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与傅斯年

我猜想，这可能是陈师前半生留下的资料较少，而作为传主"出彩"的地方也较少的缘故吧。
    岳南先生的《陈寅恪与傅斯年》令我看到的是，他尽可能地搜集了陈寅恪与傅斯年家族前辈人物的一些史事，简明扼要地进行叙述点评，尔后对陈、傅二人留学期间，特别是在欧洲的交往史实，进行了多方搜罗和鉴别比较，通过当年在欧洲的中国留学生的书信来往与局外者的回忆文章，一点一滴查找、拼对、复原，基本勾勒出一个轮廓，让后人看到陈、傅二人在那个时代较为清晰的身影，以及二人在学术上相互影响、砥砺，渐行渐近，肝胆相照的生命历程。
    几年前，岳南先生为撰写《陈寅恪与傅斯年》这部书，找过我几次，特别是对抗战期间知识分子流亡西南的事情，询问得尤为仔细。我谈了一些我所知道的情况。后来听说为了写好这部书，岳南先生还赴长沙、昆明、重庆、成都、李庄等地，对傅斯年、陈寅恪那一代知识分子，以及我们这一批小字辈学者工作、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进行调查采访，体察当地风土人情，尽量在每一个细节上做到真实不虚。在这个基础上，他耗几年心血成就了这部著作，这种扎扎实实的写作态度是难能可贵的。此书涉及不少史事属首次有理有据、条理清晰地对外披露，填补了陈、傅两位大师研究领域的空白，对研究者与普通读者予以启迪的方面不少。
    正如岳南先生书稿中所描述的，由于历史和政治等原因，1948年后，陈、傅两位大师被迫离散，一位留在了大陆岭南中山大学，默默承受一系列政治苦难和心灵煎熬；一位归骨孤岛，长眠于台湾大学校园。两位天才的聚合离散，既是大时代的因缘，也是二人性格与思想观念不同所致。去台后的傅斯年曾把主要精力用于台湾大学的建设上，他想把这座日本统治时期创建的学府，改造成现代一流的大学和学术中心。可惜天不假年，他仅在台大校长任上奋斗了两年即溘然长逝，去世时年仅51岁。而留在大陆的陈寅恪先生逐渐落入了凄凉之境，于"文革"中精神备受折磨而死去。
    当年与陈寅恪、傅斯年同时留欧，且是好友加亲家的俞大维说：陈寅恪平生的志愿是写成一部《中国通史》，及《中国历史的教训》，在史中求史识，"因他晚年环境的遭遇，与双目失明，他的大作MagnumOpus未能完成，此不但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
    作为后来者，面对岳南先生撰写的这部著作，以及著作中所描述的两位天才大师的因缘际会，聚合离散，或许能让我们从另一个侧面更真切地感知历史的真相，并从中吸取一些"历史的教训"吧。
    是为序。
    何兹全，山东菏泽人，1935年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旋赴日本留学。抗战爆发后归国，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历史组助理研究员、研究员。1946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历史学，1950年归国。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著有《读史集》、《中国古代社会》、《中国文化六讲》、《何兹全全集》（六卷）等作品。
第一部分 第4节：乱世策士梦(1)
    乱世策士梦
    陈寅恪与李庄失之交臂，标志着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由盛转衰。当年史语所的主将赵元任，早在昆明时期就弃所而去，跑到美国任教于夏威夷大学，后转耶鲁与哈佛大学任教，终加入美国国籍，从此再也没有与战火熊熊的祖国同呼吸，共命运。抗战结束后的1946年，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的朱家骅致电赵元任，请其回国出任南京中央大学校长，赵元任只回了短短五个字的电文："干不了。谢谢！"
    此时史语所在李庄的另外几员大将如梁思永已重病在身，只能躺在病榻上做一点工作，李济的主要精力放在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李方桂早已离开李庄到成都燕京大学任教，凌纯声不久即到重庆教育部蒙藏司做了司长，只有董作宾、吴定良、芮逸夫、石璋如等几位元老还在李庄板栗坳苦苦支撑。面对渐渐冷清且有些悲凉的境况，如石璋如所说："留下的几个人不管如何，依旧规矩工作。"【1】
    所幸的是，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的抗战已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大道小道的各种消息水陆并进向扬子江尽头这个古老的小镇传来。
    1943年11月23日，蒋介石以堂堂中国国家元首和世界级政治巨头的身份（南按：原主席林森已于这年8月1日去世，蒋氏从这时起才算名正言顺的国家元首），出席了开罗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蒋介石本人与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增。
    就在抗战曙光照亮东方地平线并向浩瀚辽阔的天际放射之时，风云突变，即将全面崩盘的日本作战大本营，决定用尽最后一点力气拼死一搏，死里求生。日本大本营制订了以主力部队全线出击，进行一场贯通中国南北，联络南洋和摧毁美国空军基地的大规模战役，即抗战后期著名的"一号作战计划"。
    根据这一计划，在全面崩盘之前已经杀红了眼的日军，于1944年4月在中国南北一线发动攻势，先后发起豫中战役、长衡战役、桂柳战役等大规模决战。日军的死打硬拼，立即取得了相应的战果，国民党军队在各个战场虽进行了顽强抵抗，却连连败绩。仅几个月的时间，中原失守，战略中心衡阳陷落，湖湘一线的国军全面崩溃，导致广西失去了重要屏障。日军趁机迅速调集优势兵力，与西南战区的日军遥相呼应，南北夹击，在很短的时间内，南线军事重镇桂林、柳州、南宁以及广东、福建部分军事要塞相继失陷，中国军队损失兵力60余万。此后不久，日本中国派遣军和驻东南亚的南方军，在广西南部胜利会师，从而打通了中国内地通往越南的大陆交通运输动脉，完成了日军大本营拟定的"一号作战计划"。这一战略计划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日军的士气和野心，舆论认为："一号作战的显赫成果，可以说是使当时陷于凄惨不利战局中的日本，微微见到一线光明。"【2】
    就在柳州沦陷之时，骄悍的日军一部北进贵州，进攻黔南重镇独山，威胁贵阳，震动重庆，世界各方的焦点都骤然投向远东战场上的核心——中国大陆西南地区，中华民族又一次面临覆亡的危险。凶讯传出，举国皆惊，一时人心惶惶，感到又一次大难临头。国民政府召开紧急会议，商讨放弃重庆，迁都西昌或大西北的计划。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许多有识之士以民族大义为重，强烈要求国民党从西北地区撤回胡宗南部，解除对延安和共产党部队的包围与封锁。希望双方不要干戈相向，砍头斩腰地瞎折腾，应像抗战初期一样，捐弃前嫌，精诚合作，团结一致抗击日军，否则国民党将全面崩盘，死无葬身之地。在各色人物的奔走呼号下，1944年9月15日，国民政府参政会第三届三次大会主席团正式提议："请大会决议组织延安视察团，赴延安视察，并于返渝后，向政府提出关于加强全国统一团结之建议；兹推荐冷参政员遹，胡参政员霖，王参政员云五，傅参政员斯年，陶参政员孟和，为该视察团团员。"【3】尽管大会代表对此"咸报以热烈掌声"，但被提名的几人似乎对此没什么兴趣，陶孟和在开完会后便躲到李庄社会学所不再露面，只有傅斯年在进退中犹豫不决，似乎有某种期待，并把此计划写信告诉了远在成都的陈寅恪。陈氏于10月3日回函傅斯年：
    孟真兄左右：
    奉九月廿七日手书，知将有西北之行。此函达渝，未识已启程否。此行虽无陆贾之功，亦无郦生之能，可视为多九公、林之洋海外之游耳。闻彼处有新刊中国史数种，希为弟致之，或竟向林、范诸人索取可乎？"求之与抑与之与"。纵有误读，亦有邢子才误书思之，亦是一适之妙也。匆此奉复，顺颂行祺。【4】
    信中的林、范，指林伯渠与范文澜，从后来的情形看，傅斯年到达延安，的确找过范文澜等人并索取过部分书籍。而视察团的西北之行也确如陈寅恪所言，既无"陆贾之功"，也没有显示出"郦生之能"，可谓无功而返。不过，1944年这个纷乱的秋天，视察团并未成行，傅斯年一行真正抵达延安，已是第二年的事了。
第一部分 第5节：乱世策士梦(2)
    1945年5月，随着盟军打垮并占领了德国，取得了欧洲战场上的决定性胜利，国际形势急转直下，日本面临着全面崩溃的结局。与此同时，在老大中华这块地盘上，关于联合政府的国共之争，也到了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或者鱼网俱沉，总之是要彻底摊牌的最后关头了。
    在国共两党各不相让，且剑拔弩张的历史转折关头，第三党——即在抗战后期组建的中国民主同盟登场了。此同盟成员大多是散落于社会各界的儒生、策士，首领如章伯钧、罗隆基、黄炎培、左舜生等，皆为一时较有名头的知识分子与不肯安于现状的谋僚策士。在这一充满机遇的大动荡、大变革、大整合的历史性时刻，此辈儒生策士们产生了一种幻觉，认为战国争雄的苏秦、张仪时代再度来临，凭辩士们的三寸不烂之舌，施展揣摩、捭阖、钩钳、合纵、连横、转丸等"阴道阳取"的游说权变之术，即可令各方诸侯伏首听命，实现国家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