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灯者

但眼见共产集团国家的社会主义进程，同马克思给出的社会主义理想背道而驰，他开始困惑，希望找出症结何在。
  为此我们回顾了百多年的社会主义思想史。伯恩施坦对马克思的修正当然是绕不过去的。他指出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暴力革命的设想是错误的，认为社会进步应当通过民主改良的方式来实现。其实，他的某些观点恩格斯在晚年也同意了。这就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津津乐道的恩格斯的名言：“资产阶级的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信奉民主社会主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伯恩施坦的继承人，但是比他走得更远，因为现代社会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已不同于那个时代。伯恩施坦在哲学上信奉马堡学派的新康德主义，把人看作目的而不是手段。勃兰特时代的社会民主党理论家则吸收了卡尔.波普批判理性主义的思想。受波普“开放社会”的影响，他们提出“开放的民主社会主义”，并从马克思的遗产中继承了有关个人和人类自由的人道主义遗产，把它当做自己的理论基础。勃兰特宣布：“自由精神是我们党的原始基础”。德国社会民主党一九五九年哥德斯堡纲领中也指明：“社会党人主张这样一个社会：
  每一个人都能自由地成长发展，都能以主人翁态度投身于人类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民主社会主义者认同民主政治，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强调公平原则，关注个人道德，开放地择取人类精神文化成果，与不同观点的思想流派对话，批判苏式社会主义，显示出它的生命力。
  与此相反，列宁在同第二国际的斗争中，分离出另一条在不发达国家中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即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这个名称表明，它把组成社会生活的要素之一——活生生的个人，简化为可以用自然科学方法处理的客体。他们相信，在社会生活中同在自然科学中一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个真理就掌握在最高领袖手中。社会生活中的个体可以简化为具有互换性的标准件。因此他们可以数字化地处理人命，按比例地迫害大众。选择了这条道路的政党必然信奉暴力革命、一党专制、领袖独裁、思想禁锢、舆论控制、党内清洗、警察滥权，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视万民如刍狗。它实质上是反社会主义的，霍尔瓦特将之称为“国家主义”。如果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可以通过组织工会、发动罢工来捍卫自己的权利，那么在这种国家主义之下，工人则只能听任统治者宰割。这种制度在斯大林手中登峰造极，传至中国，贻害至今。
  宾雁在他的自传中说：“这是没有民主与自由的社会主义，大权独揽，不受监督的党的领导，没有人民参与，对人民不承担责任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毛泽东式的‘马列主义’”。
  宾雁将其称为“四个不改”。他特别赞赏罗莎.卢森堡对列宁的批评：“列宁所主张的极端集中制，本质上不可能产生积极的创造性精神，而只能孕育打更人式的毫无独创性的思想。”他把这句话抄在一张卡片上。在自传中，宾雁还写道：“他们是企图消灭人们头脑中的理性，同时又把个人的自我意识、表达和发展自我以及改变世界的欲望窒息在萌芽状态中。要创造一种全无独立的思维，又无发展自我欲望的，最易统治与驾驭的动物。”我想他的心与罗莎.卢森堡是相通的。
  宾雁赞同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但他对苏联、中国的现存社会主义持严厉批评的态度。他认为，人们忽略了这种社会主义和希特勒、墨索里尼的社会主义的血缘关系。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社会主义、苏联的“发达社会主义”和中国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它们的政治结构、统治方式，是一致的，可以统称为极权社会主义。汉娜.阿伦特正是把希特勒的德国和斯大林的苏联当作分析极权社会的样板。苏联的克格勃、希特勒的盖世太保、墨索里尼的褐衫党，都是用来制造社会恐怖的工具。当恐惧笼罩着社会，并渗入每个人的内心时，专制暴政便高歌猛进。宾雁感慨，德国人在总结历史教训时，往往会反省到全民族的软弱，每个人都有悔罪感。他提到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纳粹时期是受到残酷迫害的，但勃兰特却不以此开脱自己的党。他在纳粹受害者墓前毅然下跪，代表的是整个德意志民族的忏悔和认罪。宾雁问我，在中共手下屈死的人命何止千万，有谁曾向老百姓下跪悔罪？我说，他们不会下跪，只会让冤魂下跪来感谢虐杀之恩。宾雁长叹一声，默然无语。
  一九八六年，政治气氛略有宽松。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因赵紫阳的干预无疾而终。甘阳从北大毕业分配到社科院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我们从朋友又变成了同事。那时甘阳已经着手筹划《中国：文化与世界》丛书。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他当时的设想是要把西方世界有重要意义的现代学术文化成果大规模迻译到中国来。在我们看来，中国对现代西方学术文化的了解尚肤浅，许多问题的讨论都是无根的游说。我很赞成这种学术建设的基础工作，特别是想到能有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做些扫荡意识形态，重建真正的学术文化精神的工作，心里很高兴。甘阳联系了一批北大、社科院的青年学者，组成了《文化：中国与世界》
  丛书编辑委员会。后来他希望编委会的成员涵盖面更宽一些，我就帮他联络了我的几个老朋友，邀刚从美国回来的银河和正在美国的天予、林春加盟编委会。银河和天予同意了，林春却因为某些考虑而婉拒，让我有些遗憾。
  当时三联书店负责人沈昌文先生和董秀玉女士对编委会的工作帮助很大。沈先生开玩笑说自己是文化商人，但是他确实慧眼独到，看到了由青年学者自组编委会编辑大型丛书的生命力。我记得编委会的代表甘阳、国勋、依依、王炜和我，曾在在三联书店与沈先生董秀玉女士见面，谈合作的事。沈公明确表示，丛书的大政方针完全由编委会自己决定，三联书店只提供出版发行服务。在中国当时的出版体制下，沈先生的这种做法开了先河。八六年气氛宽松，宾雁很高兴，我们见面打电话的机会略多了一些，他一如既往地乐观。我向他谈起甘阳的设想和编委会的工作。他觉得一代新人已经开始成气候了，特别是有了组织形式。我曾把甘阳计划出的书单寄给他，他希望我给他几本已经出了的书。我和甘阳商量，甘阳说“统统给，凡是出了的书都给老刘一份”。我记得大约寄了十几种书给他。
  八六年十一月下旬，父亲二次突发脑溢血，抢救无效，安然去世。我给宾雁打电话想告诉他这个消息，正巧他不在北京。但当晚他就从外地来了电话，除了劝我节哀之外，特地嘱我代他和朱洪给父亲送一个花圈，以表达他的哀悼。追悼会那天，宾雁送的花圈摆在中间，“刘宾雁、朱洪敬挽”的署名清晰醒目。
  送走父亲以后，北京的政治空气紧张起来。八七年元旦，北大等高校学生到天安门广场试图集会，被警察逮捕了若干人。当夜，北大学生冒雪从中关村走到天安门广场，在那里静坐到天亮，迫使当局释放了被捕的学生。一位北大的朋友当天到了我家。他一直在学生队伍中，情绪激动地给我讲了经过。一月八日，在中共高层工作的一位朋友打电话来，说中央书记处已经决定开除宾雁的党籍。我听后悲愤难抑。对我来说，宾雁在不在共产党里并不重要，而是这种公然的政治迫害令人愤怒。我急给宾雁打电话，家里没人。夜里辗转难眠，披衣起来，给宾雁写了一封信，随信还寄给他一部国平写的《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祈盼着查拉如斯特拉的精神能帮他在这大逼迫来临之际挺住，不要受太大的伤害。多年来我从没问过宾雁是否收到我的信和国平的书，他也从未向我提起。但在读他的自传时，发现他把这封信全文收录在书中，并写道：“我流泪了，谢谢你，我的朋友，你已经为我分担了痛苦。当许多人和我在一起时，幸福便会把我的痛苦淹没。”我突然明白，男人之间只交换思想和匕首，不交换同情和关爱。
  一月下旬，电视和电台都播发了开除宾雁党籍的消息。我知道他回北京了，决定去看他。严冬时分，街上行人稀落，上午十时左右，我赶到金台路人民日报宿舍。院门前异常安静，惟在墙外停着两辆212吉普车。我敲开门，只有宾雁一人在家。他很平静，说昨天来了很多人。又问我，楼下有人吗？我点点头。他走到里间，从临街的窗口往外看了看，随手把录音机的音量开大。坐下就开始闲聊，他向我历数昨天来家里的人都是谁。我开始劝他，反正记者这个行当是干不成了，不如干脆回哲学所。他倒挺感兴趣，问了问哲学所的情况，但说以现在这个身份，哲学所大概不敢再要他回去。又说反正今后有时间了，正好把这些年积攒下来的书读一读，写写那些考虑了很久的问题。我许诺说今后会送许多书给他。坐了大约不到一小时，竟然一句都没提开除党籍这回事。有几次，谈话突然中断，两人相视无语。我能感到他平静外表下掩藏着的心底波澜。他几次催我走，我终于起身道别。出门正要下楼，宾雁突然从后面扳住我的肩膀，说“这一别不知何时能见”，我回头，见他泪水涌出，顺着面颊的皱纹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