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灯者

急雨扑打车窗，水雾迷蒙中见街灯明灭。唐克与我坐在车的最后一排，他一时半刻竟已将《月亮代表我的心》连词带谱写在一张纸上，又哼唱几遍，将歌片递给我，说明天唱几遍就会了，港台歌好学。难得我从北到南一千多公里，再受教于唐克，学会一支新潮歌曲。
  离穗前我执意要去看阿柳，结果仅在粉末冶金厂门口匆匆一见。她的开朗、大方、娴慧的性格让我喜欢。她拿我当自家兄弟，说现在住处太局促，不好请我去，将来总有机会，接我当贵客。我心存感念，只盼唐克收心，与阿柳花好月圆。与唐克握手道别，唐克信心满满，说，一定会回北京，我们北京见。谁想到此一别竟二十五年，再见是在巴黎。
  八流寓海外多年，时常想起唐克。渐渐离大陆远了，对那边的事也多疏离，惟存一点对老友的念想。后多方打听到他的电话，记在本子上却始终未和他联系。九七年新年，我试着拨通了电话，居然是唐克接的。匆匆几句问候，给他留了我的地址。不久收到他的信，仍像以往，厚厚一叠，内有他拍的照片。除了一帧为女儿唐棣所摄人物像以外，都是他拍的广告。
  一个盘子，几只苹果，摆成塞尚静物画的样子。这些广告照，我估计卖不出去。他的信仍然写得有趣，信中说他这么多年唯一不变的是对艺术的热爱。我有点感动。看看他拍的那些并不成功的广告，再想想三十多年前他钻在自己的小暗室里精心冲洗的风景照。在摄影技术上，没显出多少进步，在艺术表现力上，也无法比。
  我给他回了信，信中难免有点怀旧的感伤，大约提起他当年远游，一路给我写信的事，也提到了大观楼天下第一长联。再接他的回信，里面又有他的手迹，重抄大观楼长联。字仍那样漂亮，但笔锋中已有岁月的苍凉。
  零二年，突接唐克的信，说阿柳和唐棣参加了欧洲旅游团，路过巴黎，不日即到。我和雪问清了到巴黎的日期和住处，便去酒店等她们。在酒店大厅里坐了很久，终于见到母女俩。从阿柳脸上几乎看不出岁月的痕迹，似乎七八年在广州分手时她就是这个样子，仍然瘦小、安静，只是眉宇间多了成熟和自信。唐棣则是个小美人，穿着入时，举手投足间透出妩媚。坐在酒店的酒吧里闲聊，说起唐克，小唐棣颇对老爸不以为然，小有抱怨。我说她老爸是我的启蒙者，对我一生有重大影响。她几乎不相信，瞪大眼睛，一副吃惊的样子，撇撇嘴说：“我老爸什么也不会，对家里也不负责”。听她这么说，我心里有些不安，真想告诉她：噢，孩子，别这样说你的老爸，其实他很“负责任”。他的责任是在冰封的雪原上用青春燃起篝火，让那些想逃离心灵监狱的人能得些温暖。你无法想象你老爸所负的“责任”，那是一种“自由的责任”。我得益于此，并心怀感激。你老爸确实“什么也不会”，那时他只知一事，就是相信监狱之外有另一种生活，而这一事却造就了我们的整个世界。唐棣，宽容地对待你的老爸吧，他或许不合你的要求，但他曾创造了自己“真实的生活”。好孩子，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你们的时代刚刚开始。然何者为佳，只有神知道。
  零三年，唐克要来巴黎了，来看看这座“宛如一朵灰色的玫瑰，在雨中盛开”的城市。
  我和雪去酒店等他。见唐克从旅游大巴上下来。我们远远看他，正热热闹闹四面招呼着，想必一路又俘获了那些大姐的心。我叫他，他回头看见我们，一脸的笑，眼睛都眯上了。晃着身子走过来，还是老样子，只是肩上没有了那把老吉他，换了一架老相机，镜头后面的折箱已磨出白痕。这种款式的相机，怕只能在巴士底狱广场周围那些卖古董相机的铺子里才能见到。我随口问他哪里找来这么个古董，他立即给我讲了个故事。说这架相机是七六年天安门事件时江青特批从德国进口的“蔡司”机，专为拍那些“暴徒”。一共进口了两台，都归公安部专用。现在一架存档了，另一架就在他手上。目前他供职于“广州科学技术园区”，专负责摄影，所以必须用这种“顶尖”的相机。我有点不相信这事，但他言之凿凿，而且报出一大堆相机的数据，唬得我再不敢说话。他倒没完，抱怨萍萍的妹妹光光，说她就在慕尼黑，却不帮他的忙。原来这架老“蔡司”丢了根快门线，而蔡司公司总部就在慕尼黑，光光很容易就能找蔡司公司给他配上这根快门线。天啊，就算这是江青同志七六年在德国买的相机，如今三十年过去了，还能配上原型号的快门线？有点天方夜谭。
  放下相机这件事，我们把唐克接回了家。拉拉杂杂闲聊，主要听唐克讲他在摄影方面取得的“成就”。他特意带来一张广州科技开发园区的全景照片，大约有两米长，照片上高楼鳞次栉比，一派纽约式的景象。他说马上要去昆明国际花卉博览会拍照，并随手送我两个精美的镜框，里面是蝴蝶标本。唐克说了半天，似乎就是告诉我，他已经“与时俱进”了。我能感到他平日在国内受到的压力，似乎“盛世”激流冲得他有点站不稳了。我心痛他，忙把话岔开。唉，老兄弟，我只想知道：在心里，你的日子过得可妥贴安稳？终于，我们谈起了旧日时光，唐克的声音开始低沉，缓缓地变得从容。随后便向我要一把吉他。我却没有为他准备。雪半开玩笑说，只有盈盈玩的一把儿童吉他，唐克却高兴地说“拿来试试”。这把儿童吉他在他手上，像巨人手里的一片树叶，小到不成比例。但他仍努力要调出音来，挣扎了一会，终归不能成调，便颓然放下，眼睛中流出失望。这真是我的不是，我们见面总要唱歌的啊！
  第二天晚上，我们接唐克去蒙马特。这是几十年前他常挂在嘴边的一个名字。在这座小山上，聚集着雷诺阿、梵高、毕加索、莫吉尔扬尼、M·雅各布……。二十世纪巴黎艺术家群诞生在蒙马特，成长于蒙帕纳斯。“洗衣坊”故事就是唐克讲给我听的。我们沿着古老昏暗的小街漫步，看山下巴黎万家灯火。想象着一扇古老的门后突然走出海关职员亨利·卢梭，他笔下的潘神正吹着德彪西的《牧神午后》，忧郁的笛声飘荡在晚霞未褪、明月已升的天际。我们几乎不再说话，沉默表达着感动。走到梵高画鸢尾花的咖啡馆时，里面已经挤满了人。找不到座位，我们就在隔壁的咖啡馆坐下，要了啤酒和咖啡。里面一位姑娘正唱，一个小乐队，两把吉他，一只架子鼓。歌是摇滚风格，节奏铿锵，声音高亢。这已不是旧时毕加索们所唱的歌，那时的蒙马特小调悠扬、诙谐，像毕加索拿来作画题的《曼侬，我的美人儿》。
  唐克听着，沉默着，似乎这歌声离他很远很远……再看他眼神，有点迷茫，或许这蒙马特的氛围带他回青年时光。姑娘唱毕，我们酒也喝完了。已是深夜，该走了。唐克起身，突然问我可否把桌上的垫纸和酒杯垫带走，因为上面印着蒙马特的图片和这家咖啡馆的名字，可以留个纪念。我说可以吧，于是唐克俯下身来。仔细把垫纸折好，一折又一折，像在折起他的青春，折起他流逝的年华，然后那样细心地把折好的垫纸放进贴胸的口袋里。我们转身下山，把岁月和梦想留在身后，留在蒙马特高地上。
  唐克走了，因为是旅行团集体活动，我没有去送他。纳兰词云：“谁复留君住。叹人生，几番离合，便成迟暮”。既然我们生命中的快乐与悲伤尽溶化在这送往迎来中，又何必一送？
  唐克，老兄弟，你如今在哪？那把老吉他是否已常悬壁上，久不作声？摘下它吧，请抚弦再歌一曲，在喑哑的歌声中有我想说的话：“晚风轻轻送来，想念你的那一首歌”。
  2008年 7月10日初稿2008年 7月30日改定跋宾雁去了，我心痛如割，想无论如何要写点东西纪念他，此时不动笔，读书识字又有何用？于是带着稿子去布列塔尼海边，每夜灯下疾书。雪在边上，我手写一页，她便在电脑上录下一页。十天稿成，算在宾雁灵前一哭。
  辅成先生去了，我彷徨无主。自初识思想，便与先生一起，或远或近，心灵上没有片刻分离。先生今天不在了，这世界变得空空的，才觉得自己的心灵的成熟远不到离师自立的程度。我不能不动笔，留下先生在我身边。
  佛家常以灯喻指明破暗，以宣佛法，故《五灯会元》中说“是知灯者，破愚暗以明斯道”。而燃灯者，即指明破暗之人。宾雁和辅成先生是我的“燃灯者”，唐克兄弟亦是我的“燃灯者”，是他在我只知道政治口号的时候，教我歌唱。
  承道群先生美意，把这些文字拾掇起来，集为一册，期许有助于这灯光照射久远，此是道群先生功德无量。北岛兄亦与我反复切磋书名。在此，向他们深表谢意。
  汉娜·阿伦特说过：“即使时代黑暗，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照明，这种照明未必来自理论和观念，而多是源于明灭不定，常常很微弱的光。这光照来自那些男男女女，来自他们的生活和著作。无论境遇如何，这光始终亮着，光芒散布，照彻世界，照彻他们的生命”。
  正因此，歌德临终前会要求：“多来些光”。
  书中文稿本来是写给朋友们看的，现要刊布，便请朋友们就此说几句话。于是朋友们便以宝石般的语言赠我。拿来置于书首，也算是借来一些光亮。好朋友，即使仅为了你们，写作亦是一件快乐的事，我又岂敢怠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