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与傅斯年

自此黄见到毛泽东不敢继续啰唆，更不提什么"勃焉"、"忽也"之类道业高深的法术了。
    【23】《八十年来——黄炎培自述》，文汇出版社2000年出版。
    【24】《近三十年见闻杂记》，左舜生著，香港自由出版社1952年出版。
    【25】《傅孟真先生年谱》，傅乐成著，转引《傅斯年传》，焦润明著，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
    【29】台湾《传记文学》，第28卷第1期。
第二部分 第13节：日暮苍山远(1)
    第十三章生别常恻恻
    ◎日暮苍山远
    傅斯年作别陈寅恪，在重庆中央研究院办事处稍事停留，尽了一份"太上总干事"的责任后，便登船向李庄进发。抵达李庄时，正巧遇到同济大学师生于码头装载货物行李，即将离川乘船东下，重返离别了近九年的上海大本营。傅氏见状，心绪更加纷乱，待上得岸来，穿越镇内纷乱的街道和郊外一片葱绿的稻田，跨越五百多级台阶，大汗淋漓地登上板栗坳，已是暮色时分。
    一直翘首期盼的史语所代所长董作宾见傅氏终于到来，长吁了一口气，直言不讳地告诉说，史语所快到了散板儿的程度，特别是同人的家属们看到同济大学陆续东迁，越来越沉寂难耐，焦躁不安，三天两头跑来询问复员归京之日。年轻学者整天议论纷纷，无所事事。不知是谁打听的小道消息，传傅斯年可能要接替朱家骅出任教育部长，以后再也不管史语所了，众人闻听，如失擎天之柱，遂更加惶恐不安，大有兔死孤悲，树倒猢狲散之感。若不赶紧想法加以安抚，一群男女老少闷在这个形同葫芦一样的山坳里，恐怕早晚要出乱子。
    傅斯年听罢，想到自己自抗战胜利后，连续在重庆、北平、昆明、南京之间来回奔波，表面上搞得红红火火，且在媒体上出尽风头，不免有小道消息传播开来，直至搞得史语所同人信以为真，鸡犬不宁。他苦笑着道："糟糕，这都是我的罪过"，遂心生一计，当场找来一张白纸，在董作宾的书案上泼墨挥毫，上书"传言孟真要当官，斯年离所不做官"几个大字，挂在牌坊头大门的一边，以明心志，也算是对史语所同人的无声解释。
    随后，傅斯年与董作宾商讨具体的复员计划和处置措施。当晚，傅氏召开史语所同人会议，除了当面表白自己不会抛下众人到南京做官外，明确表示不管遇到多大困难，最迟至10月，也就是长江枯水期到来之前，一定要带大家重返首都，让大家得到应有的快乐与幸福。
    一席话令茫然四顾的史语所同人如同深夜中突然望到了跳跃的灯火，愁云顿消，郁郁寡欢之心境豁然开朗。
    一个星期后，傅斯年接到朱家骅发来的电报，令速至南京出席国府紧急会议，傅瞻前顾后，一咬牙离开了李庄。没料想，此次登上轮船，则是他与生活了六年的李庄的最后诀别。自此，那高大肥胖的身影从扬子江尽头山坳里悄然消失，而李庄的山山水水也只有在傅斯年的梦境里出现了。
    傅斯年虽已离去，整个史语所却明显地稳住了阵脚，空气为之一新。对于傅氏的人格魅力与崇高威望，董作宾后来曾作过如此评说："当年孔子在陈的时候，时常挂念着他的学生，并说"归欤，归欤！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孟真先生也许想起了这几句，要回所把同人们"裁"一下子。那时新旧同人，除了三两位老友之外，大部分是他一手培植的青年，受过他的训练和熏陶，爱之敬之而且畏之。"【1】
    此言尽管不算直白露骨，但也清晰明了，只要具备一些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史知识的人，就会明白董作宾所言内含的事理奥妙。
    时在李庄门官田社会学所陶孟和手下服务，并以研究太平天国史著称的罗尔纲，后来在谈到湘军兴起与中国近代史的关系时，曾着重指出曾国藩的湘军与李鸿章的淮军"兵随将转，兵为将所有"、"将富兵横"的个案，以及给中国近代社会带来的畸形危害。
    傅斯年创办的史语所，虽没有湘军与淮军之营制、饷章之独特，但基本上沿袭了"兵随将转，兵为将所有"的习气。除李济、董作宾等几位元老外，凡后来入所的青年学者不只是"大部分是他一手培植"，几乎全部都经傅氏一手选拔提携。从中央研究院档案看，历史语言研究所之名，最早出现在1928年6月第一次院务会议上，当时作为院长的蔡元培对于"无中生有"的这个机构筹设的构想、意义和目标，不甚了了，只是出于对傅的信任才允许设置开办。稍后傅斯年在写给胡适代向蔡元培要求宽列史语所经费时说得明白："蔡先生此时实不大了然我们这个研究所所处的地位。"【2】而傅向中研院提交的第一期报告中，也明确表示对于新的人事布局与争取的学者，必须合乎他本人的史学思想，并要"成就若干能使用近代西洋所使用之工具之少年学者"【3】，绝不引诱主观而乌烟瘴气的人前来捣乱滋事。"如果一旦引了，不特有时免不了致人于无用，且爱好的主观过于我们的人进来时，带进些乌烟瘴气，又怎么办？"【4】日后的事实完全证明了傅在这方面的坚持与固执。
第二部分 第14节：日暮苍山远(2)
    史语所筹划之初，其成员结构从1928年正月以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为班底，到当年岁暮，变成以清华研究院人员为主体，就其内在本质而言，则是从"本土派"变成西洋"海归派"，傅、陈、赵、李连同后来的吴定良等清一色西洋"海龟"构成史语所核心，而顾颉刚则被踢出圈外。当然，不能说顾颉刚是属于"捣乱滋事"与带进"乌烟瘴气"之人，这种做法除了门户之见外，重要的还是基于学术的志向与思想观念的异同。其他自荐或被荐入所者，其情形大体如此。顾颉刚出局之后，北大考古研究室主任、著名金石学家马衡欲加入史语所，想不到竟被傅斯年作为不"预流"之人而婉拒，后马衡虽官至故宫博物院院长而誉满学林，但总未能跨入史语所那高傲得有些邪乎的门槛。稍后，在史学界颇有些名气，且自视甚高的苏州才子、燕大教授郭绍虞，毛遂自荐又想在史语所找一把椅子坐坐，并讲了自己一大堆研究成就如何伟大与不可或缺等，傅连眼皮都未眨一下，只把嘴一撅，大号烟斗往桌上一敲，便将此君仍视为不"预流"之辈而一口回绝。在李庄期间，梁思成推荐的燕大毕业生王世襄，赴重庆与傅斯年相见时，更是被傅氏看做上不了台面之人。傅氏当着梁思成的面横眉冷对，一句"燕大毕业生没有资格到我们这里来"作了拒绝，并当场将其轰出门外，弄得推荐者梁思成灰头土脸，大失面子。不仅如此，即使堂堂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推荐之人，也屡屡遭拒。如蔡元培1930年因"七十五岁老友专函介绍"的王君瑞；1931年荐介以治《战国策》闻名的钟凤年；1932年介绍的"初交"蔡哲夫；1934年荐介以《中国词学史》著称的薛砺若；"于蛮源史籍致力颇勤"、"蒙文程度亦似可应用"的毛汶；由汪精卫函荐，再由蔡亲荐的吴向之；1936年荐介的傅氏"北大旧同学"金毓黻等，皆为傅斯年以"本所限于经费"而"一时无法借重"为托词，全部当做臭狗屎和会带进"乌烟瘴气"之辈关在门外。当时的蔡元培为尊重史语所或者说傅斯年的"人事独立"规矩竟也毫无办法。由此可推想陈寅恪荐举的蒋君大沂之命运也当如此。【5】
    据北大浙江派具有"鬼谷子"与军师之称的重量级人物沈尹默回忆说："蔡先生的书生气很重，一生受人包围，民元教育部时代受商务印书馆张元济（菊生）等人包围………到北大初期受我们包围（南按："我们"，包括马幼渔、马叔平兄弟，周树人、周作人兄弟，沈尹默、沈兼士兄弟，钱玄同，刘半农等，亦即鲁迅作品中引所谓正人君子口中的某籍某系）。"又说："以后直至中央研究院时代，受胡适、傅斯年等人包围，死而后已。胡、傅诸人后来和我势同水火，我南迁后，蔡先生时在京沪间，但我每次拟去看蔡先生，均不果，即胡、傅等人包围蔡所致。"【6】从沈氏的回忆可见傅斯年霸气之盛，更可见史语所在中央研究院甚至天下儒林中的非凡地位。不过，说这话的沈尹默本人的性格以及在北大的为人为学，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令人诟病的地方亦是多多，在许多地方远不如傅斯年得人心。1922年胡适从丁文江、秦景阳等人口中了解到的北大十年史，几乎就是一部沈尹默弄权史，连胡适本人也不免为其利用，此案例在胡适的日记中有明确记载。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7】
    所谓道不同，不足与谋，只要傅斯年认为来者与他心目中的"道"相同，便设法笼络到麾下，加以"培植"扶持。如陈槃、周法高、全汉昇、张政烺、周一良、杨志玖、逯钦立、王利器、邓广铭、马学良、李孝定、张秉权、王铃、周祖谟、何兹全等，无不是傅斯年亲手招到史语所并"培植"成材的——尽管此辈并不是从西洋游回来的"海龟"。这一做法所产生的一个后果是：傅斯年成为被培植者的教父，随时随地可操控、调配一切，并形成了同曾国藩的湘军一样"兵随将转"的政治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