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与傅斯年

眷属可自行疏散，或于十日内迁往上海，可能出国者尽量助其成；南京地区文物、图书、仪器、文卷等先行集中上海，由安全小组封存，伺机再南运台湾等。
    会议之后，各所组织人员携公私物资陆续向上海撤退，以"静观待变"。
    与此同时，根据蒋介石和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翁文灏的指令（南按：翁接替宋子文任该职，本年11月26日辞职，做逃跑准备），在南京的故宫博物院、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央图书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四家机构所藏的珍贵文物、图书和历史档案，全部装箱运往台湾。由教育部次长、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杭立武全权指挥。待一切准备就绪后，海军司令部派来"中鼎号"运输舰与一个连的官兵协助装运。此船共装运四家机构运来的古物和历史档案、标本、仪器等772箱，由李济担任押运官，全程负责运输、装卸事宜。
第二部分 第23节：最后的晚餐(2)
    1948年12月20日，满载国之重宝的"中鼎号"军舰拔锚起程，由上海进入激流汹涌的台湾海峡，向陌生、神秘的基隆港驶去。军舰在大海里颠簸了一个星期，直到27日才到达台湾基隆。
    因前方战事吃紧，国民党海军一时无船可派，第二批运输包租了一艘招商局的海沪轮，由于船舱较大，仅史语所的古物、资料就装载了934箱。该船于1949年1月6日起航，仅三天即到达基隆港。
    第三批是海军部派来的一艘"昆仑号"运输舰，该舰船自1949年1月29日开出，直到2月22日才抵达基隆。至此，四家机构共4286箱古物、资料、珍贵图书、档案等全部运完，无一件损坏。仅南京故宫博物院运去的珍贵文物就多达2972箱，这批文物后来存放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史语所运去"内阁大库"档案多达311914卷（册），其中明代档案3000多卷（件）。此物抵台后，先借放于台北杨梅铁路局仓库，后转南港史语所办公大楼资料库永久保存。
    就在四家机构的古物、图书、档案等仓皇运台之时，朱家骅奉命动员中央研究院各所人员全部迁台。令他颇为失望的是，大多数人员不愿随迁，仍要在南京、上海"静观待变"，只有傅斯年主持的史语所较为积极，但傅同样处于"去留之间两徘徊"的境地。此时此刻，真要让他带领全所人员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大陆，心中的彷徨痛苦可想而知。据史语所研究人员陈槃回忆：
    自三十八年冬（南按：应为三十七年），首都告急，群情惶急，不知何以为计。
    一日，师（傅斯年）召集同人会议，惨然曰："研究所生命，恐遂如此告终矣！余之精力遂消亡，且宿疾未愈，虽欲再将研究所迁入适当地区，使国家学术中心维持得以不坠，然余竟不克荷此繁剧矣。今当筹商遣散。虽然如此，诸先生之工作，斯年仍愿尽最大努力，妥为介绍安置。"
    同人此时，以学术自由之环境已受威胁，于多年生命所寄托之研究所，亦不胜其依恋可惜。一时满座情绪，至严肃悲哀，有热泪盈眶者。
    师于是不觉大感动，毅然曰："诸先生之贞志乃尔，则斯年之残年何足惜，当力命以付诸先生之望耳。"
    本所迁移之议，于是遂决。【42】
    陈氏之记载应当属实，但仿佛又令人联想起古代坊间小说的某些情节。傅的这段讲演也颇具梁山好汉们特别是宋江之流惯用的伎俩，具有典型的利用民众心理来达到目的的戏剧性效果，想来傅斯年是深谙《水浒》等坊间小说精髓的。或许此时的他并不是利用和欺骗，而是把他的真心诚意借用这一古典的戏剧性手法加以表达也未可知。但无论如何，他的目的是达到了。全所大部分人员开始于惶恐纷乱中携妻带子紧急逃往台湾海峡那边的孤岛，只有夏鼐、郭宝钧、吴定良等少数人留了下来。在抗战胜利后中央研究院已建成的13个研究所中，除半个数学所赴台外，这是唯一一个"兵随将转"，被傅斯年较完整地一锅端到台湾的重量级学术机构。
    只是当赴台人员心怀凄凉，在风高浪急的台湾海峡动荡颠簸时，傅斯年没有离去，他仍留在南京奔波忙碌。
    于风雨飘摇，大厦将倾的危急时刻，朱家骅、傅斯年、杭立武、蒋经国、陈雪屏等在蒋介石授意下，紧急磋商谋划"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抢救计划"细节办法，并拟定了"抢救人员"名单。名单包括四类：（一）各院校馆所行政负责人，（二）因政治关系必离者，（三）中央研究院院士，（四）在学术上有贡献并自愿南来者。四类人员约60人，连同眷属共约300人，由北大、清华的郑天挺、石树德等教授负责组织联系，国民党北平"剿总"指挥部予以协助，分期分批运往南京。傅斯年在致郑天挺的电文中特别要求："每人只能带随身行李，通知时请其千万勿犹疑，犹疑即失去机会。"又称："机到即走，不能观望稍有迟疑不决。"【43】所需运载机由已转任交通部长的俞大维全权调度。
    南京方面急如星火地电催主持北大、清华校务的胡适、梅贻琦迅速南下，但此时的胡适正忙于筹备北大50周年校庆不肯起身，梅贻琦也在磨蹭观望。直到1948年12月12日，胡适接到南京教育部长朱家骅亲自拍发的电报："明天派专机到平接你与陈寅恪等与家人来京"，他才突然决定离开北平。
    15日，平郊战火蔓延，枪炮声更趋杂乱紧急，清华园已成为共产党的天下。蒋介石亲自下达手谕派出飞机再次飞临北平上空，飞机冒着解放军的炮火，在南苑机场强行着陆。胡适得此消息，决定登机出逃。临行前，他派人力劝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共同南飞，陈垣不从，只好不再顾及。在胡适心中，在即将南飞的最后一刻，无论如何，有一个人必须拉上，绝不能让其留在眼看就要落入共军之手的北平，这便是他的好友陈寅恪。
第二部分 第24节：北归一梦原知短(1)
    ◎北归一梦原知短
    1946年10月，陈寅恪安顿女儿流求、小彭在南京读书，与夫人及小女美延赴上海，乘船转道北上抵达北平，重返阔别九年的清华园。此时的水木清华因在抗战中被日军征用为营房和马厩，房屋破损，残垣断壁，望之令人怆然。好在梅贻琦已提前派人对整个园区房舍进行了简单的修缮，师生勉强能够住居和开课。
    陈寅恪一家暂住清华园新林院52号，抗战爆发时在天津离去的工友陈忠良也回到了陈家，生活等诸方面算是安顿下来。同战前课程安排一样，陈氏仍任中文、历史两系合聘教授，外兼已复员的燕京大学研究院导师。因此时的陈寅恪已双目失明（南按：据陈氏对他的弟子王永兴说，有些东西还能影影绰绰看到一团影子和辨别眼前人的大体轮廓），教学研究皆需助手查阅诵读所需书籍资料及抄写讲稿，通过清华校方与北大校长胡适相商，特别将弟子王永兴从北大文科研究所借调到身边充任助手。陈寅恪心境渐渐由焦躁凄凉变得平和温暖，决心静下来好好做一番学问，并把自己的书斋取名为"不见为净之室"。
    面对陈氏的雄心壮志与传道授业的急切心情，家人、助手与友人皆为其捏着一把汗，担心其身体不能支撑。清华历史系主任雷海宗前来探望，见陈氏身体仍处于病弱状态，便转达校长梅贻琦的建议，劝其先休养一段时间，搞搞个人研究，暂时不要开课。陈寅恪听罢当即回答说："我是教书匠，不教书怎么能叫教书匠呢？我要开课，至于个人研究，那是次要的事。我每个月薪水不少，怎么能光拿钱不干活呢？"【44】送走雷海宗，陈寅恪立即吩咐当时在场的弟子王永兴，通知在历史系、中文系各开一门课，立即行动，不得有误。雷海宗一看这阵势，自知不能再劝，但仍不忍见到一位双目失明的老人来回奔波，于是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让学生到陈宅上课，陈氏允之。许多年之后，王永兴对陈寅恪这一做法曾深情地回忆道："使我感动的是他那朴实而坚定的语言，他没有说过作为一个教师应该如何如何的冠冕堂皇的话，但是，他的身教要比那许多话高明得多。今天，我作为一个教师，虽学识浅陋，但仍要每学期开两门课，是因为每每想起老师身教如此，不敢懈怠。"【45】
    有证可查的是，陈寅恪重返清华，为历史系开的课程为"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史"，这个课在抗战期间的西南联大与燕京大学都开过，对陈氏来说应是轻车熟路，照着原来的提纲重复一遍即可应付交差。但陈寅恪的不同之处在于，凡是此前讲过的内容基本不再涉及，若有著作出版问世，涉此专题的课程便永不再讲。用陈寅恪自己的话说就是，著作都已出版了，同学们拿来用业余时间读一读就可以了，不必再把光阴浪费在课堂上，除非在讲述中非涉及原来讲过的课题而不能明了事物本身起承转合的内在逻辑。陈氏本人素来鄙视靠一本讲义翻来覆去吃一辈子的教授，认为这样做不但误人子弟，简直是图财害命。当他自己开课时，对此点特别注意并作出率范。虽是同样的中古史甚至具体的隋唐史，陈寅恪每讲必有新意，发前人之未发，也就是他自己所说的"不甘逐队随人，而为牛后"之精神。