演唱威尔弟悲剧唱段全集，建英对此评价极高，我便为先生翻制了一套。先生听后感叹说，卡拉斯就是当代的塔尔玛啊！在莎士比亚的传奇剧中，先生最爱《暴风雨》。在先生的文章《莎士比亚的人格》中，先生极推崇普罗斯彼罗深厚的宽容精神。以为自此，莎翁的人生哲学原理、行为的最高规范便是“直接诉诸于人”。但对贝多芬受此剧影响谱写的d小调钢琴奏鸣曲（op31N°2)却觉听不出门道。先生自己分析说，许是对《暴风雨》一剧读得太熟，心里装了太多的定见，不自觉地在贝多芬的音乐中找，反而迷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