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与傅斯年

每在备课前数日，便与王永兴及后来投奔到清华园陈氏门下的另一位助手汪篯，详细说明所讲授之内容，指定二人把所需书籍找出来一一诵读。
    在王永兴的记忆里，陈寅恪在这段时间备课要读的第一部典籍总是《资治通鉴》，其次为《通典》、《唐会要》、《唐六典》、两《唐书》等。陈氏对宋代先贤的史学评价甚高，亦最为推崇，曾有过"宋贤史学，今古罕匹"【46】、"中国史学莫盛于宋"【47】等话传于弟子。在宋贤中，陈氏犹服膺司马光与欧阳修两位大家，他在所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自序中，曾云：吾国旧史多属于政治史类，而司马温公《通鉴》一书，"尤为空前杰作"。陈氏所论，与中共领袖毛泽东不谋而合。毛对《通鉴》极为重视，1953年曾亲自委托范文澜、吴晗组织点校过该书。次年，毛曾对吴晗说："《资治通鉴》这本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俱。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校点本出版后，毛泽东放在床头爱不释手，据说一生共通读了17遍并作了阅点。毛对他的护士孟锦云说过这样一番评语："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看来，人受点打击，遇点困难，未尝不是好事。当然，这是指那些有才气，又有志向的人说的。没有这两条，打击一来，不是消沉，便是胡来，甚至去自杀。那便是另当别论。"【48】
第二部分 第25节：北归一梦原知短(2)
    因各自的出身、学识、地位以及视界、志向、理想、遭际不同，尽管毛与陈都推崇《通鉴》，但对这部名著的读法和深层理解自然不会一致。在毛看来，秦始皇坑杀几个儒生算不了什么大事，实在平常得很，所以后来在郭沫若撰文反对秦始皇，并显摆他的《十批判书》时（南按：内有批秦始皇的文章），毛曾明确表示"十批不是好文章"，并严厉警告郭"劝君少骂秦始皇，焚书事业要商量"。到底要商量什么，毛没有明确指出，但至少像司马迁者流，因不合时宜地乱发议论，结果触怒龙颜之事，在毛看来更是坏事变好事的一个例证。因为剪掉睾丸的太史公已失了男人的身价，既不能惑众，又不能拉杆子造反，只能心无旁骛与满含悲愤屈辱地写点文章，一不小心，便有《史记》的横空出世，给后世留下了一部伟大的精神财产。此事在陈寅恪看来，若写一部令后世推崇的《史记》，非得以血泪为代价换之，那么这部"史家之绝唱"不唱也罢。至于披枷带锁，流徙发配，浪迹天涯而仍著书立说者，其精神意志及胸怀当然可敬可佩，但执掌生杀大权者，还是应该让这种泪水飞溅，呼天抢地的状况少一点更具人道。或许正因了这样的思想与独立精神，陈氏对史上两司马的人生际遇充满了无限的同情，对其著作总是抱着"同情的理解"心境，发前人未发之覆，传文化香火于后学的。
    按一般规律和程序，当《资治通鉴》摆到桌上后，助手需按导师指定的书目章节一段段读诵下去，坐在椅子上以手托头静心聆听的陈寅恪轻轻把手一点，表示就要停下来，然后陈氏再以手抚头开始沉思冥想一番，提出问题及注意之点，让助手记在本子上。待记下几条后，导师又吩咐助手查寻两《唐书》、《唐会要》、《通典》中与此相关的记述，并一一诵读。陈寅恪通过聆听比较，对每一条材料都作严格谨慎的校勘与考证，最后指出几种典籍所记载之不同处，何书记载可靠，何书记载有误，何书是妄倡谬说，等等，助手一一笔录。待这一切程序完毕，所教授的讲稿或者详细提纲也就顺理成章，可以开坛受徒了。对于这个过程，王永兴曾回忆道："当时上课是在寅恪先生家里，一般有二三十个学生，上课之前他指定我在黑板上写史料，然后，坐在一把藤椅上，问我写了些什么材料，我一一和他说。没有材料，他是从来不讲课的。两黑板的材料讲完了，我于是再写。讲课之后，他常常问我这样讲，学生能接受吗？他常要我征求学生们的意见，然后再修改讲课稿。陈先生讲课精湛，深入浅出，引人入胜，而在这背后的，是他备课的辛勤。他年年开课，年年都是这样备课讲课。"【49】纵观数千年之中国教育史，有多少盲人教授不得而知，但此种备课与授课者则鲜矣。所幸历史未能忘记这一笔，否则将是历史之无情，人类文明史之大缺憾。陈寅恪读《通鉴》是否像毛泽东后来一样，也达到了通读17遍，或更多或更少的程度不得而知，但有些地方能大段背诵却是事实。有次王永兴读至某段，端坐在椅子上的陈氏突然把手一挥示意停止，并要求重读。王意识到可能有脱漏之处，便仔细一字一句慢慢读去，果然发现初读时脱漏一字。陈氏之超群的记忆力与一丝不苟的精神，令这位弟子汗颜的同时又愈加敬佩。
    翌年冬天，北平大寒，清华各院住宅本装有暖气设备，经日寇盘踞，加之抗战后国民党三十八军一度接收，暖气设备全部拆毁废弃，水管冻裂无法修复，师生只有忍饥受冻艰难苦撑，不少教授因此病倒在床，痛苦呻吟。此时国民政府经济已全面崩溃，物价飞涨，人命微贱。到手的钞票每天加两个"0"，还是跟不上物价的飞速蹿升，直弄得民不聊生，教职员工命悬一线。这就是傅斯年告别北大时所说的，面对啼饥号寒的师生，政府必须提高其待遇，"不要视之如草芥，这道理尤其应该请行政院院长宋公明白"的根由。但这个时候的宋公（子文），只顾自己大发国难之财，并设法把劫掠暴敛的不义之财转往外国银行，哪里还顾得这些教授学生的死活？面对惨淡的经济与政治前景，陈寅恪有诗云：
第二部分 第26节：北归一梦原知短(3)
    葱葱佳气古幽州，隔世重来泪不收。
    桃观已非前度树，藁街繁荣最高楼。
    名园北监仍多士，老父东城有独忧。
    惆怅念年眠食地，一春残梦上心头。
    正是在这样一种恶劣的政治、经济条件之下，当傅斯年拼尽全力与孔宋集团搏斗拼杀时，陈寅恪明确表示支持并为孔宋最终倒台而称快。
    此时目盲畏寒，身体多病的陈寅恪一家，再度面临穷困潦倒，朝不保夕的境地。时在北大任教的季羡林前去探望，悲不自胜，当天即向胡适作了禀报。名满天下的胡氏对学界确有成就的知识分子，总体上还保留着尊重、爱护、同情之心，当年王国维到清华国学研究院任教，胡曾出过力气。胡氏这种行为无论于公于私，都为时人和后学称道。陈寅恪早年的《王观堂先生挽词》诗作"鲁连黄鹞绩溪胡，独为神州惜大儒。学院遂闻传绝业，园林差喜适幽居"即颂其事。胡适是安徽绩溪人，诗中的"绩溪胡"自然是指胡适。正由于胡氏对神州大儒王国维的爱惜尊崇，加之陈寅恪的诗作问世，胡适荐王国维进清华的故事遂成为后人常言不衰的一段佳话。
    对于1947年的胡适而言，沉湖的王大儒早已驾鹤西行，已无需他于滚滚红尘中给予什么关照和爱惜了，只是尚活在神州大地的另一位大儒陈寅恪，却急需他这个身居北大校长高位的绩溪才子加学界领袖怜惜一把。而从以往的交谊看，胡、陈两家亲属在台湾驻守时，曾有过一段因缘际会。尽管胡适暴得大名之后在政学两界树敌不少，特别是北大浙江派对其多有恶言，但陈、胡之间的友谊却一直保持下来，否则当年在重庆选举中研院院长时，陈寅恪不会公开放言"本人不远千里来重庆，只为了投胡先生一票"。这种明显带有向其他窥视者挑战意味的话语，若不是二者心心相印，彼此尊敬，以陈寅恪的性格和为人处世态度，他是不会公开作如是说的。陈寅恪尝言，自己在历次中研院评议会上"是绝不发议论的"。若此说当真，重庆选举当是个异数，由此可见胡氏在他心目中举足轻重的位置和分量。当然，胡适也不是糊涂虫一个，或者作为投桃报李，或者处于内心的真挚感情，若有机会乃会知恩并设法报答。此前陈寅恪赴英就医，抵伦敦后，由著名眼科专家SirStewardDuke-Elder负责诊治，第一次手术后有进步，但眼睛吸收光线尚无好转，仍模糊；第二次手术想粘上脱离之部分，失败。但总的比出国时好，医告勿须再施手术。此时的陈寅恪尚存最后一线奢望，遂请在国外访学的熊式一教授，把英伦医生的诊断书寄给时在美国的老朋友胡适请求援助。胡托人将诊断书送往哥伦比亚眼科学院咨询，对方告之亦无良策，无法手术，胡适"很觉悲哀"，徒叹奈何。百忙中只好托在美访学的全汉昇带了一千美金给陈，以示关照。1946年4月16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寅恪遗传甚厚，读书甚细心，工力甚精，为我国史学界一大重镇，今两目都废，真是学术界一大损失。"
    陈寅恪携家重返清华园，胡适多次前来拜望自是不在话下，只是随着国民政府即将崩盘，北大学潮汹涌，面临即将再度散板儿的混乱局面，夹在其间的胡适上下奔波，已是心力交瘁，焦头烂额，无力他顾。而清华与北大如同两家人过日子，各有难言之隐和不便与人道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