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灯者

我想，这就是唐克上路时，未曾明了的意义。
  唐克自南昌一路南下，在去广州的火车上遇见了阿柳，一位文静、秀美、单纯的姑娘。
  他一到广州，就爱上了这座城市。他来信说和北京相比，广州太自由，太有意思了，说天高皇帝远，总有草民喘气的地方。还抄了黄花岗烈士陵园里的一些墓碑铭文给我。他在广州呆了好几天，寻访到几位琴友，和人家练琴对歌，受到热情款待。据说他带去的几支歌“关震”，广州琴友盼他携琴南下。因此，唐克有南下之意。加上和阿柳相处的热络，更使他打算辞北远行。
  不记得他又转了什么地方，但收到他的最后一信是寄自云南昆明滇池。这已是他离京数月之后了。这封信用红线竖格信纸，极工整漂亮地全文抄录了大观楼“天下第一长联”。信中大抒登临感怀。那时他凭栏临风，望八百里滇池浩淼，叹岁月空逝，立志奋起直追。信写的激昂慷慨，与往昔唐克的消颓大相径庭。再读他抄给我的长联，却更喜：“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
  真惭愧，唐克当时走过的地方，大半我至今没有去过。有关知识皆来自唐克在路上寄给我的那些信。这些信极有价值，可惜三十年过去，都散失了。八二年，中国现代西方哲学讨论会在庐山举行，我奉命打前站，去武汉办往九江的船票。随后顺江而下，一路默念唐克曾写给我的大江形胜，竟如昨日。过小孤山时，天刚破晓，大雾迷江。一山兀立，江水拍舷，思念的歌声自心底悠然而起。那时唐克已移居广州，我与他久不通消息了。
  唐克回京时，我已回山中。待半月后相见，他憔悴又忧虑，全不见旅途中来信时的亢奋。原来这次闪的时间长了，工厂要处分他，严厉至开除。如何收场，我已经记不得，但不久唐克就坚定地告诉我，他要南下。“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唐克要走，对我是件大事。几年来，他是我最亲近的朋友，我的启蒙者。他的怪论激起我读书的冲动，他的琴声带给我多少快乐。但这次，他真要走了。我曾找出许多理由挽留他，但他一句话让我无言：“北京是你们呆的地方，不是我呆的地方”。交往这几年，唐克常讥讽我的出身。他把和萍萍恋爱的失败归结为门第之过，总爱说：“你们是贵族，想要什么有什么”。开玩笑！中国哪里有什么贵族？因为贵族并不仅意味着你站在国家阶梯的第几级上，它更是文化，是教养，是责任，是荣誉，是骑士精神的延续。如果魏玛大公奥古斯特不尊崇歌德、席勒，如果克腾侯爵利奥波德不崇仰巴赫，那他们不过是头脑冬烘的土领主，而国朝之肉食者大半头脑空洞、人格猥琐、行为下作，何来高贵的血脉绵延子嗣？我看那些官宦子弟，大半粪土。而唐克倒有些贵族气。我这样告诉他，他觉得我说反话。
  唐克要动身了，几个朋友在大四条唐克老宅为他饯行。似乎天亦伤别，那天阴沉沉的。
  入夜，雨渐渐落了，滴在院中大槐树上，簌簌作响。我们喝了不少酒，在座的朋友有吉他高手。呜咽的琴声和着细雨淅沥，别愁离绪伴着未来憧憬。唐克那天看起来很平静，似乎不为离开北京伤感。广州有阿柳，有新朋友，也许有未来。那时的许多青年人，是“有向往，无未来”的。唐克终于拿起了琴，想到今后恐怕很难再听见这把老吉他的声音了，我有点伤心。唐克抚琴作歌，唱的《魂断蓝桥》。此曲用英格兰民歌《友谊地久天长》的曲调，但歌词全变：
  “恨今朝相逢已太迟，今朝又别离。
  流水幽吟，落花如雨，无限惜别意。
  白石为凭，明月为证，我心已早相许。
  今若天涯，愿长相忆，爱心永不移”。
  不知出自何人手笔，颇有柳七遗风，歌之怆然。歌毕，唐克放下琴，沉默不语。这是我听他在北京唱的最后一支歌。
  唐克走后，先时常有书信来，地址是广州市粉末冶金厂，那是阿柳工作的地方。渐渐信淡了，竟至全无消息。后来听人说他曾两次奋勇游向香港，但均未成功，被捕获后送农场劳动，吃尽苦头。我曾旁敲侧击问过他是否如此，他顾左右而言它。其实我佩服他的勇敢，他爱死了那种“另类生活”，不仅想而且干，以自己青春血肉之躯去搏取。我担心的倒是他一旦真得到了，会心满意足吗？我以为不会。他的命星高悬在那里。
  七七八年底，所里派科研处刘树勋处长带我到几个省的社科院调查外地理论界的思想动态。知道行程后，我试着往广州粉末冶金厂阿柳处给唐克写了封信，告他我将赴广州，希望能和他见面。但直到动身，也没他的回音。到广州后，省社科院的人安排我们住广州白云宾馆，我又给唐克发一封信，告他我的住处。本已不抱能找到他的希望，没想到，第二天早晨正在餐厅吃早茶，唐克大摇大摆地来了。
  久不相见，我是欣喜异常。唐克却仍是一脸的满不在乎。白云宾馆餐厅后面有一室内花园，奇花异草，怪石流泉，相当漂亮。唐克进去转了一圈，出来似有不平，说：“你小子真会挑地方，要不是找你，这地方我连进也进不来”。七八年时，白云宾馆是广州高档宾馆之一。唐克大概嫌我这个当年一块混的小哥儿们有点堕落。刘先生事前听我讲过唐克的故事，忙从旁圆场道：“工作需要，工作需要”。那时我正读马尔库塞，这次出差手边带了一本他的原著《单维的人》，正巧放在餐桌上。唐克拿起来翻了翻，又是一脸不屑的样子：“嗬，都读洋文书了，中文学会了吗”？我知道他也就是在外人面前“乍刺儿”，便一脸憨笑，随他挤兑。待坐下说起我们在广州的日程，才知唐克早有一个详细的安排，要带我去不少地方，还要见他广州的朋友，似乎要给我展示他在广州的生活。树勋先生大人大量，说你和唐克玩去吧，和社科院谈话的事我一人去就行了。后来广州的公事几乎都由刘先生一人包了。
  谈话间广东省社科院来人接我们，见面就说，李一哲放出来了，现住省委招待所东湖宾馆。
  我一听就来劲，想去找他们，但树勋先生碍于公务身份不便前往，便商定由唐克陪我以个人身份去会李一哲。
  文革中的李一哲也曾名动京城。他们的大字报在北京广为流传，以其思想开放、言辞犀利、辩才无碍而受人喜爱。第二天下午，和唐克约好见面，他带我去了东湖宾馆。天阴沉沉的，在宾馆门口和站岗的士兵稍费了些口舌，等我拿出盖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红印的介绍信，才放我们进去。李正天、王希哲、陈一扬(李一哲就是三人名字中各取一字拼成)三人住在一座二层的灰色楼房里，楼道很暗。他们的房间约二十平米，摆着四张双层床，靠窗一张二屉桌。说是招待所，比起号子里也好不到哪儿去。屋子很暗，我们敲门进去，三人显出吃惊的样子。待我自报家门，屋里才有了活气儿。李正天身材不高，头大，脖子短，毛发稀疏，前额宽阔，大眼镜后面一双慧眼，外表有点像列宁。说话声低，吐字很慢，谈话间会偶尔站起来走几步，旋即又坐下。是个沉静的思想家。陈一扬自始至终在上铺没下来，大半时间躺着。人极消瘦，暗黑色的脸，整个一广东农民。他在监狱里受尽折磨，身子搞垮了，偶尔插话也是气微声低。王希哲是三人中唯一显得生气勃勃的人，不停地动，时而坐下，时而站起，讲话中气充沛，慷慨激昂，挥手顿足。他脸上棱角分明，高鼻、阔嘴，秀眉丽眼，模样相当俊秀，惟下颔尖削，透出几分尖刻与激烈，像托洛斯基。
  我们谈了两个多小时，话题大得吓人，不离世界大势、中国前途、高层斗争。王希哲已经开始思考批判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顺带着对毛的继续革命论大加鞭笞，思想极激烈。李正天不大谈理论，只谈广东省委主要领导人对他们的关照。当时主持广东军政的是习仲勋。唐克静坐一旁听李一哲们高论。等我们告辞离去，问他的观感，他似对三人评价不高。以后他和李正天交往过一段，终因性格不合而分手。
  第二天一早，唐克就来宾馆接我去白云山一游。天亦晴亦雨，白云山遍山滴翠，繁花满地，异香扑鼻。我们沿山路缓行，身边白云氤氲，修竹新松，错落掩映，风起处隐隐有涛声。过碧池，四围云杉笔立，池边雕栏玉砌，池中有金红色的鲤鱼数尾，游荡碧水中。唐克兴高采烈，一面指点我观赏，一面提醒着北京现时的萧瑟，显示他决定南迁的正确。我无语，见他得意，自是为他高兴。一路行来竟不遇人，惟唐克喧语回响空谷。
  傍晚，唐克引我至阿棠家，阿棠是他新结识的琴友。瘦高个，文静腼腆，但一手吉他弹得出神入化。唐克得意地说，他早晚带阿棠去北京，让北京玩琴的人见识见识。我们和阿棠坐在窄小的天井中，听阿棠弹唱。所唱多用粤语，我如听天书，但曲调一路的缠绵悱恻。唐克介绍说是邓丽君的歌。我笑唐克入乡随俗，从甲壳虫到邓丽君，照单全收。这是我第一次知道世上有歌星如邓小姐。阿棠所唱歌中有一支给我印象颇深，问唐克，告是《月亮代表我的心》。告别阿棠，上公交车返回白云宾馆，一阵急雨袭来。唐克说广州天气就如此，一日数晴数雨。公交车上乘客寥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