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灯者

  怎样才能获得重新言说的权利？在宾雁看来就是让语言重新面对苦难，重新面对中国人的真实生存。宾雁谈到他对天予的采访时说：“我重新获得政治权利后采访的第一个人竟是这样一个受难比我更深更久的人，带有一点象征意义：今后我注定将是这一类人的代言人。”这是一种出自本能的使命感。因为在语言暴力之下，作一个揭示苦难的言说者，意味着将踏上一条布满荆棘的道路。七九年暑期后，我去社科院研究生院读书，宾雁开始奔波在白山黑水之间。我在日记中曾记过这样一笔：“宾雁来电话，说明日赴沈阳，眼前似见他颠沛于途，身后落叶缤纷。”这次通话，我们谈了很久。离开哲学所，他有些遗憾，反复说他对理论问题很有兴趣，有许多问题想研究，还有那么多的书要读，叮嘱我要定期把《哲学动态》寄给他，因为他想了解理论界的动态。最后互道珍重，我半开玩笑地说：别人当记者不过是个职业，你当记者却要上刀山入火海。宾雁沉默片刻，说“我这是自找”。
  八一年底，现代西方外国哲学学会在西安召开年会，我作为会务人员赴会。正是在这次会议上，社科院哲学所和北大外哲所的两拨青年学人相逢了。苏国勋是高我一级的学长，我叫他苏大哥。友渔是我同门师哥，做事象他的专业“分析哲学”，一板一眼。北凌是哲学所科研处的领导，虽不是学问中人，但心性相投，也和我们混在一起。嘉映和正琳是北大外哲所的人，两人风格迥异。嘉映的辩论风格是雌伏的，从厚厚的眼镜后面紧盯着你，突然发问，穷追不舍；而正琳则是雄扬的，分析问题天马行空，角度独到，令人拍案。我是见才心喜，更何况八十年代初，正是“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的时代，碰到心灵相通，学养相俦的友朋，真是喜不自禁。白天大会听我们上辈学人说些不着边际的废话，会后在宿舍里竟夜长谈。文章砥砺，机锋相搏，思辩互见，妙语迭出，每有精思迸溅，恨不能呼人唤酒，浮一大白。后来据嘉映回忆，和正琳两人十天睡觉时间总共不到二十小时。会议结束后，我们一同乘车返回北京，又是一路的长谈。除了哲学之外，话题更广涉历史、文学、政治各个人文学科。入夜，旅客们熟睡，唯有我们这个卧铺车厢中轻声细语不断。车厢外、旷野中孤灯摇曳，昏暗的车厢内苏大哥、嘉映、正琳手中几点黄亮的烟头，那明暗极象荷兰画派常用的色调，映在我心中，二十多年不褪。
  分手后，接到嘉映的信，说这几个人不是轻易就有的，散了可惜，应当有个聚会的机会。于是商定，每月初在嘉映的黑山沪住处开一次讨论会。选定主题，推人做中心发言，围绕主题展开讨论。这就开始了持续几年的黑山沪聚会。最早，参加者有嘉映、嘉曜、正琳、胡平、友渔，苏大哥和我，阿坚也常到会，后来甘阳、庆节、国平也来参加。由于每次讨论的主题结合主讲者自己的研究专题，而且讨论相当深入，嘉映觉得这样说过就丢了太可惜，我就提议每次主讲人都把主题发言整理成文，由我在《国内哲学动态》上发表。于是就有了嘉映的论海德格尔，正琳的谈新黑格尔主义，友渔谈分析哲学，和我对马尔库塞的讨论……。
  宾雁是个爱朋友的人，也很愿意结交新人。在他繁忙的记者工作之余，偶有闲暇和我“通个消息”，我自然满怀欢喜地向他介绍了新结识的朋友。宾雁很有兴趣地听我的介绍，说什么时候能安排个时间大家见一见。但由于他超乎想象的忙，这一面要等到几年之后了。我对他说没时间见面也没关系，在我寄给他的《国内哲学动态》上能看到我们讨论的成果。当时我也不过是告诉宾雁这个信息，想他忙，和各地的贪官污吏正斗得紧，不会有时间关注这些太抽象枯燥的东西。谁知，他竟打电话给我，说读了嘉映的谈海德格尔的文章，对里面谈的内容挺有兴趣。电话中我们还对“此在”、“语言是存在的家”等等提法讨论了一番。我说嘉映文章写得很精到，他说会再仔细看看。以他那时的工作节奏，真不知他哪儿来的时间，关注这些抽象的问题。
  更有意思的是，他不仅关注这些抽象的问题，还关心当年采访对象的具体问题。因宾雁的努力，天予到了北京，后来和林春相识相爱。这本是个人私事，偏偏关心林春这个“好孩子”的叔叔阿姨太多，反对他们恋爱的人不在少数。结果有些好心人找到宾雁，想让他出面干涉。大概他那里听到的消息都对天予不利，好像天予和林春谈恋爱有点大逆不道。因为天予到北京后曾经住在我家，宾雁就打电话找我，口气很急，听我讲完事情的原委，他松了口气，说“如果人家是自由恋爱，外人还是不要管。都是大人了，而且天予受过那么多苦。”当时我觉得有点奇怪，天予林春谈恋爱这件事，和天予受过多少苦本没有什么关系。
  可在宾雁那里，凡是受过苦难的人似乎都有了特权。只有一个例外，就是他自己。
  八十年代，是宾雁记者生涯中最富有戏剧性的年代。他踏遍中华大地，见证与言说着无权者的苦难。他自己的命运也是跌宕起伏，无时不在风口浪尖上。他几乎以一人之力，面对强权，担起为那些无权者言说苦难的使命。像卡斯特里奥面对加尔文，索尔仁尼琴面对苏联共产党。前者被卡斯特里奥自嘲为“苍蝇撼大象”，后者被索尔仁尼琴称作“牛犊顶橡树”。宾雁也自承了“笨人刘老大”的名号。确实，宾雁是朴拙的。他厚重、深广，像他家乡的土地。土地从不会取巧迎合，屈膝谄媚，有时它会被浊流淹没，但当浊流退去，依然剩它，倔强地承载包涵，生发养育。我们深知党文化总带着蛮横、伪善、虚饰的特征，它和宾雁这种土地般的性格水火不容。党文化要在那些化脓的创口上蒙上绘了玫瑰的纱布，而宾雁却要撕下这纱布，挤出脓血，剜去腐肉。结果他总躲不开那些政治文化暴行。正如茨威格谈到卡斯特里奥对抗加尔文时所说：“我们多次看到这样一个人，他除了道德上的正直之外，什么权力也没有，却同一个严密的组织孤军作战，那是几乎没有成功希望的。一种教条一旦控制了国家机关，国家就会成为镇压的工具，并迅速建立恐怖统治。任何言论，只要是向无限权力挑战，都必须予以镇压，还要扼住那持异议的言者和作者的脖子。”（《异端的权力》）好久没有宾雁的消息了。八二年的春节到了，我心里惦记，想去看看他。于是电话都没打，就直奔他家。宾雁住三楼，我刚上楼，就见楼梯上站着几个人，个个风尘仆仆。心里奇怪，大过年的，他们站在这儿干什么？敲敲门，是朱洪开门，她身后门厅里还站着两个人。
  我以为是家里的客人，她说都是找宾雁有事的，并告诉我宾雁生病了，发着烧。我侧身绕过门厅中的两个人，进了他那间客厅兼书房的大屋。见宾雁斜倚在沙发上，身上披了件大衣，手里拿着笔记本，正在纪录，对面小沙发上有一位妇女给他讲着什么。我才明白他的家已经成了上访接待站。大概是因为生病，宾雁脸色苍白，很疲倦的样子。朝我轻轻点点头，继续全神贯注听那位妇女含着泪诉冤情。我站在那里倒显得碍事，便拜个年就告辞了。朱洪送我到门口，我们相视一笑，她也是一脸无奈。去宾雁家连口水都没喝就走人，这是唯一的一次。后来知道，这样的日子在宾雁家是司空见惯。
  宾雁喜欢好电影，他收藏了许多国外名片，我有时会在他那里借电影录像带看。宾雁从三里屯搬到金台路人民日报宿舍后，房子略大了一些，客厅里能放下一组柜子，其中一个柜子里放满了录像带。他向我推荐过几部好电影，其中有《猎鹿人》和《夜间看门人》。有一天我去取录像带，那时他刚从西德访问回来不久。访德期间，他给自己出了个题目，看德国人如何反思和清算纳粹罪行。他当时希望这篇文章能使读者联想到中国，联想到中共建政以来给中国带来的种种灾难，然后问一声，你们反省了吗？他给文章起的题目是《他们不肯忘记》，下面的潜台词就是：我们忘记了吗？宾雁很兴奋地给我讲他在德国访问期间的感受，特别提到德国社会民主党总理勃兰特在被纳粹屠杀的犹太人墓前下跪的一幕。他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实行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给德国带来很大变化。它推动了德国社会向自由民主方向发展，并且注重社会公平正义，保护工人利益。他说，看了德国的社会主义，就知道苏联、中国的社会主义根本就是假的。他断定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在西欧社会党执政的国家中已经实现了。
  我们还谈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社会主义纲领和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路线的联系。其实宾雁从来都对“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格外敏感。他当年在哲学所编《南斯拉夫哲学论文集》就收入了好几篇很有份量的论述社会主义的文章，其中弗兰尼茨基的文章《社会主义和危机》
  同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家们的论述多有相通之处。我知道在宾雁心目中，有一种理想社会模式。正象他自己写到的：“我为什么没有选择国民党而投靠了共产党呢？……原因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对于青年人所具有的魅力。中国的苦难实在是太深重了，中国人对于改变自己的奴隶地位的愿望实在是太强烈了，因而越是主张激烈、彻底变革的思想越是富于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