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与傅斯年

为吏威猛为治。道元好学博览，访渎搜集，撰《水经注》四十卷，本志十三篇，皆行于世。
    （三）多九公、林之洋，事见《镜花缘》。
    （四）"求之与抑与之与"第三、七两与字读欤。此句出自《论语·学而》篇。
    （五）邢邵，字子才，北齐人，雅有才思，日诵万言，有书甚多，不甚雠校，当谓误书思之，更是一适。
    南按：以上注释，有两处不确。
第一部分 第11节：延安归来(3)
    第一，此信并非写于1929年，而是写于1944年。1929年，傅斯年没有西北之行的任何计划，从他一生的行踪看，也找不到任何文字与事实上的印痕。而只有放在1944年这个时间段，方可解释全文旨意。信中说到"闻彼处有新刊中国史数种"，这个"彼处"就是延安。"竟向林、范诸人索取"一句的林，指的是林伯渠，其人是陈寅恪1904年考取官费生第二次留日时的同学，又是1916、1917年间在湖南省长公署任职时的同事。1934年，林氏参加红军长征，到延安后历任中共要职。抗战时期，国共合作，成立国民参政会作为国家最高咨询机关，林伯渠是中共七位参政员之一。范，当指范文澜，其时属延安知识分子首领之一，所著《中国通史简编》已经行世，并引起全国学术界的注意。范氏在196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简编》修订本第一编《绪言》中，曾回忆此书初版的写作经过："1940年我去延安，组织上要我编写一本十几万字的中国通史，为某些干部补习文化之用。我当时就同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的几位同志分工写作，由我总编。由于缺乏集体写作的经验，对如何编法没有一致的意见，稿子是齐了，有的太详，有的太略，不甚合用。组织上叫我索性从头写起。1940年8月至第二年四五月完成了上册（五代、十国以前），至年底完成中册（下册原拟写近代史部分）。校完全书我就转入整风运动中去，不再接触这个工作了。"既然范文澜1940年才到延安，1941年底才完成古代史部分书稿，则陈寅恪的信不可能写于1942年之前。另据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云，1942年6月，陈寅恪抵桂林，任教广西大学，1943年8月启程北行，12月底至成都，任教燕京大学。这段时间，傅斯年主要在李庄与重庆之间穿梭，同样没有要赴西北的计划，因而此信只有写于1944年延安视察团即将起行前。
    第二，信中的"郦生"非指郦道元而是西汉的郦食其。据《史记》载，郦生初识刘邦，便请命游说陈留令，使刘邦轻而易举地控制了号称"天下之冲，四通五达之郊"的陈留。后又游说齐王田广，计成，"伏轼下齐七十余城"。只是未等齐王献城投降，韩信便听从谋僚之计，举大兵攻打齐国，令齐王大为恼火，认为是郦食其欺骗了自己，遂将其捕来投入油锅当做人肉麻花一烹了之。因陆贾与郦生皆刘邦时代有名的说客，司马迁乃把陆郦并举，记于史册。《太史公自序》述其作意云："结言通使，约怀诸侯；诸侯咸亲，归汉为藩辅。作《郦生陆贾列传》。"
    又，陈寅恪信中的"陆贾之功"与"郦生之能"，喻古代朝廷使者劝说地方势力归附中央政府的功绩和才能，而当时傅斯年的"西北之行"是负有类似使命的。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陈氏凭借一个伟大历史学家的洞察力和对时局的非凡卓见，加之与傅斯年的特殊关系，他没有用"未必"之类的含糊措辞，而是非常肯定地预言傅斯年的"西北之行"，在当时的政治格局之下不可能达到目的，只能是"无陆贾之功，亦无郦生之能"，权作多九公、林之洋的海外之游罢了。这种对未来历史走向的洞见，在他的诗文以及与友人、学生的谈话中多有反映。所以说，信中的郦生非指郦道元而实指郦食其也。
    至于"纵有误读"之句的含义，则是陈氏虽不喜欢"先存马列主义见解，再研究学术"，但这并不妨碍像他当年在瑞士读《资本论》原文一样，了解一下号称延安头号马列主义学者的范文澜的史著。读不读是一回事，信与不信又是一回事，两者之区别就看每个人的识见与思想信仰了。
    【5】《无穷的困惑-黄炎培、张君劢与现代中国》，许纪霖著，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
    【6】《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出版。
    【7、8】《黄炎培日记》，1945年6月27日。转载《无穷的困惑——黄炎培、张君劢与现代中国》，许纪霖著，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
    【9】《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欧阳哲生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第一部分 第12节：延安归来(4)
    【10】《毛泽东自传》，斯诺录，汪衡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年出版。
    【11、13】《西行漫记》，［美］埃德加斯诺著，三联书店1979年出版。
    【12】《傅孟真先生与五四运动》，傅乐成，转引自《傅斯年》，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14、26、27、28】《傅斯年全集》，第四卷，欧阳哲生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15】《忆傅孟真师》，何兹全，载台湾《传记文学》，第60卷第2期。
    【16】对于这句话，有研究者认为傅斯年"将毛泽东比作雄才大略的项羽、刘邦，并将不堪大任的国军比作功败垂成的陈胜、吴广"（《圣地之光——城子崖遗址发掘记》，石淑波、于桂军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0年出版）。此说恐怕有误。当时的"国军"正配合盟军进入对日本军队的全面反攻阶段，达到了自抗战以来如日中天，最为辉煌的鼎盛时期，何以用来与两个自喻为鸿鹄实为燕雀而究不能成大器的草莽英雄陈胜、吴广之辈比之。傅其言，实乃以项刘比做国共两党，具体言之，乃以项刘比做蒋介石与毛泽东。陈胜、吴广是对自己以及五四时代的学生领袖罗家伦等辈无可奈何的自嘲与自谑。从傅的话中还可看出，此时的他依然没有把所谓的第三党——民主同盟放在眼里，更没有产生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辈认为的"苍茫大地"，须由民盟来力主沉浮的幻觉。因而，这也注定了傅在延安的观察与感受，与黄、章等人的大不同。
    【17】《学术大师治学录》，中国社科院科研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另，关于尹达撰写《报告》一事，中科院编的《治学录》作了如下叙述：1936年春，尹达（1906-1983）从殷墟被抽调到山东日照两城镇参加龙山文化遗址考古，由梁思永带队。这次发掘是为进一步探讨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的面貌，共发掘50多个龙山文化时期的墓葬。发现最多的是陶器，墓中的头骨已经腐朽，经多方努力，收取了30多个。发掘所得于秋天运到南京。撰写发掘报告的重担落在尹达肩上。他一面参加清理标本的工作，一面着手整理记录，编写考古报告。报告的主体部分写好后，还没有来得及写结论，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已经长驱直入，南京告急。1937年秋，尹达随史语所匆忙迁往长沙，敌机很快就对长沙开始轰炸。国难当头，尹达决心忍痛放弃即将完成的研究项目，毅然离开个人收入优厚、工作条件令人羡慕的学术机构，投身到民族革命战争的伟大洪流中。他和几位同事相约结伴，投奔延安参加抗日。1937年的年终这一天，尹达到达延安。
    关于《山东日照两城镇史前遗址发掘报告》稿，考古学家梁思永在1939年以《龙山文化》为主题所发表的论文中说："这个报告将成为对于山东沿海的龙山文化的标准著作，是研究龙山陶器不可缺少的参考书。"另据近年从台湾传来的消息说，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将用尹达的原名刘耀，出版这部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考古报告的未完稿。这份由史语所带到台湾去的考古报告稿，经过60多年的世事沧桑，终于获得了问世的机会，惜报告的执笔人却已命赴黄泉，无法看到自己的心血结晶了。
    【18、22】据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档案。
    【19】《范文澜》，朱瑞熙、徐曰彪，载《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名家》，刘启林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出版。
    【20】《中国通史》，范文澜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21】1949之后，黄炎培官至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这是中共投桃报李的酬谢。但黄氏经常在毛泽东面前不断地念及当年自己在延安时戴在中共头上的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也"、"打天下易，坐天下难"等圣人圣言"紧箍咒"。最后，已被念得极不耐烦的毛泽东，可能想起了太平天国时杨秀清以上帝之身用"劝世良言"来压制洪秀全的往事，索性来了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策略，转守为攻，一句"打天下也不易！"算是正式破了这个所谓的"周期率"与"紧箍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