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灯者

这才是六二年毛将先生的文章批给刘少奇看时没明说出的心里话。毛的枕边人江青不小心说了大实话，“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受了气，文化大革命就是要给毛主席出气”。六八年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冲毛撒娇发嗲，说彭真欺负了她，毛立时给娇妻撑腰，说“彭真算什么，我一个小手指头就可以打倒他”。这就是中国最高权力机关的会议，形同黑帮团伙。毛自己倒是说得坦白，“我们就是造反，和当年宋江差不多”。
  我丝毫不想苛责先生对毛的误读。心底光明的人常常对那些内心黑暗纠缠的人缺乏体识。房龙何等聪慧之人，看纳粹在德国的种种恶行，竟以为是“希特勒在搞小孩子的恶作剧”。罗斯福阅人、阅世不可谓不深广，在与斯大林打交道时竟然“直觉他是个高尚的人，可以和他携手共建民主世界”。就在这时，希特勒正在制定灭绝犹太人的计划，斯大林已下令在卡廷森林枪杀了二万余名波兰军官。善恶相较量时，恶总会在当下的争斗中占上风，这真是造化捉弄人。后来我几次向先生讲述我的看法，也举出许多确凿的史实来说明。先生有些同意我的分析，但又说他还有一个角度不可不虑及。毛本起于草莽，素称自己是“土包子”，骨子里是朱元璋一类的帝王，他亦喜欢魏武，外显壮阔雄大，内藏阴柔权诈。最不耐烦道德修养一路酸文假醋。而刘偏偏在七千人大会之后重印《修养》，搞得全国轰轰烈烈学习，让毛心里不舒服。我力争这绝非个人性格喜好问题，而是由一套政治制度所决定的权力斗争方式使然。先生感叹说毛这个人一生待人处事，于公德私德都大有欠缺，对刘的斗争就太残酷，几乎搞到尸骨无存。我说，为保个人无上权位，而一逞狂想，陷亿万生民于水火，如此人物岂是公德私德有欠就可尽括？几十年来，国朝上下道德沦丧实自毛始。先生说“你讲的有些道理”。
  二OO六年，突然接到先生自国内打来的电话，有点吃惊，平日都是我给先生去电话，先生有何急事找我？让先生挂下，我再拨打回去，先生在电话中语气沉重地问我，是否知道天予把国平告上了法庭。这事缘起于国平在《自传》中提到建英的哥哥郭世英文革前因X小组案被整肃的事，其中提到了天予，而天予认为所言不实，一定要讨个公道，便要与国平对簿公堂。先生为此事甚着急，从北京来电就是要我劝两造和解，说事已至此，怕只有你能劝说他们两人息讼。我告先生我完全无能为力。先生却不依，执意要我有所行动，说真打起官司来，必是亲痛仇快。先生说现在重要的是反省批判那个年代，在那时候，谁说过什么，做过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分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事情。先生情绪有些激动地说，同学之间有什么账好算？谁和毛泽东算过账？谁和刘少奇算过账？那场把天予整成反动学生的运动是彭真直接领导的，谁和他算过账？如果不记取教训，对同学们受过的灾难不反省，将来悲剧要重演的。
  我当然同意先生的看法，但比先生更了解此刻的国平和天予。人难免有一“执”，事关自身名誉时，便愈发“执”得厉害。天予、国平当然都是尊敬先生的，但年轻时结下的怨真不容易化解。人很难改变年轻时认定的事实。在先生看来，俩人仍旧都是他所喜爱的学生，老师说话总会起作用。在我看来两人皆囿于自身所执之事，以为原则所在不能退让。先生为此事几次催我有所动作，我想先生太高估了我的能力。我知道先生曾请国平到家中，表示由他亲自作东，请天予、国平吃饭恳谈。先生幻想能把盏尽欢，前嫌冰释。尽管学生们仍敬重他老人家，但要他们尊师嘱行事已不可能，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国平当时表态说只要天予撤诉，他愿作东请客与先生一聚，答谢先生的关心。先生也与天予谈过，天予说只要国平道歉，他也有息讼的意愿。但难就难在“只要”两字上。这是一死结，解执惟一方退让，而这一步实在难退，因为两人都有道理可说。天予是科学家，国平是诗人哲学家，看问题的方法、角度都不同，这样两造又如何调解？先生爱他的学生，以为必须呵护两人，谁也不该受委屈。我爱我的朋友，但知道男人间的事，该杀该打只能由他们去。这点难向先生言明，只好敷衍先生的嘱托。我对先生说，您就自当哥儿俩打架，家长两不相帮。让他们打个头破血流自有停手的时候。先生刚直纯正之人，总也搞不明白我在扯什么淡。最终先生不愿看到的情况还是发生了，问题终在法庭解决。判决国平胜诉之后，我与先生再次通话，先生只是重复说不应该，不应该啊，都是受害者。在先生心中总觉自己是有孩子受了委屈的家长，但先生不知，天下哪有听家长的孩子。
  O六年底，去国十七年后，我终回故土。孤舟一系，当然首先要去看先生。十二月二十六日，飞机落地正是中午，怕打搅先生午睡，便先到正琳家吃饭。与正琳八九年别过再未相见，此刻重逢，今夕何夕？兴奋难以言表。付大姐的牛肉粉真是天下第一。在正琳那里呆到三点钟，便去看先生。与先生自九五年巴黎分手，已逾十年，而告别朗润园十公寓已十七年了。楼前老白杨树仍在，而木叶尽脱，几株干枯的植物在寒风中萧瑟。走进楼道，见玄关更加破旧，似乎这这些年来没人维修过，楼梯已有数处剥落。寒风从楼门破损处吹进，寒意袭人。想昔日同学少年，谁个不宝马香车，华屋美舍，更见先生此处的清冷落寞。敲门，邦洛大姐开门，引我们进屋，先生已坐起等候。原本嘱邦洛不要早早惊动先生，但先生毕竟知道了，中午竟未午睡，一直坐在那里等候。先生的房间仍是老样子，那张老书桌忠实地陪伴先生阅尽岁月沧桑。屋子里多摆了一张躺椅，愈显得局促。记得一位波斯国王曾往潘布罗克小屋拜会曾两任英国首相的约翰?罗素，罗素先生为房子的狭小向国王道歉，国王说：“屋子确实不大，却住着一位大人物”。先生能在这方寸之地亲炙中外先哲，又有何小可言？书房门上挂着先生手泽，为文天祥在元兵狱中所作：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先生在旁注道：为国尽忠，乃义之尽也，为民族尽孝，乃仁之至也。
  南墙原来放置康德全集的小书架搬走了，挂上了先生手书条幅“殷鉴不远，多行不义必自毙”，注明“二OO一年六月四日”。知先生心中仍牵挂着十七年前少年学子的喋血。那些曾经鲜活亮丽的青春之魂始终活跃在先生的记忆里。这悲哀如此深重，在已近百岁的先生身上，几是世纪之哀。与此相比，我更惊异于那些衣马轻肥的学界新贵，他们那样轻浮不屑地对这些模糊的血肉扮着鬼脸，尽管我亲见他们也曾在死者生前的行列中举起过拳头。敬问先生起居，先生频频点头，说好，好，只是老了。先生确实老了，临近九十六的人了，能说不老吗？先生走路要人搀扶，或靠支架扶持行走。但先生的活力和精神又好得让人吃惊，尤其是谈吐问答之敏捷，头脑记事之清楚，几乎是一奇迹。我们也知道有近百岁的老人生命虽在，但灵魂已走。而先生，正如圣?奥古斯丁所言：“只有能拿走我灵魂的人才能带走我的生命”。向先生呈上在香港出版的宾雁纪念文集，先生拿过左右端详，说书印得漂亮。又急忙让我读他前几个月在唐君毅先生纪念会上的发言。先生在这文稿的一句话下面重重画了道红线：“唐先生对人类，爱其生，悲其苦，一生依靠一只手，一支笔表达他的善意”。我想这正是先生夫子自道。先生曾在《论人和人的解放》一书后记中写道：“我佩服古往今来站在人民一边，捍卫人民的权利与人格的有良心的志士们的气节与灵魂。我手中只有半支白粉笔和一支破笔，但还想用它来响应这些古今中外贤哲们的智慧和勇敢”。正想着，突然耳边听不见了先生的声音，原来老人家已经聚精会神地读起了宾雁纪念文集，不再理会我们的闲谈。北国的冬日，天真短，只觉片刻，天竟黑了。打开灯，柔和的灯光洒在先生的白发上，先生捧着那部厚厚的书，凑近眼睛，读着，读着……。我们不再说话，静谧飘来，带我回到七五年的冬日，我初登先生门的日子。就在这个时刻，就在这间小屋。
  三十多年，走近先生身旁，受先生教诲，体会先生的伟大人格，渐渐明白，希腊先哲所区分的“静观的人生”与“活动的人生”在先生身上是浑然一体的。先生用超越的纯思贡献学术，又以入世的关注体察民生。平日慎言笃行，却不忘读书人“处士横议”的本份。邦有道，先生闻鸡起舞，邦无道，先生鹤衣散影。内心守死善道，终不忘循善取义。见先生手录佛陀临终语置于案前，“诸有为法，悉皆无常，精励行道，慎勿放逸”，知先生是勘破红尘后仍素怀持守。想先生这一代读书人运气真差。古来“士可杀而不可辱”，而国朝治士，前是先辱后杀，后是辱而不杀，再后，直教读书人自取其辱，乃至不觉其辱，甚而以辱为荣，反辱同侪，竞相作辱人者的同道。清流尽扫，士林心死，其哀何之？先生知其辱而保其尊，守其弱而砺其志。信大道如砥，虽身不能至而心向往之。
  先生在给我的信中说：“我希望人类终有一股正气来让人类能安静生活下去，可能这也只是希望，但比较合理一点，也许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