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灯者

由此，我们或可明白何以罗尔斯会继《正义论》之后，再作《政治自由主义》。
  该书中收有先生作于一九三八年的文章《中国文化对目前国难之适应》，六十年前的文章，竟似为今天而作。先生说：“仅仅是生命（或生存）与财产，并不能构成神圣的人权。
  其必须以人格为根基，始能使人权成为不可侵犯的东西。须知动物也有生命，有生存，但不能因此作为权利……。仅有经济关系，仅有私产亦不能成为权利，经济，必须是有人格的人为其理想而努力所取得的成果，始有价值的意义，亦因而是不可侵犯的权利。这对那些鼓吹吃饱肚子就是有了人权的国朝上师，不啻一痛击。在外寇入侵，国脉危殆之时，先生力扬中国文化深厚的生命力，因为“中国抗战力量不在中国都市，而实寄存于中国的农民身上。
  ……须知我们几千年来文化之所寄托，都是在于乡民的生命上”。先生深信中华民族之抗敌精神深藏于中华文化之中。“所以我们今天该提起精神来，清楚地认识文化，并不只是指几箱古物，几本破书，几个团团圆圆的所谓学者之流，文化该是这一民族所有为其理想而努力之活动力。……文化，就是从久远的过去所流来的潮水，人沐浴于文化中，就是与一个巨大的生命之流结合，它能洗涤我们的心灵，也能鼓舞我们的心灵”。先生沉痛而激昂地宣示：“我们眼见日本军士的野蛮，他们国内人士之轻浮，以及使得我们最会生活的人民妻离子散，女污男亡，生活艰苦，相对饮泣的种种事实，都是他们予我们的反面鼓励。我们的人民，将会知道这一次战争，不仅是战场上的争战，还带来了文化的危亡，理想价值的毁灭问题。我们受过几千年训练的文化活动，决不会坐看其价值理想受辱甚至灭亡的”。
  六十年前，先生就深信中华文化的生命力是深蕴于那些胼手胝足、辛勤劳作的大众之中，六十年后，先生又提出“人民伦理学”，为那些被权势集团欺压凌辱的细民呼喊：“伦理学就是研究人民平时过道德生活的生活，他们当然既能爱“好”，也能恨“恶”，而道德生活就是靠爱与恨两个经验的积累，构成他们的性格和人格。而我们的民族精神，也要靠这些诚诚恳恳过生活，尽神圣义务的人去维持。……人民伦理学是非常朴素但又非常扎实的东西，也是十分广大十分深远的东西。既不以甘言媚世，也不对权势者奉承。它只是如劳动者的手足，一步一脚印地耕耘”。先生积一生之学，持平实之论，立足典籍而心在田野，从无一时动摇。其理念之一贯，心性之坚实，足为我辈后学楷模。念及而今某些学界“新贵”，不能守观念之贞于片刻，不惜诋毁华夏文人所秉持的“清流”理想，为求“用世”而狼奔豕突于权势之门，更知何谓“万物皆流而金石独止”。
  二OO二年晚秋，竞马回国开独唱音乐会。我一时不能回去，雪带着盈盈回去了，知先生最喜歌剧，便嘱她一定请先生出席音乐会。那时先生已偶尔需轮椅代步，但上下楼仍坚持自己走。竞马在音乐会上献唱了焦尔达诺的《安德烈-舍尼埃》。这位法国大革命中泣血的夜莺唱道：
  “我去近旁的教堂，一位祈祷者伫立在圣母与圣徒的神龛旁。
  他收敛着全部的施予，却全不见颤抖的老人正徒劳地用哀求的双手，乞讨微薄的垂怜。
  我走过劳动者的茅舍，听到他高声诅咒脚下的土地、贵族和他们的骄奢。
  这苦难可使你高贵的心灵感觉歉疚？”
  这正是先生熟悉的主题，也是先生常常垂念的问题。先生从头至尾聚精会神地听完了演唱。音乐会结束后，北陵亲自驾车送先生回家。雪从北京回法，带来了先生的信。先生用大字写了“范竞马伟大”五个字，觉得出来他极高兴听竞马的音乐会。只是信的结尾有些伤感地说，我九十岁了，这或许是我最后一次听音乐会了。
  二OO五年，先生又寄来打印成集的文稿，题字在上面，说是“老残留言”。这些文稿我大多已经拜读过，惟有附在文稿中的一封毛泽东论及先生文章的信令我好奇。毛泽东让刘少奇读先生发表于一九六二年九月九日上海文汇报的文章《希腊伦理思想的来源与发展线索》。毛泽东就先生文章议论到：“所谓伦理学，或道德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部门，是讨论社会各个阶级各不相同的道德标准的，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其基本对象是论善恶（忠奸、好坏）。统治阶级以为善者，被统治阶级必以为恶，反之亦然。就在我们的社会也是如此”。毛泽东的批语作于九月十五日，也就是说，先生文章一见报，毛就注意到了。几天之后，他就想到要让刘少奇读先生的文章。毛这位深谙权诈厚黑之学的枭雄，绝不会平白无故对希腊伦理学感兴趣。若不是有现实用意，这个问题对毛实在是太遥远、太抽象了，什么是其中玄机？
  我给先生打电话讨教。先生说其实他一直不知道毛曾对他的文章有过批示，不久前北大李醒尘先生告他，并给了他一张复印件。这事让他也有点想不明白。只知道当年作文时曾着重谈了梭伦的调和妥协精神。先生还赶紧补充说，我是给文章戴了阶级斗争的大帽子的，那时候在这顶大帽子底下谈几句调和中庸已经很不容易了。再问毛何以会对他的文章感兴趣并要批给刘读。先生说他在文章中谈了两点，第一，梭伦的折衷调和成为后来希腊奴隶主民主派的政治路线；第二，梭伦手拿大盾保护双方，所以他心中的公正内容就是“调整公理与强权，协和共处，人人各得其所”。先生说，六二年初，中共开了七千人大会，毛刘在政治上有冲突，毛想向刘发出调和的信号，大家不要再争斗了，同心协力挽回局面吧。或许毛看到我的文章讲中庸、调和，就让刘也读一下，不要再揪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的事了，讲点中庸和谐吧。我吃惊先生对这事的判断与历史事实相差太远。先生对毛的用意的分析只反映出自己的善良和天真。这真是无奈，宅心仁厚之人对党国权力斗争中，人心之凶残险恶，永远缺乏想象力。
  事实上，在七千人大会前，刘已经准备了一个讲话提要，共有四点：一，要放开讲错误，重病用猛药；二，这几年的错误中央负主要责任；三，批分散主义要讲事实，一个都不能少；四，党内斗争过火，民主不够，庐山会议只反右不反左。这四条表明，刘已认定毛的路线是造成大灾难的原因。刘又在正式会议上讲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名言。毛这个猜忌心极重、整人术到了炉火纯青的人难道不明白刘这个“人祸”所指何人？六二年七月上旬，毛刘在中南海游泳池发生冲突，刘急不择言，竟说出“饿死这么多人，历史上要写上，人相食要上书的”。这是狠批了毛的逆鳞，犯了毛的大忌。偏偏在这次冲突之后，八月一日，人民日报重发刘少奇论道德修养的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九月份又出单行本，共产党员人手一册，发行量竟一时超过《毛选》。共产党高层诸公中，刘是唯一一个写著作涉及道德修养的人。虽说这部书早在红朝得鹿以前就发表了，而且毛早就赞赏过这部书。但在共产党的伦理中，对错的取舍永远系于最高独裁者的好恶需求。九月九日，先生的文章见报了。这真是历史的巧合。
  先生的文章共分四节，一，伦理学来源于社会矛盾；二，为奴隶制所决定的社会生活的特点；三，围绕“中庸”“和谐”为中心的表现形式；四，争论的问题与流派。正像先生所说，他是给希腊伦理学的思想戴了“阶级斗争的大帽子”，但重点放在梭伦的中庸调和思想，这是先生想说的话。依我看，毛恰恰是看中了先生讲道德的阶级分野一题。因为“阶级斗争”正是他那时已经选定的整治刘和党内稍有异见者的致命武器。正因此，毛在给刘的批示中强调伦理学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还特别指出“就在我们的社会也是如此”。毛对先生文章的关注点，恰不在“调和”、“中庸”，而在把伦理学中的某些理论问题用作“现实阶级斗争”，其实就是党内斗争的工具。这种文本误读真是有趣。不过，是先生误读了毛，而毛是绝对不会误读先生的。毛借先生文章中所谈的问题给刘下好了套儿，只等着“收围”呢。
  在毛将先生的文章批给刘少奇读的八天之后，毛就忍不住向熊向晖大发牢骚说“以前两个主席都姓毛，现在一个姓毛，一个姓刘，过一段时间两个主席都姓刘”。六七年文革已起，刘已成毛的瓮中之鳖后，毛对巴卢库讲了实话，说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之后，我们就发现资产阶级已经在党内占据高位，要推翻我们了。其实在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已经明确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并且点明，“这种斗争要反映到党内来”。这明明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刘却不明就里，在会上拼命迎合毛的阶级斗争路线，真是都叫人卖了，还帮着数钱。六七年，王力、关锋写了《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一文。毛亲笔在文中加了一大段话。疾言厉色地说：“千万不要上《修养》那本书的当。《修养》这本书是欺人之谈，脱离现实阶级斗争，脱离革命，脱离政治斗争，闭口不谈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闭口不谈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宣传唯心的修养论，对这本书必须彻底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